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变理论与白种人

突变理论与白种人 [1]

与孟德尔（Mendel）这个名字相联系的人种因突变而得以发展的这种理论，当它们直接应用于人的时候，必定会大大改变 当前讨论的人种起源、迁移、扩散、年表、文化来源和发展等诸多问题的面貌。在某些方面，这些新理论将使现在的人类文化学问题简单化，甚至可以不再需要过去那些似乎关系重大的许多分析和思考。

已经广泛应用于人类学中的孟德尔理论的主要前提——类型稳定性（stability of type）——在分析人种和人类的起源与扩散时已被普遍视为一种自明之理。通过这个假定，人种学家才能够识别在不同时间或地点的任何一个特定人种的血统，从而能够追踪任何特定人类的人种类同(affinities)。尽管有时人种的特定身体特性——比如身高、头颅指数、头发和眼睛的颜色——并非固定不变，但大体上说，人种的这些以及其他标准标志仍然被当做辨别人种的可靠基础。 [2]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一类假定，任何人种学考察都必定会退化为纯粹的空想。

但是，在接受这种本质上是孟德尔式的类型稳定性前提的同时，人种学家也习惯地接受了与此相矛盾的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即人种类型大体上以一种进步的形式不能自制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达尔文主义关于微小而不稳定（非典型）的变化的适者生存规则下，通过难以察觉的积累变化，以及用同样的方法形成新的物种形式而发生的。这两种不一致的前提使人种起源的讨论只要涉及这两个相互交叉的前提，就处于一种不定、杂乱的状态。

如果假定或者承认人种类型是稳定的，自然的结果就是这些类型或者人种的出现不是由于不稳定的非特定特性的积累性习得，而一定是由于突变或者某些类似的方法而起源，那么这种观点就像进入其他生物科学那样，必然会进入人类学。这种观点一旦进入人类学，广泛地修正人种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在对各种人种和文化的突变关系的思考中就会发现明显的分歧。

在这些需要修正的问题中，就包括白种人或者欧洲人种的起源和人种学问题。人们在这个一般主题上已经集中了太多的注意力，甚至是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其中包含的问题各式各样，许多问题还处于激烈的争论中，没有最终的结论。

当然，突变理论只是与生物学起源的事实直接相关，但按照这些理论来评论这些事实的时候将会发现，必然要考虑文化起源和文化关系问题。特别是对白种人的起源和分布的考察与雅利安语言和制度问题的关系极为密切，如果不密切关注后面这些问题的话，这种考察得出的结果将是不完整的。因此，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对欧洲白种人的出现和早期命运的考察将在两个截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标题下进行：白种人的起源，以及雅利安文化的来历。

（1）一方面，有人认为只有一个白种人人种、类型或者血统（基尼（Keane）、拉波日（Lapouge）、塞尔吉（Sergi）持此观点）；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有若干个这样的人种或者类型，多少有些区别，但大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丹尼格尔（Deniker）、贝铎（Beddoe）和其他人种学家，尤其是英国的人种学家持这种观点）。（2）并没有大量证据表明白种人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有迹象（尽管并非结论性的）表明，包括所有白种人在内的白人血统出现的时间都相对较晚，除非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明确态度将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即卡比尔人（Kabyle））当做白种人。（3）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白人血统来自欧洲之外——同样除了不确定的卡比尔人之外——或者有任何白种人广泛而永久地分布于现在的欧洲居留地之外。（4）没有发现纯种的白种人。就血统而言，所有表现出白种人特性的人都不是纯种，大量白种人的身体特性都表现出混血的特征。（5）没有任何社会，无论大小，是纯粹由白种人构成的，或者几乎是由白种人构成的，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种完全由白种人构成，或者几乎完全由白种人构成的社会曾经存在于历史上或者史前时代。这个种族从来都不是与世隔绝的。（6）白种人发生了若干种（也许是混血）变异，除非（像丹尼格尔那样）把这些变异当做各种不同的种族。（7）如果把长头白种人（dolichoblond）看做这个人种的原始类型的话，与它最为接近的人种是地中海人（塞尔吉的看法），至少从身体特性上看是这样。同时，白种人，至少是长头白种人，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从来没有普遍而永久地和地中海人生活在一起过。（8）除了不确定的卡比尔人之外，白人血统的各个（民族的）分支，或者更准确地说各种由白种人加入的种族混合，其民族语言都是雅利安语（“印欧语系”、“印度日耳曼语系”）。（9）绝大多数人，以及使用雅利安语的各种（民族的和语言的）人主要都不是白种人，或者甚至不是与白种人有明显混血的人。（10）白种人，或者有明显的白种混血的人，尤其是长头白种人占优势的社会，很少或者没有表现出特有的雅利安制度，这里不是按众所周知的古代日耳曼人的制度来理解这个词，而是按语言学家根据原始的雅利安语反映出来的那种制度。（11）这些分析产生了这样的假定，即白种人最初并不使用雅利安语或者属于雅利安文化，这些分析也表明（12）在外观上与长头白种人最为接近的地中海人最初同样也不是雅利安人。

