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动力的认识与近代产业革命精神的初步展现

1.对科技动力的认识与近代产业革命精神的初步展现

近代中国有没有产业革命精神的问题，早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讨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实业家们有着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并由此表现出了强烈的希望祖国独立富强的爱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自强精神、吸收国外技术并加以改造的锐意进取精神等等。据此认为近代中国虽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产业革命过程，但却充满了产业革命精神。⁽⁸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产业革命精神应表现为追求产业革命的精神动因，也即发财的坚强意志，而近代中国实业家们创办近代企业的动机不是为了发财，或主要不是为了发财，因此不能称其为“产业革命精神”。⁽⁸⁶⁾造成这种不同结论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对什么是产业革命精神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前者是从近代工业发展的客观表现来讲的；后者则是从近代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因来讲的。在我看来，产业革命是在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新兴资产阶级努力将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转化为生产力，由此促成的一场由手工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生产方式革命，因此，产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紧密相连。而产业革命精神就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变革在人们精神世界的反映，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科技的动力作用，以及如何利用科学技术实现其谋利动机。如此看来，是否重视、学习并且在生产领域中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乃是考察是否具有产业革命精神的标志性特征。如果以此来审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我认为近代产业革命精神在一些实业家那里，显然是有所体现的。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正是肇端于先进科学技术的冲击。第一代实业家就具有对科学技术的渴求和发展新式机器生产的强烈愿望，前面曾例举的陈启源、张謇、郑观应等都无不如此。在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中，这种表现就更为突出。比如对近代机器造船业具有杰出贡献的朱志尧，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早在1887年，他开始接触实业时，就决心“弄通机械铁工之理”。他潜心钻研过去学过的声、光、电、化之书，“对于轮机构造，靡不穷其究竟。”并将所得知识运用于实践。他曾参照国外技术资料，设计出棉籽轧油机的图纸，交给盛宣怀，建议开办棉籽轧油厂。盛宣怀办棉籽轧油厂时，由于对朱志尧的图纸不信任，仍用外国轧油机，结果外国机器并不适用于籽小壳硬的中国棉籽，盛宣怀反把怨气吐到朱志尧身上。但对科学技术矢志追求的朱志尧并没有因此而后退，而是勇敢地提出由他来解决机器设备问题。于是他完善了图纸，请来了工匠，并按图纸进行制造，仅花了半年时间，便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棉籽轧油机，效果良好，一举成功。

朱志尧还决心改变中国“唯有机器，仍购自外洋、漏卮莫塞”的局面，经过多方筹措资金，于1904年创办了“求新制造机器轮船厂”，其“求新”即有“器唯求新”之意，决心在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在“求新”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朱志尧重视了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并潜心研究新式科技发明。其时在西方世界已经发生以动力机改革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其标志即是内燃机的发明。内燃机于本世纪初一传到中国，朱志尧就敏锐地感觉到它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作用，认为它与蒸汽机相比，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效率高。于是，他果断地决定发展内燃机生产。1908年，我国第一台国产新式煤油发动机即在“求新”诞生，成为朱志尧对科学技术孜孜以求并转化为生产力的又一成果。

“求新”煤油引擎问世后，朱志尧又继续将这一技术运用到机器制造工业中去，他亲自设计制造了我国第一台新式小功率煤油抽水机，既可用于矿山排水，又可用于农田灌溉；他最早把煤油发动机作为轮船的主机，制造了我国第一艘以内燃机为动力的轮船等等，如果说作为近代中国实业家的一位代表，朱志尧深谙近代科学技术的动力作用，他的实践体现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为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对先进科学技术的不断探索进取的精神，那么，这种精神无疑就是近代产业革命精神的典型表现。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京张铁路，其精神也值得大书特书。京张铁路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它需要在崎岖的山峡中修建大量的涵洞。而其时中国还没有人自行设计和修造过一条一般的铁路，外国工程师在中国修建的铁路也都是在平原上修造的，不曾修过一条隧道。因此，当时外国工程师嘲笑说：“中国会修造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呢。”然而，詹天佑凭着一颗为祖国增光的心，他没有被讥笑所吓退，而是殚精竭虑，潜心钻研技术，并亲率工程人员一次次背着标杆、经纬仪在峭壁上定点制图，勘测线路，白天翻山越岭，晚上还要伏在油灯下绘图计算。他经常告诫工作人员：“技术第一要精密，不能有一点含糊和轻率。”⁽⁸⁷⁾经过努力，这条原计划需6年才完工的铁路，只用了4年时间（1905—1909），就提前大功告成，而且还节省下28万余两银子的工程费用。詹天佑的行动，无疑代表着一种精神，这就是近代中国许多爱国实业家们为了祖国的富强，对先进科学技术矢志不渝的信念和进取精神。

