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传世文献利用

上古生态环境史研究与传世文献利用

本课程是我给“中国生态环境史”方向研究生开设的第一门专业课，课名叫作“古代生态环境史资料整理与研究”。之所以首先要给大家讲史料课，当然是因为熟悉史料是做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关键。史料之于史家，犹如食料之于厨师。无论何等高明的厨师烹饪，都不能没有食料，选配和加工食料是烹调的第一步，同样，史家离不开史料，没有史料而治史是不可想象的，学术造诣的高低首先是体现在史料搜集、甄别和运用上。生态环境史研究者亦不能作“无米之炊”，能不能做好，关键亦在于史料。搜集、整理和解读史料能力的高低，对研究深度和水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一个全新的史学领域，生态环境史具有典型的跨学科性质，在文献信息搜集、整理和运用方面存在着诸多特殊性，入门颇为不易。历史专业的学生要想成为这方面的行家里手，需努力突破以往读史成规，弥补知识结构的“先天不足”，积极摸索史料搜集和解读的新途径与新方法。

学生提问:在座同学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是唐代以前的历史。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唐以前的历史已经研究得很充分，能做的题目好像都已有人做过了，有时想到了一个没有人系统做过的新问题，可是材料又不够，没有办法做。为此我们常感困惑。老师认为应该怎么做才好?研究中国古代前期的生态环境史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中国古籍文献的分布，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与时代不平衡。地区不平衡根源于历史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时代不平衡更容易理解:时代越早，文献著述流传越不易;时代越早，文献亡佚越严重。我们常说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其实主要是宋元明清的文献浩繁，唐代以前的文献仍然传世者很有限，只要肯下苦功，若干年即可通读一遍。所以有人根据史料方面的差别，认为研究唐以前的历史需要采用演绎法;宋以后的历史则较多地运用归纳法。

文献史料不足的确给古代前期史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在原有历史研究架构之下，几代学者积年累月读同样的书，自然会想出同样的课题，能用的史料都被利用了，好做的课题都有人做过了，要想提出具有独特创见的新课题和新观点，谈何容易!所以最近数十年来大部分研究其实是在“炒剩饭”。同学刚刚入门或者正在入门，有此困惑是很自然的，不知道自己的学位论文该做什么题目，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不单是同学苦恼，导师们更苦恼，每年有那么多研究生做学位论文，指点他们选定一个合适题目，实在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传世文献就那么多，靠这些文献来研究古史似乎已是穷途末路。正因为如此，一旦某地出土了一批新资料，学者们都是欣喜若狂，趋之若鹜。从地底下发现新文献，好像成了古代前期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唯一指望。近数十年来，秦汉史研究若不是有大批简牍、帛书陆续出土，魏晋隋唐史研究如果没有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出土墓志可供利用，不知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先秦时代文献史料更加缺乏，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新的考古发现。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地上和地下文化积累都很丰富，肯定还有不少古老文献深藏于某地，早晚会陆续被发现，供我们利用。但是，这样的发现毕竟可遇而不可求，我们无法知晓哪天再有地下文献重见天日，又不可能人人扛着镢头到处乱刨。比较实际可行的途径，可能还是对现有文献中的历史信息进行再发掘和再运用。

我始终觉得:在古史研究中，发现和利用新出土文献固然重要，练就从常见文献中发现新信息的“火眼金睛”更为重要，并且我还坚信:提出一种新思维，采用一种新范式，开拓一个新领域，史家可以从早已烂熟于心的典籍中“别见洞天”，发现大量以往不曾注意的历史信息，疑无前路的古史研究因此而能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生态环境史正是这样一个能够使中国古史研究柳暗花明、别见洞天的新思维、新范式和新领域。

与其他方面的中国古史研究不同，生态环境史研究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传世文献已无发掘新史料的余地，更不是没有新鲜课题可做，而是如何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重新整理和解读传世文献，充分发掘和运用其中的相关信息。对于生态环境史研究来说，传世文献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宝藏，其中的许多内容具有非常高的环境史资料价值，只是这方面的价值以往很少受到重视，至今仍然基本上没有从生态环境史角度进行系统的开采。我们开设“古代生态环境史资料”这门课程，目的就是邀请诸位同学一道，按照时代前后系统地阅读传世典籍，以便系统地搜集和整理生态环境史料。

