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一）主要研究成果述评

傅衣凌先生较早关注明清时期山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早在1946年就发表了《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通过川陕湖三省交边山区的木厂、纸厂、铁厂、盐井及炭厂、耳菌等手工业生产状况的考察，探讨了清代的工场手工业问题，指出清代中叶中国手工业生产形态已开始有所变化，但由于封建政治统治、超经济剥削等因素的存在，不仅限制其进一步发展，且引发劳动者的不断斗争。⁽⁸⁵⁾1947年发表了《明末清初闽赣毗邻山区的社会经济与佃农抗租风潮》，围绕福建、江西交界山区明清时期频繁发生的农民抗租、暴动与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考察。⁽⁸⁶⁾20世纪50年代后，傅衣凌又先后发表了《略论我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规律——休休室读史札记》、《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江西新城“大荒公禁栽烟约”一篇史料的分析》等论文，⁽⁸⁷⁾对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发展在山区，由山区再到平原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方国瑜先生和陈桥驿先生亦是20世纪70～80年代较早关注山地开发与环境恶化问题的学者，方氏《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论述了汉、哈尼、彝、苗、瑶等民族劳动者（包括退役士兵、移民）在云南山区的农牧业开发活动，涉及玉米、洋芋种植，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业佃关系，水土流失等问题。陈氏《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站在人口再生产和生态平衡关系的高度，对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进行了历史探讨，指出：清代康熙以来，随着人口剧增和玉米、番薯的传入推广，浙江山区经历了不断的垦殖扩张，增加了粮食产量，造成了山林植被的破坏和严重的水土流失。⁽⁸⁸⁾

以闽浙赣等省区为主的东南山区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前揭陈桥驿先生《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便是研究该山区的重要成果。此外，较早的还有《明清之际畲族对闽浙赣山区的开发及交往》⁽⁸⁹⁾、吕锡生《明清时期畲族对浙南山区的开发》等论著，⁽⁹⁰⁾皆论及畲族对山区开发的贡献，包括粮食生产和经济特产等。徐晓望《明清闽浙赣边区山区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从社会分工和山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入手，考察了山区商业性农业（种烟业、种杉业、种靛业、种苎业、种蔗业、种茶业）和山区乡村手工业（造纸业、制茶业、冶铁业、制烟业、榨油业、伐木业、印刷业）的发展，并从资本主义萌芽的意义上，探讨了山区乡村工业的历史地位。⁽⁹¹⁾刘秀生《清代闽浙赣的棚民经济》认为，明清时期的棚民不同于历代逃亡觅食或单纯开发土地的流民，而或多或少地失去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某些特点，体现了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新气息。论文考察了棚民的分布、棚民在山区进行的多样化商品生产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地租形态与雇佣劳动等生产关系。⁽⁹²⁾

20世纪90年代初，厦门大学历史系部分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学者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的平原与山区经济”这一主题展开比较研究，发表了《明清东南区域平原与山区经济研究序论》（杨国桢）、《徽州山区与太湖平原经济开发的异同》（李长弓）、《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陈支平）、《钱塘江流域山区与平原产业结构的比较》（郭润涛）、《晋江流域山海经济的特点》（林汀水）、《九龙江流域的山区经济与沿海经济》（刘永华）等专题论文，发现明清时代东南区域内的山区与沿海平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经济传统，展现不同的经济风貌。受到环境、资源、交通、劳力组合的限制，发展出不同的经济模式。而且，由于受到山区与平原频繁经济联系的哺育，被一贯看成“落后”、“保守”的山区，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外向型”工商经济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并不比沿海平原逊色。⁽⁹³⁾朱自振《明清东南山区农业的商品化发展与特点》一文考察了闽浙赣等地山区棚民的经济开发活动，特别是种麻、种菁、栽烟、烧炭、造纸及耳蕈等生产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给予商品生产较高的评价。⁽⁹⁴⁾韩茂莉《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从劳动人口增长、垦田面积增加、梯田出现及耕作方式改善、水利建设、多种经营展开等方面考察了宋代东南丘陵地区的农业开发。⁽⁹⁵⁾张芳《明清东南山区的灌溉水利》、《明代南方山区的水利发展与农业生产》等文对明清时期南方山区的农业灌溉水利发展的阶段性、主要设施进行了考察。⁽⁹⁶⁾