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范旭东创办中国最早的化工工业——永利制碱公司，也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是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结果。当时国际上制碱技术有三种，所谓“路布兰法”“电解法”和“苏尔维法”。“路布兰法”在技术上比较容易解决，但副产品多而显得落后；“电解法”的技术虽新，但成本太高；而“苏尔维法”则技术先进、成本又低，但艰深难搞。根据这种情况，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并没有避难就易，而是选择了最先进、难度却最大的“苏尔维法。”⁽⁸⁸⁾在当时工业落后的中国，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但范旭东则知难而进，百方搜求技术，通过赴美进修的陈调甫以及留美化学工程博士侯德榜等人的帮助，昼夜辛劳，用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永利碱厂的设计。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科技孜孜以求、不断进取的精神是引人注目的，也远非仅只以上几个事例。可以说，在近代工业从落后的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逐渐转化的过程中，无不伴随着这种对科学技术不断追求、锐意进取的产业革命精神。

近代中国实业家对先进科学技术的追求，不光表现在实业创办过程中，同时还表现在重视教育、推广技术、培养人才上。如盛宣怀在创办实业过程中，深感教育的重要，于是克服重重困难，于1895年就创建了我国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堂；次年又在上海成立南洋公学，并在其中办起了我国最早的正规师范学堂——师范班；1910年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私人图书馆。又如张謇除兴办实业外，一生中最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他在大生纱厂刚建不久，就办了一个职业学校，对工人进行科学技术教育。1905年，又设立了工人艺徒学校，培训技术工人。后又创办了纺织专科学校，培养专门技术人员。此外，1902年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1920年，又将先后创办的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成立了综合性的南通大学等。再比如周学熙，为发展北洋实业，他于1903年创办了工艺学堂（后改为高等工业学堂），设有化学、机器等科。他还在1904年开办了实习工场，供工艺学堂学生试习制造技术。三、四年间，工艺学堂共培养了化学和机器制造的技师150余人，并通过实习工场培养了织科、染科、胰皂科、窑科、火柴科工徒700余人，成为北洋实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代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不仅重视教育和人才，而且重视科学研究。他说：“近世工业非学术无以立其基，而学术非研究无以探其蕴，是以研究一事尤为最先之要务也。”又说：“欲中国工业与学术之发达，莫要于使研究者有密接于工业之机会，而其研究之目的物，即为工业上之某种用材，如是则致力不虚而成效乃著，当为事之确然无疑者。”⁽⁸⁹⁾正是基于此，他于1922年决定在原久大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成为我国私人企业中设立的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由于创办经费困难，他把自己办久大、水利厂的个人所得，全部捐献给了“黄海”作为经常费用。⁽⁹⁰⁾表现出了一个具有远大眼光的实业家对科学技术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精钟风貌。

由此可见，在近代科技已经在中国逐步引进并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也已逐渐开展的情况下，近代中国产业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虽然这一过程最终并未完成，但是一大批实业家将科技与实业结合，认识到了科学技术在近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作用。他们为谋求资本主义的发展，努力吸取国外最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进，锐意进取；为改变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艰苦创业，自强不息，这显然是近代中国产业革命得以开展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