因此，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接受突变理论，而且暂时把任何雅利安人的问题搁在一边，也许可以得出以下一种考察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显得非常唐突、粗糙而且概要，但对于一种仅仅是实验性的、临时性的分析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可以认为，长头白种人是地中海人在欧洲大陆上永久定居一段时间后，作为这一人种的突变异种而起源的（在生物测定体系上，二者非常相似）。 [3] 有人认为（塞尔吉和基尼）无论其更远的起源地在哪里，地中海人是从非洲来到欧洲的。 [4] 当然，使长头白种人得以形成的突变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在原群离开非洲之前，或者发生在连接西西里与非洲的陆地被淹没之前，但是这种观点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就原群发生这种突变的条件来看，非洲生境不如欧洲生境，而在欧洲，第四纪早期不如冰川纪末期。

无论是按照达尔文的方式还是按照孟德尔的方式来思考物种起源，产生类型变异的原因都非常不明确，而且突变理论迄今为止也没有为这个问题提供多少见解。然而孟德尔关于除非突变会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否则类型将保持稳定状态的这一前提，至少假定这样一种突变只会在异常环境下才会发生，即完全不同于这种类型最适应的那种环境，从而使其遭受某种程度上的生理重负。可以假定只要生活条件不发生与以往不同的实质性的变化，突变就不会发生。这是一个明显包含在这种理论中的假定，也是为数不多的观察到的突变实验例证，比如德弗里斯（De Vries）所进行的那些实验所表明的结果。

剧烈的气候变化，比如那种直接或者间接地通过对食物供应的影响而大大改变生活条件的气候变化，可能引起了人种的突变；或许也可能是深刻的文化变迁而引起这种变化，尤其是将从根本上影响物质生活条件的任何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这些大体上是推测的观点认为，长头白种人的突变只可能在以下这种条件才会出现，即原群面临异常的生活条件，这可能会（像德弗里斯认为的那样）趋向于使原群处于一种特别不稳定的（突变）状态；同时，这些异常的生活条件也肯定具备有利于这种特殊人种的生存和繁衍的一种特殊性质。比如众所周知，长头白种人所能够忍受的气候类型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对于后面这种情况大家并不清楚是否属实，而且事实上也没有理由去假定地中海人在进入欧洲之前就处于这种气候变化或者文化变化之中，以至于在原群中引起一种突变状态，同时一种特别不能忍受气候变化的长头白种人的突变异种，几乎不可能在第四纪末期的北非那样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但所需要的条件在后来的欧洲、在地中海人安全地来到这个大陆定居后却是存在的。

整个事情也许可以认为是按照下面的方式进行的。地中海人被认为是在第四纪大规模地进入欧洲的，这时第四纪已经临近结束，尤其可能是在后一个温和的间冰期进入欧洲。这个人种因而带来了新石器文化，但并没有带来具有新石器时代后期典型特征的家畜（或庄稼？），这个人种至少与更古老的、旧石器时代残余的人口相遇。这些更为早期的古欧洲人由若干人种构成，其中几种人种仍作为不明显的、次要的元素而存在于后来的欧洲人口中。当然并不可能（也许是永远都不可能）精确、可信地确定地中海人种进入欧洲的这一（地质）时期。但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它与更为严重的冰河时期之后发生的大冰原的后退是一致的，这发生在位于直布罗陀、西西里，也许还有克里特的连接欧洲和非洲的陆地被淹没之前。地中海海盆到底是在第四纪的什么时候最终被淹没的，这仍然是一个猜测的问题；考古证据表明，地中海人种进入欧洲似乎发生在第四纪晚期，这一考古证据最后可能有助于确定欧洲与非洲分离的地质时期。