当然，由于生态环境史具有诸多不同于以往史学的特殊性，在搜集、整理和处理史料方面，环境史学者需要具有某些特殊的取向、眼力和方法。有时，对于古籍文献中的材料需采取“人弃我用”的方针，比如正史的“五行志”、“祥瑞志”等部分，因充斥着荒诞无稽的怪异现象，过去史家一向不予重视，但其中包含着不少很有价值的生态环境史信息，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别立新解”，同一条史料，经济史家、历史地理学家和社会史家都予以引用，但由于研究主题不同，常常会做出不同的解读，根据所采撷的历史信息而作的表述各有区别，记得在做本科生时听许大龄先生的课，他提出史料运用的“一鸡三味”说，可谓精妙之喻!虽然过去了30年，如今仍然记忆犹新。环境史学者能否按照自己的研究主题，采用自己的专业话语，对常用的文献材料进行不同的解读，揭示其中所隐藏的环境历史意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不论是“人弃我用”还是“别立新解”，都无非是要从文献记载中搜寻过去史家不甚留意的环境历史信息。这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情，除了必须具备相当深厚的传统文献学、文字学功底之外，还必须具备特殊敏锐的眼光、独特的问题意识，更需要拥有不同于一般历史学者的科学素养和知识储备，主要指自然科学素养和知识，如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土壤学、水文学甚至中医药学等方面的知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素养和知识，是环境史学者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和看家本领。如果缺乏起码的专门知识，面对古籍中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事物，一定会感到不知所云，束手无策，对古人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环境历史信息，多半亦视而不见。

今天我们就从上古文献开始，讨论讨论如何根据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需要，重新整理和解读传世文献典籍，怎样才能重新发现和充分利用其史料价值。然后再讨论中古和近古史资料。

学生提问:我选修过您给本科生开设的生态环境史课程，那时您是按照不同的专题来讲授的。您刚才提到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时间分段，显然是打算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但又不是按照朝代分段。整个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仅划分为三大段，每段的时间都会很长。这是否是因为生态环境史研究需要进行“长时段”的观察思考?您划分“上古”、“中古”和“近古”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

给本科生开设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主要介绍一些基本情况和基础知识，采用专题讲授的方法比较方便。我们这门课属于文献史料整理和研究性质，文献还是分段介绍比较好，不宜采用专题方式。

我将中国古代生态环境史划分为三大段。“上古”包括夏、商、周、秦、汉;“中古”自三国至两宋;“近古”则包括元、明、清三代。我之所以这样划分，一是基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的脉络，二是文献史料种类构成的特点。

生态环境史是否需要进行“长时段”考察?回答是肯定的。20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生态环境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急剧变化，我们这代人都很明显地感到了周围环境的巨大改变。这种急剧而巨大的变化，是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和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强力推动的结果。古代生态环境变迁则是相当缓慢的，一个世纪的改变可能还不及现在一年的变化大，在人类历史的童年阶段，生态环境更近乎静止状态。正因如此，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近代科学出现和工业化开始以前的生态环境史，都需通过“长时段”考察才能看清其演变的轨迹和脉络，这个“长时段”往往以若干个世纪为时间单元。法国史学大师布罗代尔在其成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一版序言”中，将“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称为“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认为“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1]。当然，具体的课题研究并不一定都是时间跨度很长，是否采取“长时段”，应根据问题本身和所涉及的时代而定。

漫长而悠久的中国历史，好比一部波澜壮阔的交响史诗，这部史诗由人类与其周遭的环境因素共同吹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音调、旋律或激昂澎湃，或舒缓低回，或气势磅礴，或轻快流畅，其间几经回旋，更多变幻，呈现了人类与自然和谐与冲突不断交叠，彼此矛盾而又互为一体的协同演变过程。

正如交响史诗通常包括若干乐章一样，中国历史包括若干前后变化显著的重要阶段，生态环境的历史演变亦随之呈现出阶段性。由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化首先体现于经济活动，我们不妨按照经济生产方式变革的线索，将其划分为采集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四个主要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不仅生态环境自身不断发生了诸多显著的改变，而且人们认知、适应和利用环境的方式以及对环境所持有的态度也都明显不同。我们所谓的古代生态环境史，主要是农业时代的人类生态系统和人与环境关系演变的历史，其中又包括了阶段性特征相当显著的若干历史单元，即上古、中古和近古。这三个阶段的生态环境史，不论从环境演变的地域空间、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的深度，还是从生态知识、环境观念或者其他方面而言，都具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历代文献典籍亦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