单独研究福建山区的主要成果还有郑学檬《论宋代福建山区经济的发展》等，该文分析了宋代福建山区经济发展诸条件，并从山区的粮食生产、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等方面论述了宋代福建山区经济的发展状况。⁽⁹⁷⁾戴一峰的研究集中于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其系列研究论文如《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初级市场初探》、《近代闽江航运业初探》、《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再论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商品生产》，论及山区初级市场、闽江航运业、山区商品生产、商品经济发展等内容。⁽⁹⁸⁾

专门对江西境内山区进行探讨的成果也有不少。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等文是研究明清时期流民与山区开发的重要成果。论及山区农业中经济作物区的形成、经济林区的形成、粮食生产以及矿业手工业的变化等，并指出了流民在新作物、新品种、新技术传播、推广方面的贡献。⁽⁹⁹⁾另外，曹树基关于明清时期移民史、人口史的研究，在有关山区的人口迁移、分布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对有些山区的开发亦有涉及。⁽¹⁰⁰⁾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林商品》从探讨明清时期山区的经济水平和山区城乡经济联系出发，较为系统地考察了明清时期浮梁农村的农林产品及其向景德镇的输入，景德镇瓷业的繁荣与浮梁农村自然经济的关联，认为封建的山区农村，如果没有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城镇手工业的发展又不促使其发生改观，景德镇的兴起虽然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的农林产品，却不可能引起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¹⁰¹⁾梁洪生的研究侧重于山区基层社会，其近作《从“异民”到“怀远”》一文利用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怀远文献”，有针对性地分析了雍正初年江西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考察了在处理问题过程中清廷政策与地方官、地方官与地方社会、土著与棚民之间的相互衔接和照应，地方官如何贯彻上级的政策？社会受到了什么影响？并结合寺田隆信的有关研究，讨论了土著对棚民（移民）的“贱视”等相关问题。⁽¹⁰²⁾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从生态和生计的角度切入，探讨了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清代赣南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认为是人口、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相互制约的结果。⁽¹⁰³⁾

西南云贵川山区也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如蓝勇关于三峡区域的系列研究，陈国生等《清代贵州的流民与山区开发》⁽¹⁰⁴⁾，何萍《玉米的引种与贵州山区开发》⁽¹⁰⁵⁾，陆蔚《清代云南的山区开发》⁽¹⁰⁶⁾等。蓝勇对三峡地区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开发和生态环境演变等方面，发表了如《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移民与经济开发》、《明清三峡地区农业垦殖与农田水利建设研究》等文，认为唐、宋是三峡地区经济开发的高潮时期，沿江坪坝土地已经广泛垦殖，森林砍伐程度亦大幅度提高。但是，经历明清之际的破坏之后，清代中期有关山区的垦殖进入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高峰，垦殖指数得到大幅度提升。⁽¹⁰⁷⁾另外有关西南地区的研究，亦有关涉山区的内容。其《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一文，探讨了玉米、红薯、洋芋等引种推广造成的消极影响，如亚热带山地人口持续增长、膨胀，制约了亚热带山地产出多样性和相关的商品经济发展，从而影响资本原始积累的形成，造成农业生态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等。⁽¹⁰⁸⁾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则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害的奏疏、清代方志及洪水题刻等史料，对清代以来三峡地区的水旱灾害进行了初步研究，分析了水旱灾害频繁及其发生规律，指出：相对而言，该地区的水灾较旱灾更为严重，危害也更大。⁽¹⁰⁹⁾何萍《玉米的引种与贵州山区开发》简述了明末清初有“旱地之王”之称的玉米传入丘陵山地占95%以上的贵州后，对贵州山区开发和粮食生产的影响。