地中海人种似乎很快就遍布于欧洲可居住的地方，不久就大量繁衍，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人种；这表明在地中海人进入欧洲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更古老的人口在欧洲大陆居住；这种观点意味着在旧石器时代末期，相当多的（马格德林期的（Magdalenian））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与地中海人的进入同时发生或者刚刚发生于此之前的气候变化所毁灭或者驱逐。马格德林文化众所周知的特征是与爱斯基摩人非常相似的一种技术、一种状况，或许是一种人种； [5] 这种观点认为马格德林人种或者文化衰落之前的气候状况是一种温和的间冰期，而不是冰河时代。

根据爱斯基摩人的情况进行类推，在这个紧靠最后一个大冰河期的温和的（也许是亚热带的）间冰期，马格德林人种可能发现欧洲在气候上不再适合自己的生存；相反，地中海人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永久居留地，因为这个人种一直以来都最适应温暖的气候。新石器时代早期（地中海人所处的时期）在北方的广泛定居点，以及马格德林文化在欧洲大陆的彻底消失都表明，与最后一个间冰期以来，尤其是高纬度地方的任何时代相比，欧洲的气候条件更有利于前者的生存，而较不利于后者的生存。这似乎表明整个欧洲，即使是波罗的海海岸和北极海岸，整个间冰期的气候都完全不可能适合马格德林人种生存，从而导致这个人种的灭绝或者最终被驱逐；因为在后来，当适宜马格德林人种的气候条件重新在北极海岸出现的时候，本该由马格德林人种占据一席之地的地方却被另一种文化取代了，那就是无论在人种还是在技术上都与马格德林人毫无关系的芬兰人（拉普人（Lapp）），尽管两者在文化水平上非常相似，面对的物质环境也非常相似。这个为马格德林人带来灭顶之灾的温和的间隔期对地中海人来说却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不久又回到了冰河时代，尽管与下一个冰河期相比不那么严重；大致与欧洲温和的间冰期末在同一时期，连接欧洲与非洲的陆地也因为淹没而被切断了，同时也切断了往南的退路。在随之而来的寒冷时期，高加索山脉（Cucasus）、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和亚美尼亚（Armenian）高地上的冰河期在多大程度上阻隔了欧洲与亚洲的联系，现在显然是不能确定的，尽管可以假定向东方的出路至少在冰河期完全被隔断了。因此，留给人类，主要是地中海人的栖居地就只有中欧和南欧，加上一些岛屿，主要是西西里岛和克里特岛这些仅存的原先连接欧洲和非洲的地方。广阔的南方大陆，尤其是那几个岛屿，仍然为地中海人及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地域。因此，伟大的克里特（爱琴海）文化的早期阶段大概就处于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北欧最后一次被冰雪所覆盖。但是中欧乃至南欧留给地中海人的大部分陆地仍然处于冰河期或者次冰河期的气候条件下。对这个原本来自温暖气候地区的人种来说，欧洲大陆的状况是非常异常而难受的，尤其是到处是冰雪覆盖的土地，他们在那里暴露于这个人种从来不容易忍受的寒冷和潮湿之中。

这里概述的这种情形将提供一种产生生理重负的条件，以至于可能使该人种处于一种特别的不稳定状态，从而引起了一个突变的阶段。同时，气候和技术的这种状况特别有利于被赋予了所有特殊的才能和局限性的长头白种人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任何表明该人种特性的突变异种都将有一个尤其有利的生存机会。事实上，在现有证据下，这一类人是否能够在先于最后一个冰河期的第四纪的任何时期在欧洲生存下来，这是有疑问的。此前的最后一个间冰期，整个欧洲大陆似乎都是温暖的（也许是亚热带的），这最终使马格德林人及其文化灭绝了，气候变暖被断言非常明显地使得欧洲对于马格德林人——在人种和文化上假设他们与爱斯基摩人都很相似——来说绝对是无法生存的，但气候的这种变化很可能也达到了长头白种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毫无疑问，后一人种不像前一人种那样无法忍受温暖的气候，但与和他有关的两种主要的欧洲人种中的任何一种相比，长头白种人在对气候的忍耐上毕竟与爱斯基摩人更为接近一些。显然，没有哪个与爱斯基摩人、马格德林人或者现在生活于北极海岸边的人种在气候方面有着相似忍耐力的人种能够在最后一个间冰期生存下来；如果认为长头白种人经受住了这一时期的严酷气候考验，得以生存下来的话，似乎也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因此，使长头白种人得以产生的突变假定发生在欧洲的最后一次冰河期，也有可能发生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最高峰，这种突变发生在冰河与海岸共同产生影响的地方，赋予了这一人种区别于其他人种的优势。