这里所说的“上古”，上起三代，下迄两汉，这是中国文明体系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逐步生成、建构和臻于成熟的时代。其中，由于缺乏系统的文字记录，关于夏朝存在的真实性目前尚有争议。殷商甲骨卜辞虽然蕴含有相当丰富的历史信息，但毕竟只是占卜的记录。因此“上古”文献主要指周、秦、两汉时期流传下来的典籍，其中包括儒家经典、诸子的著作、《史记》和两《汉书》以及农书、医书和文学作品，等等。

上古时代中国文明的基本区域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黄河为基轴向两侧延展，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仍处于蛮荒落后的状态。所以有人称当时的中国是“中原之中国”，我更愿意使用“黄河轴心时代”一词。这个时代的文献典籍基本上是关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历史记录，关于其他区域的历史信息则很少。不仅其他方面是这样，生态环境方面亦是如此。因此，研究上古中国生态环境史亦应以黄河中下游为重点。

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来说，生态环境史研究不能离开对人类活动的观察，不同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区域，理所当然应成为重点研究的地区。从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生态环境史，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比如地球科学)中的环境变迁研究。历史学范畴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对象是人类与自然环境打交道、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同演进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我甚至认为:对人类并未产生任何影响的自然事物和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变迁，不是历史学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对象。我曾经提出:生态环境史研究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变化的历史，这个系统是由人(包括人类社会、文化等)和人所寄居的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人与周围的环境是一个彼此依存、交相作用的动态整体，人的活动是这个系统发展演变的主导力量。生态环境史研究致力于揭示人与环境之间双向作用、彼此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史关系和动力机制，须紧密围绕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包括活动空间的拓展)而展开。黄河中下游既是上古时代中华民族主要的活动场所，人与环境打交道的故事自然也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上古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将主要发生在这个区域的故事叙述、解释清楚。

不论从文献整理还是就问题考察而言，做好“上古”这一段对整个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后代生态环境史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推溯到上古。比较具体一点，从文献的角度来说，上古典籍不论出自何家之手，都具有“文化元典”的意义，它们所表达的对大自然的态度，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观念以及对事物和现象的叙述、论说方式，都对后世有着持久的影响。从具体问题而言，由于上古生态环境最接近于原始状态，弄清上古时代的生态环境状况，可为研究后代环境变迁提供必要参照。中国传统时代人与环境关系的模式正是奠基于上古，中华民族对天、地、生物的基本态度，对季节更替和生命代谢的观察方法、对各种环境资源的利用方式、对环境威胁和自然灾害的应对策略……莫不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总之，做好“上古”，有助于对中国生态环境史基本问题进行追本溯源的认识和理解。

学生提问:老师，我注意到您刚才讲“历史学范畴内的生态环境史”一语时，用了一种特别强调的语气。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指出“历史学范畴内的生态环境史”，难道其他学科领域中也有生态环境史研究吗?如果有，那么历史学的生态环境史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我的确是有意强调“历史学范畴内的生态环境史”。根据我的观察，目前的环境历史考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术阵营和科学范畴:一是自然科学家对环境历史问题的研究，可以视为地球科学中地球史或者自然史的一部分;二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环境史，乃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虽然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的课题，存在着相互资借、合作和对话的空间，但学术分野却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所研究的问题，时间尺度远大于后者，往往只关注大自然自行的演变，并不重视甚至不考虑人类因素;后者则以人类诞生为起点，以认识环境与人类的相互关系和双向作用为鹄的，即使具体课题是关于自然生态(如土地、河流、森林、动物等)的历史变迁，也特别强调人类活动的作用以及这些变迁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2006年11月在台北召开的“环境史研究第二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于不同领域，所提交的论文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不同学科对历史生态环境关注点的差别。