湘鄂西山区也有一些研究成果，较早的如黄仕清《清前期土家族地区的开发》⁽¹¹⁰⁾，杨昌沅、范植清《略述明代军屯制度在鄂西山地的实施》⁽¹¹¹⁾，《明前期鄂西民族地区的管理》⁽¹¹²⁾，《清代湘西苗区屯田》⁽¹¹³⁾等。还有杨国安《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对改土归流后该区人口的增长、客民数量和比例、土地垦殖的论述。⁽¹¹⁴⁾朱圣钟、吴宏岐《明清鄂西南民族地区聚落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从城市和村落两种类型，土司和改土归流后两个阶段，聚落的发展演变，分析了数量、规模、分布、演变原因等。⁽¹¹⁵⁾朱圣钟《鄂西南民族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探讨的是改土归流后鄂西南山区农耕范围的扩大和结构变化。⁽¹¹⁶⁾

肖文评《明末清初粤东北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嘉靖《大埔县志》所载《湖寮田山记》为中心，考察了明末清初粤东北客家山区开发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及客家人所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¹¹⁷⁾

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田与田民族的历史走向》则将田民族的历史放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考察，探讨了田的耕作方式、地区和地理分布、作物种类、唐宋时期的田民族与后来畲族的关系及田民族发展的历史走向等，所及与当时的山区开发有密切关联。⁽¹¹⁸⁾

美国著名学者赵冈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史，成果甚丰，其《清代的垦殖政策与棚民活动》是关于清代山区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从人口增殖与农垦政策、棚民出现与活动、灾难性的后果等方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¹¹⁹⁾

具体到秦巴山区而言，由于其在地理位置、农民起义、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突出地位和特点，在山区研究中受到了较多关注。20世纪80年代之前，已有若干论著问世，从不同的角度对秦巴山区进行考察，除了前揭傅衣凌先生《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外，今见主要有：

赖家度《明代郧阳农民起义》从研究农民起义的角度较早关注郧阳山区的流民和垦荒问题，作者从明代土地高度集中讲起，论及大量流民产生，在无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流民冲破明朝廷的关津和禁山政策，进入郧阳山区进行垦荒活动，并进一步发动起义、与官府展开斗争等问题。⁽¹²⁰⁾

李景林《从〈三省边防备览〉一书看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陕、川、鄂三省交界地区社会关系的一些特点》，是较早关注该区域社会生产关系的论文。作者以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一书为资料来源，考察了清中叶三省交界地区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总结出当时三省交界地区阶级关系和生产方面的特点有：一方面封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地主及封建国家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和统治较为松弛，山区内人民的反抗活动较频繁而使统治者对山区在政治上、军事上难于实行严密的控制；另一方面是山区内商品经济比较发展，使山区内部以及和外部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商品经济联系，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¹²¹⁾

李蔚的长文《乾嘉年间南巴老林地区的经济研究》以嘉庆白莲教大起义为切入点，目的是探讨起义前三省老林地区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为什么起义起自湖北宜都、当阳，并且很快蔓延三省？其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其次考察南巴老林的手工工场，探讨该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围绕上述问题，论文广泛涉及山民对猪的饲养与贩卖，粮食的商品化，烟草的种植，生姜、药材、木耳、香菌的生产，木、铁、纸、盐等厂的生产情况及生产关系，得出了如下结论：白莲教大起义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虽然像历代若干次农民起义一样，是作为落后的宗教——白莲教来领导，但就其斗争内容来看则已经超出了历代农民起义斗争的范围。这次起义不仅是农民反抗地主及官吏压迫的斗争，是汉人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民族斗争，而且通过手工工场自食其力的雇佣工人参加起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束缚它的腐朽封建生产关系，进行了强烈的反抗斗争。南巴老林山区物产丰富，为新增流民积集之所，具备了开设规模较大、分工较细的手工工场的人力、物力，加之该地区政治控制比较薄弱，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因素较小，因此这里的手工工场不但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且这种萌芽得到了比较顺利的长足的发展。⁽¹²²⁾