当然，长头白种人的突变可能只是在某一单个人身上发生了一次，但是根据德弗里斯的实验，更有可能的是这种突变是在同样的大致的时期、同样的大致的地点，在若干个人身上以同样的特定形式重复发生的。事实上，极有可能若干种典型的明显突变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在相同的地方重复地发生，产生若干种新的类型，其中一些类型，包括长头白种人将会存活下来。这些突变类型中的很多类型，大概是大部分类型会因为无法适应这种非常有利于长头白种人生存的冰河期的海岸条件而消失；而在同样的变异时期出现的适应更具大陆特征的气候条件、更为适应较不潮湿、更高的纬度、季节变化更为明显的大陆生境的其他那些突变异种也有可能在离海岸更远的内陆地方得以存活下来，尤其是在长头白种人的生境以东的地区。后一种突变可能产生了若干白种人，就像丹尼格尔 [6] 和某些英国人种学家所说的那样。

同一个时期的突变也很可能产生了一种或者多种浅黑肤色的白种人，其中一些可能存活下来。但如果任何新的浅黑肤色白种人是出现在这里所说的这么晚的时期的话，那么，这一事实迄今为止都没有被注意到，也没有任何猜测——除非将丹尼格尔所说的那些浅黑肤色白种人当做截然不同的人种，并且有着这样一种起源。浅黑肤色白种人的证据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些人种没有像长头白种人那样引起激烈的争论，对他们的关注相对来说是很少的。对白种人的起源和史前史方面的关注是独特的，而且也很容易就能对这一问题单独进行这种考察。所有类型的人种学家始终极为关注长头白种人的证据，以对这一人种作出更令人信服的概括。

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突变的个体的数量，无论是一个类型还是多个特殊类型，与原群的数量相比是很少的，即便其绝对数量很大，而那些其后代对欧洲人产生了永久性影响的幸存者的数量则更少了。结果是，这些存活下来的突变体与原群并非隔离的，从而不能孤立地繁殖，而必须与原群交叉繁殖，因此只能产生混血的后代。因此，从一开始，白种突变体在其中繁衍的共同体就是由白种人和浅黑肤色白种人的混合体构成的，而且浅黑肤色的白种人占了多数。此外，这种情况也是极有可能的，即除了占优势的地中海人之外，这个共同体中从一开始也有一种或者多种人口较少的浅黑肤色白种人存在，而且至少是在冰河期一结束之后，新的圆头浅黑肤色白种人（阿尔卑斯人（Alpine））就出现了；因此很可能长头白种人很早就持续与不止一种浅黑肤色白种人杂交，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复杂的、混合的人种。结果，就血统来说，根据这种观点，自从推测的最初突变发生以来，就不会有，也不曾有过一种纯种的长头白种人。但孟德尔的杂交规则却认为以下情况是可以预料的：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根据气候的选择性育种中，个体（可能是相当数量的个体）会时不时表现出纯粹的、未受衰减的类型特征，而且在遗传方面表现得相当纯种。事实上，这种纯种的或者倾向于成为纯种的个体在有利于纯种的条件下可能会频繁地出现。在最有利于长头白种人繁衍的生境——在波罗的海边和北海边的部分地区，生活条件的选择以一种粗略而不确定的方式对白种人占优势的群落的建立产生了影响。然而，就这些建立在最有利于纯长头白种人选择性繁衍之地的群落而言，还不能贸然声称有哪个群落中任何特定地点的混合人口的半数以上是白种人。