下面我们返回到本题:如何利用传世文献研究上古生态环境史?或者说，研究上古生态环境史可从传世文献典籍中获得些什么信息?这个问题似乎不容易做出简单明确的回答，因为答案并不完全由文献本身所决定，还取决于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框架和具体课题如何设计。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后者决定了研究者需要些什么信息，前者则决定这些需要能否得到满足。这样一来，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生态环境史的学术架构是什么，主要研究哪些问题，然后才能明确需要哪些史料信息，文献能够给我们提供些什么信息。

直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史的学术架构尚在建设之中。过去几十年中，已有不少人提出过设想，有些比较讲究学理架构，有些则是一些重要课题的罗列，有的认为环境史有自己确定的对象和范围，有的则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新的历史解释体系。总之仍未形成统一公认的设计，不同研究者实际上都在自行其是。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和环境史研究的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曾对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提出过多种设想或思路，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以技术为中心，从气候、地貎、海洋、植物、动物等各方面的脉络探讨环境变化的形态;二是从宗教、哲学、艺术与科学角度来认识自然;三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焦点(social foci)观察社会(比如官僚体系、封建采邑、部落、村落、家庭、有限公司、集体组织等等)所做出影响环境的决策及其所造成的回馈机制;四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环境史，其中包括五个值得注意的主题:1．资源边疆(resource frontiers)，即探讨在时间过程中那些地区的土地、木材和其他生产因素相对的丰富;2．水利系统的各种技术与生态;3．森林、木材贸易与使用木材的技术;4．大型驮兽的历史;5．居住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历史^[2]。2005年8月光临南开环境史会议的刘翠溶教授在所提交的论文中，特别指出了应当重点研究的10个问题，即:1．人口与环境;2．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3．水环境的变化;4．气候变化及其影响;5．工业发展与环境变迁;6．疾病与环境;7．性别、族群与环境; 8．利用资源的态度与决策;9．人类聚落与建筑环境;10．地理信息系统之运用。他们所列举的这些方面，无疑都是中国生态环境史的重要课题。

归纳两位前辈的设想和建议并综合诸家意见，我就特定时代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列出以下基本问题，或者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观察和思考的路线:1．人们生息于其中的生态环境的基本面貌如何? 2．人们如何观察生态环境并且具备了哪些知识? 3．人们如何利用环境资源以满足物质生活需要? 4．人们如何克服不利环境因素以获得安全保障? 5．生态环境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组织和制度? 6．生态环境因素如何进入人的情感世界和精神领域?这六个问题，大体可以囊括伊懋可、刘翠溶两位教授所开列的问题清单，与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三层次基本相符^[3]。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研，可以大体了解一个时代人类生态系统的基本面貌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基本状态，从而体现生态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史学的特点和旨趣，即“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有了上述问题设计，我们搜寻相关文献史料信息就有了比较明确具体的目标。

不过，以上开列的六大基本问题都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包含着许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研究某个历史阶段的生态环境面貌，通常的做法是对基本结构性要素进行重点考察。这些结构性要素包括气候、植被、动物、水文(河流湖泊)、土地(包括地景和土壤)。此外还应包括人口。人口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能动活跃的结构性要素，人口变动是人类生态系统演变的主要动因。当我们着手研究上古生态环境史时，首先就要了解当时文献关于这些结构性要素可能提供哪些信息。如何发掘、利用文献典籍中的相关信息进行问题探讨，并无一定成规，全凭研究者用心把握，做好手下功夫。