尹居诚《清嘉庆元年白莲教起义初步研究》在探讨白莲教起义的社会背景时，亦考察了川、楚、陕三省交界山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作者指出：清代大量的流民进入南巴山区，亦即所谓的“棚民”，成为一般的佃户，受到地主和地方官吏非常苛刻的剥削。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家利用山区较为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在山内开设了好多纸厂、铁厂、木厂、炭厂以及川东的盐场等，这些工厂属于近代产业资本性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手工业工场，场内工人受到厂主超经济的剥削特别严重。所有这些，使川、楚、陕三省在乾隆末年成为全国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白莲教所以能在这里传播并组织领导川、楚、陕三省人民举行大起义，有它的必然性。受到苛重剥削和失业、饥饿威胁以及官府差役、恶棍、地痞压迫的佃户、雇工（包括川省的船运工人等）、山民等，成为参加白莲教起义最基本的群众。大量所受剥削和压迫比任何阶级都严重的雇工参加白莲教起义，给白莲教起义带来了以往农民起义所没有的新特点，即具有现代工人阶级革命的那种富有斗争性和革命性。不过，由于这些雇工是一些与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人，所以……也同样表现出浓厚的“流寇主义思想”⁽¹²³⁾。

方行《清代陕西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兴衰条件的探索》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成长切入，论述了清代中叶陕南山区的木材采伐、造纸、冶铁等手工业及相关的农业，认为陕西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山区，“既具有一定程度的偶然因素，更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所以经过同治年间的战乱，便一蹶不振了。⁽¹²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经济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较之此前更多。如樊树志《明代荆襄流民与棚民》，从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意义上考察、理解明代荆襄山区的流民问题，简略叙述了明代该地区的流民及明政府的发回原籍与附籍政策等。⁽¹²⁵⁾

钮仲勋《明清时期郧阳山区的农业开发》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较早指出明清时期郧阳山区的森林采伐、烧炭、垦荒、造纸、矿业等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¹²⁶⁾

孙达人《川楚豫皖流民与陕南经济的盛衰》试图通过剖析陕南经济的盛衰及其原因，探索封建经济发展至清代前期的若干特点，探索农民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对于生产发展的关系。探索先进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恰恰在这样一个原先较为落后的山区发生的历史原因。为什么这个在康乾之间经济有了相当迅速发展的山区，在嘉道之后却又发生如此严重的逆退？作者从流民与陕南的开发、工场手工业的兴起、“永佃制”和阶级斗争、道光以后陕南经济衰落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嘉庆之前，当一大批摆脱了封建政权控制的农民在陕南能够取得自耕的土地，或者以较低的地租获得一块“长远耕种”的土地时，这个落后的山区就和山外封建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地区的情况迥异，不仅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发展，而且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能健康生长；反之，在嘉庆之后，当陕南的农民已经无法获得自耕的土地，并且失去了用较低的地租租种土地的永佃权时，他们的境遇就和山外无异，原先迅速发展的农业和手工工场业也就和山外一样，立刻变为停滞乃至完全衰败。说明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停滞的经济根源，正是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高额地租和押租。⁽¹²⁷⁾

谭作刚《清代四川、陕西、湖北交边地区经济开发的特点和影响》（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1986年5月），运用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通过对清代四川、陕西、湖北三省交边地区经济开发的简要考察，说明这一区域社会始终停留在落后水平线上的历史原因，并为当代经济开发提供一些历史借鉴，重点在于分析经济开发效果不佳的问题。论文肯定了移民在清代三边地区经济开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指出，受落后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生产方式制约，粮食作物的单一种植成为经济开发的主要表现形式，严重影响了工商业及林牧副业的发展。因此，清代三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一个以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开发为主体的，以自然资源的获取为主要目的，以自然资源低效率利用乃至浪费性消耗，即掠夺式开发为主要手段的历史过程。落后的开发方式亦导致了自然环境的恶化，最终致使经济开发不能正常进行。⁽¹²⁸⁾