由于这种长头白种人处于由多种人种构成的混血混合体这样一个民族群落中，与欧洲人中与他有联系的其他白种人相比，目前可能无法确定其典型的起源；但某些特定的总则明确地强化了以下观点：（1）这种类型显示，它与已知的更为古老、分布更广的人类（地中海人）是如此普遍相似，从而表明它是这个种族的突变产生的后代，而不是起源于任何两个或者更多的已知类型的杂交。但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其他的白种人类型，这些类型被解释为已知类型的混血。他们有着混合的外表，或者说有着现存人类的两种或者更多类型之间的生物测量上的折中外表。然而，用这样一种任何已知的人种类型之间的混合或者折中来解释长头白种人却是不可行的。（2）长头白种人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其他白种人的中心而出现，这使其他白种人显得似乎是通过杂交而进入了不完全适合这种典型白种人的地区。而对于其他欧洲人类型或者人种则不能这样说。最为似是而非的例外是丹尼格尔所说的东欧人或者东方人种，也就是贝铎所说的撒克逊人，这一人种与其他白种人有一定类似的空间联系。但这种圆头白种人并没有屈服于那种限制了长头白种人的同样严峻的气候局限；它在长头白种人生活的沿海地区，以及在那些海拔条件和温和气候不适合长头白种人永久居住的大陆条件下，都明显地表现出了同样的生存能力。古老的以及传统上公认的白种人在欧洲扩散的中心是南波罗的海、北海沿岸，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狭长水域沿岸。如果把这一广阔的中心扩散区域缩小到一个特定的点的话，关于特别适合白种人的这个狭窄地区到底在哪里的普遍一致看法，很可能将马上集中在狭长的斯堪的纳维亚水域。这在历史上以及史前时代似乎都是对的。同时，一般认为这个区域就是长头白种人的故乡，而不是其他白种人的故乡。（3）众所周知但却很少讨论的对白种人的气候限制尤其适用于长头白种人，而且只在较小的程度上适用于其他白种人。长头白种人受到严格的地域限制，其他白种人受到的这种限制较少。因此，其他白种人分布更广，他们分布的区域常常更遥远，而且在气候上与长头白种人的故乡也不一样，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一中心的、典型的白种人通过杂交向故乡以外的地区的扩散和延续。长头白种人的这种选择性定位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同样典型的特征是，尽管这个人种并没有成功地永久走出南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区域，但却不存在类似的选择性障碍妨碍其他人种进入这个区域。尽管长头白种人在他们的故乡可能比其他竞争性血统或人种更为成功，但若干其他类型的人也成功地留在了这个地区，而且显然成功地与长头白种人一起占据了这个地区。

基尼和其他人种学家已经谈到了卡比尔人与长头白种人在物种一致性上的密切关系。但这两个人种在对气候的忍耐上的巨大差异却使这种一致性的可能性为零。卡比尔人最适合生存和繁衍的地方，并且一直以来永久性定居的地方是远离海洋的高而干燥的地区，是一种大陆生境而不是海滨生境。从所有证据来看，长头白种人只有在高纬度低海拔的潮湿而寒冷的沿海地区才能长期生存下去。没有证据表明这个种族曾经离开他在北方海滨的故乡，进入像卡比尔人的居住地那样的地区，并存活了数代。如果说这一人种来自毛里塔尼亚，那个地方较近或者更为遥远的过去的那种条件显然不适合他们生存，因而这在生物学上似乎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当长头白种人迁入这样的或者类似的居住地的时候，它并没有适应新的气候条件，而是很快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事实上，在毛里塔尼亚地域内曾经做过这种实验。如果卡比尔白种人与这些欧洲人有联系的话，它很可能有一种独立的起源，源自地中海人早期的一次突变，这也是长头白种人的来源。

欧洲的人种问题由于或多或少固定不变，以及或多或少局部化的混血类型的流行而变得非常的含糊。现存的欧洲人是两种或者多种人种的混血。尽管不太为人所关注，但进一步的事实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这些多种混血的人口随着时间的流逝产生了大量不同的民族和地方性人种，他们彼此截然不同，而且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永久性，从而可以去模仿种族特征，并且在面相和气质上表现出显著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征。推测起来，体格和气质上的这些民族特性和地方特性是混血的，它们已经选择性地培养了这些典型形式以适应每一个特定的地方人种所需要的特定环境和文化，而且它们已经受到这种地方性的相同条件的约束，通过选择性的混血物质的培养而（临时地）固定下来，除非地方性特征具有习惯的性质，因而其本身就被归为一种制度因素而不是人种特征。

