科技复兴的重要基础

一、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科技复兴的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前，因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战乱频繁，科技事业机构残缺、人员不足、经济拮据、环境险恶，科学极为落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187个千疮百孔的、在高等学校和工业部门的科研机构和691名有一定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有30多个专门研究机构，但有的已名存实亡。整体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状况，正如一些学者所总结概括的：一是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导致科技发展缺乏动力；二是散漫无组织，科技工作者有限的工作只是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努力，缺乏组织计划；三是脱离实际，由于生产力落后，政府又来不及重视科技工作，迫使科技人员根据自己的好恶，走上为研究而研究的道路，脱离实际，脱离现实；四是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发展不平衡。⁽¹⁾新中国的成立为科学技术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科学技术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成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复兴的内在动力。

这种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体现在

（1）新中国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视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四十三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明与发现，普及科学知识”。同时通过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的提案。在此次会议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规定：成立科学院，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10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刚刚任命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颁发“中国科学院”印。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并通过改组、调整组建了科研机构，奠定了中国国家科学研究体制的基础。1955年6月1日还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学部，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进入学术领导行列，对于推进中国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以后，科学家的地位得到提高

如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性科技团体的筹备组织就推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大业；又如科技团体有重大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常应邀出席，听取科技专家对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有时还借会议讲坛作科技发展的政策报告等。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的覆灭，全国解放在望，科学技术工作者倍感兴奋，他们认识到进一步团结和组织起来的必要。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最先提出举行全国性科学会议并在会议上建立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组织，这一建议不仅得到广大科学工作者的赞同和响应，而且得到党的支持。当时，虽然各地战火未熄，革命事业万端待举，但是中央为了建立新中国，为了选举科学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同时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展科学事业，团结教育科学工作者，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贡献，同意着手筹备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1949年5月14日，“科代会”第一次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的促进会。在促进会的积极筹备下，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49年6月19日在北平灯市口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所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陈云和中共中央委员林伯渠先后向大会讲话。1949年7月13日，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的正式会议在原中法大学礼堂举行，会议由吴玉章致开幕词，接着徐特立、叶剑英、李济深、郭沫若等相继致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专程到会并做了讲演。会议选出了代表筹委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粱希、李四光、侯德榜、贺诚、茅以升、曾昭抡、刘鼎、严济慈、姚克方、恽子强、涂长望、乐天宇、丁瓒、蔡邦华、李宗恩等15人；候补代表靳树粱、沈其益两人。他们作为科技界的代表，参与了筹划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6个分组委员会中，曾昭抡参加了“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侯德榜参加了“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贺诚参加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委员会”，严济慈参加了“宣言起草委员会”。粱希、李四光、侯德榜三人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粱希进入这次会议的主席团并被选为常委。⁽²⁾这不仅表明党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视，表明科学技术工作者地位的提高，而且推进了科学家的联合。

1950年8乐18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正式开幕。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黄炎培，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交通部长章伯钧，水利部长傅作义，农业部长李书诚，卫生部副部长贺诚，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等应邀向大会作了报告。

（3）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中国科学技术新发展的良好的政治氛围，为中国科技事业创造了新的动力

这种动力为当时的政治界、科学界认识和把握。朱德说：“中国近百年来因受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官僚的剥削压迫，科学不能发展，建设工作不能展开……现在我们大军已渡过长江，全国很快完全得到胜利，摧毁了反动统治，消除了生产障碍，开辟了科学发展的道路。”⁽³⁾周恩来说：“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工作者，想超越政治是不可能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有阶级存在，人压迫人乃是客观事实，自然科学工作者纵然主观上想脱离政治，也脱离不开；所谓‘超阶级’是不存在的。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行新政，讲洋务，输入造船、兵工一类西方科学，是为了适应清朝封建买办统治的需要。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封建买办的官僚政权下面，自然科学的研究被当作装饰品，自然科学工作者除少数人在极困难条件下孜孜不息外，一般的均所学非所用，专门知识和技能无法施展……中国近代史已经完全说明，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面，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⁴⁾