荷兰学者B.费梅尔对中国历史上的山区问题亦较为关注，其论文《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认为：由人口增长等因素导致的移民进入不宜农业的山区，尽管有发展林牧业、贸易的机会，却受到运输条件、资本、食物匮乏等条件限制，不得不仍从事粮食生产。新作物引进、劳动力等条件似乎为经济扩展创造了机遇，但随之而来的资源耗竭、耕地编制、战争、匪患等又导致经济萎缩。⁽¹²⁹⁾

萧正洪对清代陕南种植业等问题有专门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清代汉江水运》、《清代秦巴山区的柞蚕放养》等重要论文。⁽¹³⁰⁾其著作《环境与技术选择》对山区开发亦多有涉及。⁽¹³¹⁾陈良学对陕南山区也有较多的关注，发表了《清代前期客民移垦与陕南的开发》、《明清时期闽粤客家人内迁与秦巴山区的开发》等多篇文章，关注到明、清两代，秦巴山区成为以湖广、闽粤为主体的全国性大移民的集中地，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交叠、沉淀和重新排列组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文化特色。而来自闽粤的客家文化在这里独树一帜，成为秦巴山区经济、文化、民俗等领域的活跃因素。⁽¹³²⁾

任春明《清代汉江流域的经济开发述评》对清代中叶汉江流域经济开发的具体内容和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导致这一地区经济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使其丧失了继续发展的基础。⁽¹³³⁾

马雪芹探讨了明中期南阳盆地周边山地的流民与山地开发问题，指出：南阳盆地周边山地为明代流民聚居地之一，流民的附籍落户，开垦生产，使盆地周边山地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与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但盲目开垦也使山地水土流失，引发了人为灾害，应引以为戒。⁽¹³⁴⁾吕卓民《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水利建设、农作物种植等方面论述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¹³⁵⁾梁中效《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的变迁》将秦巴山区的环境变迁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四个阶段加以论述，认为唐代以前对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的机器时代环境恶化加剧。秦巴山区的环境破坏对关陇、成渝、江汉平原和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¹³⁶⁾

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一文，主要论述明清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因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大批失去土地或逃避赋役的流民向豫鄂川陕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区迁徙的规模和过程，自明中叶美洲耐旱作物的传入，流民规模更趋庞大，并长期定居在山区之中，进行开山种植、伐木造纸、冶炼烧炭等作业，造成秦岭大巴山区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渭河、汉江流域的灌溉和航运，使我国西部地区的环境日趋恶化。⁽¹³⁷⁾钞晓鸿《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主要利用碑石资料探讨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涉及环境破坏与保护的直接原因，环境保护的主要成就，环境保护的效果和局限性等内容。⁽¹³⁸⁾

萧放《明清川陕楚边区风俗文化论》从制约该地区风俗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三省相接、山多地少，社会人文环境——五方杂处、流民丛聚等两个方面切入，论述该地区明清时期别具特色的风俗文化的形成及其状态，如“秦声楚歌”的语言风俗结构，“质朴劲勇”的行为风尚，“尚鬼信巫”的宗教信仰，三省混杂的岁时仪礼习俗等。⁽¹³⁹⁾

国外学者对明清时期秦岭—大巴山区的开发与发展问题也有涉及，如日本学者安野省三《明代川陕湖广地方的茶叶生产者和商人层》、《清朝中期秦岭的风俗》，森纪子《清代四川移民经济》，山田贤《移住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等论著，⁽¹⁴⁰⁾分别论及明代陕南的茶叶种植、清代川东特别是云阳县的移民与区域社会以及秦岭山区的社会风俗变化等问题。韩国学者如郑哲雄、李俊甲等也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如郑哲雄《清代湖北省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环境》⁽¹⁴¹⁾，李俊甲《中国四川社会研究1644～1911∶开发和地区秩序》⁽¹⁴²⁾，郑哲雄、张建民等《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民间风俗》⁽¹⁴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