显然，在孟德尔的杂交法则下，任何混血人口中有利的或者可行的变异范围一定非常大——要远远大于任何纯种种族环境下波动的（非典型的）变异范围。从这个杂交法则中也可以得到，由于对偶基因特征或者特征群体共同的排他性，有可能选择性地获得杂交种的一种完全的“纯血统”，它结合了来自两个或者更多原群中各个原群的特征，这样一种合成的纯血统可能会在任何这样的混血人口中产生一种临时的固定性。 [7] 在有利于一个类型赋予任何特定的杂交组合从而产生特定的混血类型（合成的纯血统）的环境下，它可能会在人种混合中发生作用，在其中它被当做一个实际的人种类型而在类似的环境下活动；从而，比如在这种混血人口连续的杂交中，会累积性地趋向于繁殖这种临时的稳定的混血类型，而不是繁殖以任何根本上构成这种混血人口的原群表现出来的实际人种类型，除非当地的条件有利于这个或者其他根本人种类型。同样明显的是，这种可能来自两个或多个原群杂交混合的临时稳定的合成纯血统的数量必定非常可观——事实上是无限的；所以，据此推断，就应该有可能产生任何数量的临时稳定的民族或地方性的体格和气质类型，这种数量只会受到明显可以区分的当地环境或情况的数量的限制，这些当地的环境和情况可能会各自选择性地表现并且建立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合成纯正血统；它们各自适应于自身所处的生境和文化环境的选择性迫切需要, 并且各自都像一种真正的种族类型那样去适应这些迫切需要——只要这种临时稳定的合成纯正血统不与来自其原群之一的任何种群的纯种个人进行杂交，这里所说的纯种是指赋予混血类型其典型特征的对偶基因特征。

当混血类型重新同它的原群中的任何一个种群进行杂交时，可以预计这种混血类型就会瓦解；但像人类这样缓慢繁衍而且单位特征如此众多（估计有4000种）的物种，就很难靠经验来决定两种血统——混血还是原群——到底是哪一种在后代中有效地表明它的人种类型；也就是说，很难确定这两种（或者多种）血统中的哪一种证明是按照孟德尔式的突变产生的根本稳定类型，哪一种是由于杂交而形成的临时稳定的合成纯血统。因此，这方面的考察显然只能满足于来自不同生活条件下现存的混血类型变化的行为的那种可能性的讨论。

这种对长头白种人之外的欧洲白种人的行为的一般性考察，尤其是他们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的生存能力的考察，显然倾向于得出这样的观点，即他们是混血人种，具有临时稳定的合成纯血统的性质。

因此，根据已经讨论过的证据，大致可以认为长头白种人是在假设的突变阶段发生的各种突变在现在惟一存在的人种；其他现存的白种人以及某些浅黑肤色的白种人是与地中海人原群杂交或者与其他浅黑肤色白种人（迟早都与这个人种有联系）杂交的长头白种人后代的派生人种；各种混血人种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性地成为了临时稳定的类型（合成的纯血统），按照孟德尔法则，这种稳定性只有在它们重新与原群中的任何一个种群再次进行杂交时才会被打破。 [8]

以上所有这些讨论可能并非全都令人信服，但至少表明，如果要为任何一种白种人类型或者血统寻根的话，那么，他们最有可能是起源于长头白种人，而其他白种人也许只能被看做是长头白种人与欧洲的其他浅黑肤色白种人杂交的结果。

[1] 原文载《人种发展杂志》（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第3卷，第4期。经许可重印。（blond race一词本来专指“金发碧眼的白种（男）人”，但凡勃伦在这里是将其用于泛指欧洲白种人，因而我们将其直接译为“白种人”。——译者）

[2] 参见W. 李奇微（W. Ridgeway）的“动物学法则在人类中的应用”（The Application of Zoological Laws to Man），载《英国科学进步学会报告》（Report,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Science），都柏林，1908年。

[3] 参见塞尔吉，《地中海人种》（The Mediterranean Race），第11、13章。

[4] 塞尔吉，Arii e Italici；基尼，《过去和现在的人类》（Man Past and Present），第12章。

[5] 参见W. J. 索拉斯（W. J. Sollas），“旧石器时代的人种及其现代代表”（Palaeolithic Races and their Modern Representatives），载《科学进步》（Science Progress），第4卷，1909~1910年。

[6] “人类的人种”；以及“欧洲人口的六个种族构成”(Les six races composant la population de l’Europe)，载《人类学学会杂志》(Journal Anth. Inst.)，1906年。

[7] 家畜的各种纯种或者“人种”就是明证。

[8] 比如R. B. 比恩（R. B. Bean）先生对丹尼格尔的“六个人种”的讨论表明，除了长头白种人之外，欧洲的六个人种中就包括了白种人；尽管这不是比恩先生得到的结论。见《菲律宾科学杂志》（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19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