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的余威

贝聿铭的余威

撰文/刘荣（本刊记者）

贝聿铭先生是一位跨越国界的建筑大师，由他主持设计的建筑项目遍及世界各地，其中许多成了举世闻名的经典建筑。他一生获奖无数，却从不为自己贴任何标签。他始终关注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在21世纪，人、建筑与自然的结合被公认为是未来的趋势，这或许正是大师的价值延伸。

● 贝聿铭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 供图/Gaopinimages

由贝聿铭主持设计的香港中银大厦。供图/CFP

2017年4月26日，故事的主人公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在纽约曼哈顿的家中迎来了百年寿诞。贝聿铭继承了密斯·凡·德·罗开创的现代主义建筑之衣钵，其人生轨迹几乎与百年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同步。以下关键词被写入《贝聿铭传》：

当世仅存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苏州名门贝氏家族后代；东西方跨文化身份；包括巴黎卢浮宫扩建项目在内70多项世界著名建筑作品；美国建筑学会金奖（1979）、法国建筑学金奖（1981）、日本帝赏奖（1989）、第五届普利兹克奖（1983）、里根总统颁予的自由奖章（1986），等等。

这位戴着圆眼镜、头发一丝不苟的建筑大师誉满天下。然而，在2017年3月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的弟子林兵表示，他本人不愿接受“大师”称号，“对于他来说，一个认真的职业生涯才是他的人生本色。”

不难理解，贝氏爱惜羽毛，一贯以实力塑造形象。另一方面，相比大师头衔，那些关注贝聿铭的人们，更看重的是他的当代价值。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迈克尔·格雷夫斯等人倡导的建筑后现代主义，以强烈的象征性和反传统的造型遍及全球，且屡屡成为舆论焦点。

在近30年的中国，也涌现出很多后现代主义建筑，单在北京一地，就有鸟巢、水立方、央视大楼和银河SOHO，它们的设计者包括雅克·赫尔佐格、皮埃尔·德梅隆、雷姆·库哈斯和女魔头扎哈·哈迪德，等等。人们或褒或贬，意见不一。

这些回避不了的城市建筑和它们所代表的观念，楔子一样寸寸揳入日常生活。如何看待建筑的功用？如何理解成功空间？现代主义是否过时了？对我们来说，借此得以重新审视贝聿铭的价值，为何历经百年而影响力犹在。

建筑界的前浪后浪，人生的波谷波峰，纵然世界喧嚣不已，贝聿铭依旧甘苦自知。其实，传奇也没有太多悬念，始终与建筑有缘，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百年光明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斯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国势维艰，出身于苏州望族的贝聿铭算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一如他的名字“聿铭”，寓有光明之意。

贝聿铭1岁的时候，父亲贝祖贻出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贝氏全家在香港生活到了1927 年，随着父亲调任，又迁回上海。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被叫作东方巴黎，和香港一样，是亚洲最早展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摩登都市。彼时，从外滩到吴淞口，堪称励志典范的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匈牙利人拉斯洛·邬达克，正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建筑帝国。贝聿铭抵达上海的这一年，邬达克设计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破土动工（1934年竣工）。10岁的少年看着24层摩天大厦平地拔起，同时感受到来自“现代”和“建筑”的美感和威慑力。后来，他每周六都会去看这栋建筑往上“冒”。

在这一时期被拔高的还有富家公子贝聿铭的格局。他进入上海最好的青年会学校和圣约翰大学附中，习得一口流利的英式发音，在同样是邬达克设计的大光明影院观看最新的好莱坞电影。贝祖贻作为民国著名的银行家，把继承金融业衣钵的期望放到了儿子身上。他并不知道贝聿铭此刻已经在心中埋下一个愿望——建另一座国际饭店。

贝聿铭每年暑假都回苏州探望祖父贝理泰。这位旧式文人，在祖宅狮子林中，对孙子进行了一整套儒家仪俗的教育。狮子林以奇巧的太湖石而闻名，由叔公贝润生以80万银元购得，并花了7年时间重装。贝聿铭在那里亲睹传统中国的园林设计和工艺之美，并以此领悟到了东方古老哲学的生命力。

1935年，贝聿铭赴美留学，太平洋隔开了新世界和旧世界。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日渐沦陷于日本侵略，回首乡关归路难。

据说贝聿铭在远渡重洋的途中，曾在日本逗留了几日，看到了莱特设计的帝国饭店。他再次想起了上海的国际饭店，于是，做出了一个让乃父大跌眼镜的决定——登岸后，他并没有读金融，而是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随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改学土木工程系，直至1940年毕业，并取得美国建筑师协会的奖章。尽管他接受的是古典学院派教育，但这期间，他有幸了解到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的建筑美学和理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贝氏投笔从戎，在美国空军服役四年。他心怀回国报效之心，被父亲阻止了。在娶妻并进入哈佛建筑系之前，他在波士顿一家工程公司短暂地工作过。