李济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政治统一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发展的意义，他说：“从前我在那次南京出狱之后，许多朋友都劝告我不必再过问军事政治。但是这若干年以来，我看见国家仍旧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封建官僚的剥削压迫，使我这垂老的心情不得不激起奋斗。中国一向最大的问题就是穷，若是能使科学尽量发展，则一切工业自必就会发达，那样则穷可治，国家也必富强。我今年60几岁了，目见中国建设了几十年，过去再清朝张之洞时，讲求洋务引入西方科学，诸般建设大致已具规模。一直经过了这几十年，依然如此，甚少发展，可知政治问题如不解决，则一切科学建设根本即谈不到，甚至把原有的反而摧毁。……我在四川曾经去到五通桥参观黄海化学工业社，所有各部工作人员俱皆努力苦干，本可望其大大发展，但也因政治条件，障碍丛生，当时只有任其自生自灭。似这样一类的情形想必很多，举一可见其余。”⁽⁵⁾

吴玉章在科代会筹备会全体会议开幕词中也指出：“从前科学工作者是很不团结的，客观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排除异己，把一切利权送与帝国主义，使民族资本受到致命打击，主张正义的人几不能生存。在此环境下，自然难于团结；主观的原因，则科学界的人有各种派系的斗争，个人利益的冲突等等，尤其是思想不能一致，没有奋斗的正确目标。现在客观的障碍已经去掉，政权已经是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我们就可能在这个新环境下把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团结在共同目标下，共同奋斗。”⁽⁶⁾

科学界人士对此更有深刻体会，并且进行了更具体的分析。他们指出：“在今天新的机会里，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上纠正了旧时的幻觉，探入了岗位工作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这才展开了胸襟，扩大的视野，看见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问题，想到了从来没有想到的道理。”“这些都是科学界史无前例的成就。”而“其之所以史无前例，就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政治条件。”⁽⁷⁾竺可桢说：“过去中国科学界贡献之不能更为美满，一部分固由于外在的原因，即是过去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把科学作为装饰品，使经费仅足维持工作人员的生活，科学研究，徒有虚名，加以日本帝国主义的实行侵略，使大学与研究中心，迁移跋涉不能安居，甚至轰炸焚毁，宝贵的仪器书籍，因之散失；但内在的原因，即中国科学界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点，也有其重要性。最显著者为各单位的本位主义和科学工作人员的为‘科学而科学’的错误见解，在我国科学界中本位主义的存在，甚为普遍。过去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之所以不能分工合作，即是一例。科学工作人员由于过去训练，多崇拜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主义，以为科学界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只要本其所学，自由地选择一个题目，竭其能力来研究，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本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为农业、工业与保健服务。”⁽⁸⁾

时人还对政治统一对科学发展的影响作了具体分析：“第一，我们研究科学，在思想上必须先有领导，方不致有错认方向，误入歧途的危险……中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地区，科学固然是他们的点缀品，思想更不能自由，稍微有点正义表示，就不免被压迫残害，暗无天日。第二，近代大规模的科学工作，已不是个人主义所能胜任。现在人民政府对于科学极端重视，将来的方针，一定要采取计划科学。在计划科学的原则下，不但同一部门要通力合作，就是各部门的科学也必须配合起来。第三，科学的研究，本是高深学理的探讨，因此往往养成科学家和社会大众脱离的倾向。躲在实验室里，做他个人的钻研，写成专门论文之后，也往往寄到外国刊物上去发表，引以为荣。”⁽⁹⁾他们深信政治统一对于解决以上“错认方向”“个人主义”以及“和社会大众脱离”等中国科学发展的障碍，将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总之，当时中国科学发展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而且这种动力已为当时各界所认识。这无疑是中国科学重建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曾说过：“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¹⁰⁾现在这样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已经建立，这为富强和科学昌明的中国创设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前提。也正因此，竺可桢说：“科学在中国好像一株被移植的果树，过去它没有适当的环境，所以滋生得不十分茂盛。现在它已经有了良好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在不久的将来，它必会树立起坚固之根，开灿烂之花，而结肥美的果实。”⁽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