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效益考评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正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为提高出版物质量，2015年初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开展2015年出版物质量提升年活动的通知》，并开展了多次出版物质量检查。

2015年，出版科研对社会效益关注的重点在于建立社会效益考核评价体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魏玉山提出：出版企业社会效益考核评估需要全面、科学、可行。一是出版单位及出版物都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个方面，两个效益虽然有联系，但是不能相互代替。对两个效益可以分别考核，但是不能只考核其中一个。两个效益的考核也不能一个软一个硬、一个虚一个实。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考核应当主要从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传承与传播文化知识的角度来把握，其出版物的内容、品种、数量、质量、结构等是社会效益的主要体现。二是社会效益反映的是一个出版单位服务社会思想文化建设的综合能力，需要通过多种类型的指标才能全面评估。只有少数类型的指标不能全面反映社会效益的整体情况，但是把涉及社会效益的所有指标都纳入考核的范围也是不切实际的。三是指标的设计既要防止简单化，又要避免复杂化。各项指标的数据应可以采集或便于采集。四是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估需要社会化、常态化。^[19]魏玉山在《关于开展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评估的思考》中同时提出了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体系的具体指标：面对出版单位重视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现象的抬头，加强对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引导与考核势在必行。作者在总结业界对社会效益考核存在的认识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估的具体指标：第一级指标2个：正效益指标、负效益指标。第二级指标8个：正效益指标5个，即核心价值观（或舆论导向）指标、学术性（或文化性）指标、市场性指标、国际性指标、单位社会形象指标；负效益指标3个，即负面形象指标、法规指标、标准指标。第三级指标15个：其中，核心价值观（或舆论导向）指标2个，即基数指标和奖励指标。基数指标是指一个考核单位年度出版物比较平稳，其内容既没有受到管理机构、媒体的批评，也没有得到表扬。奖励指标则是其图书内容受到管理机构、媒体的好评。学术性（或文化性）指标2个，即获奖数量与获得基金资助数量；市场性指标2个，即出版物平均印数与畅销数量；国际性指标3个，即版权输出品种、出版物出口册数、海外投资金额；社会形象指标3个，即出版物编校质量、社会捐赠金额、社会公益活动；负面形象指标1个，主要是考核单位或其出版物受到管理部门、大众媒体点名批评的次数；法规指标1个，主要是考核对象年度违反著作权法、出版规章及其他法规的次数，包括出版物的违法违规与出版单位的违法违规；标准指标1个，主要指考核单位的出版物执行国家、行业标准情况。^[20]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方卿、许洁从价值角度阐述了出版社会效益的重要性，作者在文章中从行业、企业和从业者三个层面论述出版的价值引导功能如何实现，对出版行业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引领功能、出版企业如何以社会效益为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出版从业者如何更好地履行把关人职责提出具体建议。^[21]

童兵提出以《指导意见》提出的对国有文化企业及其文化产品的要求为目标和动力，积极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新闻传媒产业而言，当前要下决心在下面三个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其一，在传媒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其二，在传媒运作机制上有所突破，在坚持传媒事业与企业分开、采编与经营分开、采编播人员与经营人员不混岗的前提下，确保不同岗位的不同人员职责明确、分配合理；其三，在国有传媒资产监管运营上有所突破，充分发挥文化经济政策的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