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主要是围绕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开展的，有的学者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有的学者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进行了检验。

刘易斯(Lewis，1954)二元经济模型提出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 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部门，前者劳动边际生产率较高; 后者包括农业、手工业等部门，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低。由于传统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极低，因而即使将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也不会影响这些部门的产量。而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工业部门由于生产率较高，工资率也较高，传统部门的劳动者也愿意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模型的实质内容就是试图揭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工业部门扩张和农业部门逐步萎缩的趋势。根据刘易斯模型，只要现代工业部门能够提供一个高于传统部门的实际工资，这个较高的工资可以弥补城市较高的生活费用和劳动力转移的心理成本，则传统部门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

费景汉和拉尼斯((J．Feiand G．Ranis，1961)对刘易斯理论进行了发展。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时，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部门“制度工资”水平时，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水平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水平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必须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工业部门才能实现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不同在于前者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的发展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乔根森(Jorgensen，1967)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乔根森认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门的二元性仅仅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函数与组织方式上的不对称性，农业部门需要引入资本要素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农业的发展，而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业劳动力转移。乔根森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强调通过降低农村人口增长率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用农业剩余取代了隐蔽失业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条件。

托达罗(Todaro，1969)的预期收入模型主要是针对刘易斯模型中存在的两个问题提出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会不顾城市失业或隐蔽失业的存在继续向城市转移?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能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掉? 托达罗模型的出发点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以及劳动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动力不仅来自城乡实际收入水平的差异，还来自能够取得城市就业岗位的概率。托达罗发现，来自传统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并不是直接进入现代部门，而是先在城市的传统部门临时就业，然后再进入城市现代部门。农村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即便在城市暂时无法找到现代部门的就业岗位，也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的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哈里斯(J．R． Arris，1972)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正，将农村与城市部门分开，进而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和城市的产量、收入与福利的影响。如果农村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到一定程度，城市部门中充分就业就不能实现，因为城市创造额外的就业机会将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决定的，内生决定的市场结算工资将会导致流向城市的劳动力减少，最低工资的上升可以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并导致就业增长比产出增长低。强行阻碍和限制劳动力的转移可能会减少农业部门的净福利。

国外学者用不同的变量来解释劳动力转移的效用差别。如舒尔茨(T．W．Schultz，1961)指出，个人对于地点的选择将根据其拥有的人力资本报酬的概率分布和转移的成本作出判断，而收入的差异可能是用以解释这种效用差别的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变量。吉利斯(M．Gillis，1989)等认为，农业部门中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将会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任何流出，都将会使农业产量下降。要想使工业顺利发展，必须确保农业以一定速度增长，能够满足城市工人和农村农民不断提高的消费需要。伊斯特林(Easterlin，1990)借用相对贫困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相对收入决定人们的行为。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根据一个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作出的评价，或者说是一种社会决定的生存水平(Macunovich，1997)。根据这种相对贫困假说，斯塔克等人(Starkand Taylor，1991)认为，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不仅决定于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之差，还决定于他们在当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以及转移之后按照接受地的期望生活标准感受到的相对贫困。斯塔克等人通过观察农户对国内或国际转移的选择，检验了转移决定中的相对贫困假说。

国外学者通过改变假设、增加变量的方法对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加以改善。Calvo(1978)使城市工资内生化，扩展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表明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是达到最优的必要条件。Khandker和Rashid(1994)提出了一个包含城市工人失业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二元经济模型，认为城市工资补贴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减少，增加失业。Brueckner和Zenou(1999)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土地市场，提出正式部门的扩张只会使土地租金上升，从而降低迁移者的预期收入差异，而不会使劳动力转移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