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桂里徐家父子

当年丹桂有徐家，名幕多谋笔生花。

开国元勋谁记得？朝阳过后又西斜。

这是咏广州丹桂里徐家兴衰沉浮的诗句。主人徐灏是晚清著名幕客（幕僚），其子徐绍桢则被孙中山称赞为民国开国元勋。如今，丹桂里的老街坊已鲜有人记得徐家父子及其大宅，不过他们的经历倒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徐灏的先世是浙江钱塘望族，曾祖徐之琏到广东当幕客三十年，遂入籍番禺。以后数代均以当幕客谋生。徐灏幼承家学，不但术业有成，而且勤攻经卷，自小便常与陈澧切磋学问，后来陈澧成为大学者，与徐仍颇有交情。十八岁时，徐灏已被聘为南海县的幕客，继而被臬司（提刑按察使的别称）周起滨聘请入幕。咸丰八年（1858），广东巡抚劳崇光聘徐灏为幕客，此时徐约五十岁。次年，劳崇光任两广总督，徐灏便成为督署幕僚，家中冠盖如云。劳崇光之后的几位粤督——刘长佑、晏端书、毛鸿宾、瑞麟，仍然聘徐为幕客，持续十余年，故徐家收入丰厚。他在丹桂里建起府第，内有园林池塘，花木扶疏，知名建筑有水南楼、攓云阁等，知名文士常在此雅集。

身为高官幕客，要摆平复杂的官场矛盾是需要诸多技巧的，其中文字的雕琢尤其需要老练、机灵。有一个流传于文人圈中的故事可作证明——

每逢大节或皇帝生日，在广州的文武大员都要率属官齐集万寿宫内，按将军、总督、巡抚等官阶前后排列，向北叩首行礼，恭祝皇帝圣安。一次，齐集行礼之后，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向朝廷上奏，举报藩司（布政使别称，即藩台）周起滨行礼时举止不恭敬，犯了“大不敬”之罪。皇帝看到奏章后立即命广东巡抚劳崇光查明复奏。这令劳巡抚大搔其头，因为帮了藩司又怕会得罪将军，偏袒将军又怕害了藩司。怎样才能双方都不得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任务落到徐灏的头上，徐举重若轻，一句话便化解了：“身列前行不能回顾，目既未见不敢妄奏。”按例巡抚站列在藩司之前，既不能回顾，怎么可能看到后面藩司的举止呢？这句话如打太极拳，四两拨千斤，把那麻烦事推出身外去了。皇帝看罢奏折，也只好一笑置之。

不过，饶是徐灏老练机灵，也逃不出成为官场斗争牺牲品的命运。晚清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驻广州（史称“督抚同城”），双方谁也管不了谁，争权夺利难免产生不少矛盾，自然会怀疑幕客从中作梗。由于巡抚郭嵩焘与总督瑞麟的矛盾越来越深，郭向皇上密奏徐灏在督署“盘踞把持，败坏风气”。结果皇帝下旨命瑞麟解聘徐灏，并“即着驱逐出署，不准在广东逗留”。于是徐灏只好离开广东，到广西巡抚张凯嵩处当幕客，虽然也颇为顺景，但心中总有一条刺。他想与其为人运筹谋划，不如自己当官掌权，于是花钱捐了个“同知”（正五品官）来当，后来官至广西庆远知府。花钱捐官耗费不少，徐灏只好把丹桂里的第宅典押给在广东藩司当幕客的沈彬。谁知这一典押，后来竟无力赎回！原来如果不贪赃枉法，当官收入竟不如当高官幕客的收入。到民国初期，徐灏的儿子徐绍桢在广东当省长时，想向沈氏后人赎回丹桂里的徐家大院，却因对方要价太高而未能如愿。

徐灏父子俱有著作传世。徐灏著有《象形文释》、《乐律考》、《通介堂经说》、《名法指掌图》、《灵洲山人诗录》等，堪称有成就的学者。徐绍桢著有《三国志质疑》、《四书质疑》、《大学述义》、《六书辨》、《道德经述义》、《共和论》、《学寿堂文集》、《学寿堂诗集》等，亦学有所成。

徐绍桢虽然是一位文弱书生，但他也是一位领兵的名将。徐灏有九个儿子，五个从事幕职，以徐绍桢最有出息。徐绍桢（1861—1925），字固卿，光绪十六年（1890）举人，随后任广西藩署幕僚，历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广东营务处总办等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奉派到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任两江兵备处总办，负责训练新军。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江南苏松镇总兵，署江北提督，兼第九镇统制。宣统三年（1911），加陆军副都统衔。他在新军中颇有威信，眼看清廷腐败，遂倾向民主革命运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徐绍桢率第九镇新军进攻南京，未能攻入。后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终于在12月2日攻克南京，从此长江以南尽为革命军所有，徐绍桢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徐绍桢应孙中山之邀，由上海来到广州。次年先后任军政府卫戍总司令、广州卫戍总司令。1920年任两广各路招讨军总司令，领兵攻打桂系军阀。1921年任孙中山非常大总统总统府参军长。1923年2月，出任广东省长，后任大本营内政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徐绍桢撰挽联云：“道不能忘，三民主义长留天壤；国乌乎建，卌载辛劳尽沥胸肝。”此后他隐居上海养病，同年9月13日去世。

徐绍桢为官清正廉明，从他想赎回丹桂里老家而未果之事可见一斑。当年他攻克南京有功，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奖励100万元。他以1万元作女子北伐队结束费，1.4万元补助《民立报》，其余全部上缴归公。

南京卫戍总督徐绍桢像

孙中山亲笔签署的徐绍桢南京卫戍总督委任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