命运之手将他一再推向历史的前台。进入哈佛以后，他认识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格罗皮乌斯。激进的格罗皮乌斯反对传统建筑艺术和历史，推崇绝对的功能性和国际化。但贝聿铭并没有全盘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风格不能枉顾一地独有的气候、环境、历史和传统。同时，贝聿铭还在马塞尔·布罗伊尔那里学到了光线对于建筑的重要价值。

他得到了大师的青睐，并在毕业时成为哈佛的一名助教。但他基于生计和对职业生涯的考虑，加入了纽约的齐氏威奈地产公司。这个决定在学术界看来是“堕落”的。贝聿铭却从那里开启了职业生涯，学习到真正的房地产和商业。1960年，他开始独立创业。一直到1990年才从自己的事务所退休。

工作中的贝聿铭（左三）。 供图/Gaopinimages

在德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的玻璃廊厅，人们可以仰望天空。供图/CFP

由贝聿铭主持设计的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的细节图。供图/Gaopinimages

贝聿铭迎合了美国战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投入了一系列新建筑的设计：国家大气研究中心、艾佛森美术馆、肯尼迪图书馆项目、国家美术馆东馆等。他的努力，得到了美国权贵包括总统在内的认可，从此跻身名流。

自立门户的数十年内，贝聿铭一步步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现代主义建筑美学——而这在上世纪始终是建筑界的主流，所以，即便贝聿铭一度遭遇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玻璃幕墙脱落这样的职业滑铁卢，也未能动摇他对此的坚持。

中西合璧

继世界四大现代派建筑大师格罗皮乌斯、密斯、柯布西耶、莱特之后，贝聿铭是唯一在世便享有盛誉的华裔建筑艺术大师。

成就他的不仅是专业技能。他的交际能力一度得到了肯尼迪夫人的认可。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整体经济滑坡，建筑业蒙受巨大打击，贝聿铭却独具慧眼地拓展在科威特和伊朗等中东地区的业务。自小熟悉权贵阶层的贝聿铭对和高官巨富的相处之道游刃有余。他一生的70多件作品无一例外地与金钱、权力和政治关联。

贝聿铭的出身与中西合璧的教育背景，使他独具跨文化的魅力。一度借此在竞争激烈的卢浮宫扩展项目中杀出重围，获得了法国人的青睐，更在中美关系中成为重要桥梁。

自1979年中美建交，贝聿铭就一再受邀重返中国，设计标志性建筑：包括香山饭店（1982）、香港中银大厦（1982）、北京中银大厦（1995）、苏州博物馆新馆（2006），以及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2009）。这些建筑无一不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并未呈现脱离实际的国际化，可见贝聿铭对于自己文化身份有清醒的认识。

《贝聿铭全集》中记载，1980年，贝聿铭曾受邀在清华大学演讲。建筑系学生希望他讲玻璃幕墙，介绍最新的摩天大楼的设计形式，但贝聿铭却告诉他们，不要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贝氏家族人丁兴旺，过去一直运行着中国传统大家族的人际交往法则。18岁时的贝聿铭已经深得儒家“中庸”思想的三昧——中和，而非冲突。因此，在建筑设计上，他的风格中西合璧，集合了传统中国的庄重和新派美国的创新。

20世纪80至90年代，继中美关系破冰之后，中英关系也进入新阶段。1984年，撒切尔夫人终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协议上签字。

1982年，贝聿铭接到了两个“政治任务”，一个是北京的香山饭店；另一个与香港回归关系更密切——设计中国银行新香港分行大楼。

从私人情感上看，贝聿铭的父亲曾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总经理。从业务角度，这也关系着贝聿铭是否能巩固自己在中国的业务。他必须竭尽所能，设计一栋呈现出全新气象、比汇丰银行和其他殖民时期建筑更有气魄的大楼。

贝聿铭在设计之初就遇到了麻烦，香港迷信风水。由于中国银行所在的位置曾经被设置为日军总部，很多香港人都认为那里不吉利。素来不信风水的贝聿铭不得不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另一个阻碍来自中国银行高层，他们质疑大楼造型上加了框的巨型“×”，因为古代的罪犯佩戴的枷锁上，都打着一个大大的“×”。而这些“×”在工程设计中，是为了保证大厦承重的稳定结构。懂得中国人心理的贝聿铭聪明地将这些“×”隐藏起来，并把那些依然露在外面的部分讨巧地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还将塔楼比作雨后春笋，意味着再生和希望。贝聿铭还利用陡峭地形，从大楼一端引入喷泉，再从另一端喷出。同时把喷泉造型设计成倾斜式的，形成水的回流。巧妙地把风水上的失财转为纳财。

在中国银行另一座大楼——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大厦的设计上，贝聿铭也充分尊重了中国化的思维和习惯。这座大楼在设计伊始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根据北京市有关规划，故宫紫禁城周边老城区限高30米，二环45米，三环60米。这意味着他必须在45米的高度内完成这座大体量建筑，处理不当，大楼会灵性全无。

贝聿铭把光影手法充分引入，在建筑物内部设计出一个大空间的花园。当然，花园是东方的样式，“楼内有园，像四合院”。一个11层楼高的巨大中庭出现在中行大厦内，顶部和四周配以通透的玻璃，因为适当的中空，整个建筑反而轻盈了起来。 

