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作篇篇咏古都，两汉当数四大家

刘勰在《文体明辨》一书中对由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宋玉开创，东汉时期张衡、班固及三国时期曹植等人发展起来的赋作分成了四类，即古赋、俳赋、律赋和文赋。刘勰的说法也大体上反映了赋在不同时期体制上的变化和特点，并得到了后人的肯定。所谓古赋，主要指汉代创作的赋体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像后来的俳赋、律赋那样讲求对仗和声律。也正因为如此，后世对那些仿照汉赋体制创作的此类作品，也不过多追求对仗和声律，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古体赋”（温儒敏：《高等语文》163页“赋的起源”），也就是最能代表汉赋特点的“汉大赋”。这种赋以铺陈叙述帝王贵族的游猎、祭奠、宫苑生活和京都著名建筑以及名人逸事为主要内容。在形式结构上，常以第三者的口吻展开描写。从而给作者的写作以更多的灵活性，不受时间、空间和真实事件的限制，可以根据作者的创作意图进行灵活的构思和布局。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就是“汉大赋”的典范作品。他所建立的赋体写作体例为西汉扬雄写作《蜀都赋》和东汉班固写作《两都赋》、张衡写作《二京赋》起了导引作用。因此，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被后人尊称为“汉赋四大家。”

就洛阳古都而言，今日所能看到的相关赋作主要有班固的《洛阳赋》，张衡的《东京赋》和左思的《魏都赋》。这三篇中，班固的《洛阳赋》问世最早，篇幅2159字，也最短，也最易看懂。张衡的《东京赋》为4603字，稍稍短于左思的《魏都赋》（5182字）。因此，说它们都属“汉大赋”，是合乎情理的。早期的汉赋中，骈文形式应用尚较少。自东汉中期以后赋家长句子就开始多起来，似乎表明了当时赋作发展的一种趋势。魏晋时期赋的骈文化就更加明显。从曹植的《洛神赋》到左思的《三都赋》，在句式上追求整练、排偶的写法已经形成。例如，班固在《洛阳赋》中，使用了“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这样的句式。“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用三字句进行排比；又用“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追求骈俪。在叙述历史事件或过程时，运用提示语“且夫”和归纳语“斯乃……之所以基皇德也”，从而分合比兴，议叙归纳结合，进一步展示皇帝“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抑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盛务。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修织，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弗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更进一步体现了“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营，嗜欲之源灭，廉耻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的高度“和谐”“安定”，万民同乐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局面。正如苏轼在《晁错论》中所说的：“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不过，作为赋家，班固的文章则是颇为值得称颂的。

至于曹植的《洛神赋》，当人们读到洛神宓妃“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的美貌，再读到“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也会情不自禁地为诗人一生所钟爱的人终为别人占有而郁郁寡欢的命运增添怜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