这座中庭后来被命名为“四季大厅”，结合了贝聿铭擅长的苏州的园林风格。中庭中布满了山、石、水、池 、竹、窗等园林元素。而通透的玻璃幕墙把光线充分带入，在米黄色的意大利石质墙面和地面上跳跃折射，加上贝聿铭特有的、富于现代主义特色的几何形屋顶，真正做到了中西合璧、浑然天成。

当代价值

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产生于19世纪后期，成熟于20世纪20年代，在50至60年代风行全世界。代表大师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等人强调：节省成本；保证实用；采用新材料、新结构，将其功能发挥到最大；敢于挑战传统，在风格和样式上创新。

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贝聿铭看重“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美”。在设计香港中银大厦时，地基面积有限，楼层却高达50层，在经常受到台风袭击的香港，如何保证大楼的稳定性？

● 图1 日本美秀美术馆是一座带有典型中国风景的建筑。供图/全景图片

● 图2 2006年7月1日，贝聿铭在卢森堡出席现代艺术博物馆落成典礼。供图/CFP

● 图3  江苏省南京市六朝博物馆内景——竹子在灯光照射下投射到布幕上的影子。供图/东方IC

过去，楼层越高支柱越粗，建筑师们为了防止大楼侧面发生摇摆，会给建筑物绑上横向拉结条，但这很容易设计出笨拙的箱式造型。贝聿铭却开创性地借鉴了竹子节节高升的原理，设计出了柔韧而不易折断的建筑结构：“一根方形木杆沿纵向切开，做成 4个三角扇面柱，再将顶端切成斜面，用橡皮带把柱子绑在一起。当滑动这些柱子，让它们互相分离时，在向上达到柱子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一座体积逐渐缩小、带有壁阶的塔状物出现了；在达到一半高度和四分之三高度时又分别出现了第二和第三座塔状物。剩下的那根柱子继续向上升，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

可见，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建筑江湖，贝聿铭之所以仍被反复提及，是因为他懂得安全性和功能性才是建筑的基础，而这恰恰是现代主义建筑的灵魂。同时，光线、空间和几何也是他擅长的手法。

贝聿铭善于用光，在空间中“让光线来作设计”，玻璃因此被大量运用到设计中，它的折射功能能够充分照明，又不至于遮挡建筑物立面。巴黎卢浮宫金字塔的入口，把大量光线引入博物馆，古今得以打通，充满了活力。钢筋混凝土是现代建筑中保证稳定的必备品。而贝聿铭在了解材料的可塑性后，在艾佛森美术馆内厅设计了富有雕塑感的螺旋楼梯。在达拉斯市政厅建筑中，他还展示了混凝土适于悬挑的力学性能。贝氏更在继承密斯和柯布西耶的几何构成的基础上，把几何造型的艺术美感放大。在2006年的苏州博物馆的造型中，洗练的几何造型恰似中国山水画里的简笔勾勒，十分传神。

而贝聿铭之所以成为贝聿铭，在于他把建筑、人和自然环境相结合，进一步突破了现代主义建筑过于重视功能和材料的局限。

“我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我记得她经常带着我到她定期去清修的寺院里，我总是在那里静坐很长时间。这便是我母亲对我的教诲之一：学会在寂静中倾听。”《贝聿铭全集》中记述，贝聿铭身处科罗拉多山间聆听寂静。在寂静中，他与自然融为了一体。

后来，建筑融合自然的空间观念，在贝聿铭一生的作品中多有呈现：全国大气研究中心、艾佛森美术馆、狄莫伊艺术中心雕塑馆与康乃尔大学姜森美术馆等。这些建筑作品通常都有一个半开放式的内庭，它的功能是将内外空间串联，使自然融于建筑。

老子《道德经》中提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设计，重点显现在贝聿铭于1990年在日本设计的美秀图书馆。这个博物馆设立在日本的自然保护区中，其存在不可破坏自然环境的整体和谐，因此80%的部分都埋藏在地下。

贝聿铭的设计创意来自中国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因此，整个博物馆很有曲径通幽之感。它建在山头上，一条蜿蜒的曲折小路和外界相连，却又巧妙地隐藏在山林里，馆室、道路和人，都和谐地藏于葱郁的绿色中，浑然一体。

而在十几年后，他又如法炮制，在自己的故乡苏州，修建起与园林城市和谐一体的苏州博物馆。这个“中而新”的博物馆设计充分考虑到本地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将人文、园林景观与建筑充分结合，成就了世界建筑史上又一典范之作。

百年一轮回，贝聿铭所提倡的现代主义建筑，或许不再是世界的唯一主流。然而，人类对功能性和安全性的需求始终存在，同时，在饱经战争破坏、生态恶化的新世纪，人、建筑与自然的结合却被公认为未来趋势。这或许也正是贝聿铭的价值所在。

（参考资料：《贝聿铭传》《贝聿铭建筑的艺术本源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