由于流传至今的上古文献典籍十分有限，采用“竭泽而渔”的方式将相关文字全部抄录下来，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事情，功夫的深浅、学力的高下主要体现于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和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具体来说有五点:一、是否具有良好的文献学功底，对古籍性质、作者、年代、版本以及伪托、错简、窜乱情况是否相当了解;二、能否对文字信息做出恰如其分的正确解读;三、能否采用合理的技术方式(例如列表、绘图、使用恰当的符号表达式等)对零碎的材料进行清晰的处理;四、能否从字里行间剔发出它们背后所隐藏的环境史意义;五、能否通过合理联想和推断，揭示零散记录并且表面互不相干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要做到以上这几点是很不容易的。单就第一点来说，把一段文字读通、将字面的意思理顺已是很不容易，需具备相当良好的音韵、训诂学功底才能做到，对其中所记载的各种事物、现象做出正确解释，更是难上加难。比如动植物名实考证自古就是一个很大难题，古代文献中同物异名、同名异物的情况很多，所指究竟为何物，往往很难弄清，其中有些动植物可能早已消失了。先弄清这些动植物名称在历史上的承继关系，然后再用现代动植物分类、命名方法予以定名，中间要费很多周折，甚为烦琐。再如，自《尚书·禹贡》记载各地土壤的名称和等级之后，古籍所载各地土壤名称颇多(如《管子·地员》中就有很多记载)，要想它们一一搞清楚并对应于现代土壤学的类型(种类)，亦很费周章。更麻烦的是，古人记载自然事物和现象并无统一术语，同样一个事物和现象，不同作者各逞其意，所用语词彼此差别很大，更增强了后人的解读困难。两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经学家、注释家穷经皓首，殚精竭虑，对古老典籍进行注疏、笺证，然而对许多名物的笺证释义歧见纷纭，对同一物事往往出现多种不同解释，有的释义甚至正尔相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情况说明正确解读上古文献有多么困难!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坚持不懈地努力，因为这是最终获得正确结论的重要前提。为此，不仅需要加强对小学知识的学习，而且需要不断补充和丰富自然科学知识。如果在文字释读和名实考订中就出现很多错误，研究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传世文献典籍卷帙有限，这已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如何从有限文献中尽可能多地搜寻出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予以充分利用，对问题进行尽可能详细具体的探讨，需要大家积极去摸索。在具体研究中，除研究主旨必须明确之外，我想恐怕最需要注意的是材料搜集、处理和运用的技巧和方法。根据前辈学者的经验和本人的学习体会，我粗略归纳出以下几条技术路线和解决方法。

1．对现存上古文献中的有关信息实行“竭泽而渔”式的搜检，尽量少遗漏或不遗漏。

2．针对某些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尽量扩大资料搜索范围，如果同时代文献没有相关记载，可往邻近的前后代文献中查找，据以进行合理的推测。

3．积极利用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材料，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并进行互相比照、参证。

4．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对搜寻到的材料进行细致处理，注重从字里行间发现间接和隐性的信息，使史料利用效率最大化，特别建议建立专用电子资料数据库。根据个人的经验，虽然建立数据库的过程很辛苦，但可以大大提高零散史料的汇总、分类、排比、甄别以及查询的效率。计算机根据指令自动进行统计，生成各种图表，更可为我们进行综合分析提供极大方便。

5．注重结合科学逻辑(比如生态学的知识和原理)和具体历史情境，在零碎记录的史实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对相关史料适当进行延展性分析，而不是停留于简单直接引用。

6．注重学习和利用现代科学领域的相关文献，将古史记录与现代科学文献进行对比阅读，查找古今记载之异同，以便正确地解读和分析史料，并检验和修正研究的结论。

下面举两个例子，对上述几点稍作具体说明。

首先以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为例。何先生当年撰写这部力作时，环境史研究作为一种专门学术尚未起步^[4]，然而该书不仅书名已是很典型的环境史著作，而且内容是自然环境与农业起源的关系，作者从考察黄土区域生态环境入手，将众多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熔于一炉，对中国农业何以起源于黄土区域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充满智慧的探研。无论从立论旨趣、研究内容还是就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说，该书都应被尊奉为中国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经典，值得认真仔细地研读和学习。

在这部力作中，何先生除运用大量历史学和现代地质学、地理学及土壤学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黄土区域的土壤地质成因、自然环境特点和有利于早期农业开发的优势之外，以很长的篇幅详细考察了古代黄土区域的植被。在他看来，植被综合反映了一个区域的气候、土壤、生物、水文和历史。我认为其研究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品味、学习:一是史料选择和处理非常机智和精审，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二是注重历史文献与现代科学研究结果互相印证，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分析问题，体现了宏阔的学术视野。

该书的主题是农业起源问题，而中国农业起源于文字记载出现之前的时代。一般说来，考察史前的森林植被，自应主要依靠考古资料。然而何先生别出心裁，不只在“上编”引用考古学文献对古植被进行概述，更专门设立“中编———古代文献中黄土区域的植被”进行非常详细的考论，而所依靠的资料主要出自《诗经》，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考古资料所呈现的情况显然未能令他满意，以往考古学对出土植物，尤其是野生植物的确关注得不够，所以他转而求诸上古文献。虽然相关记录距离农业起源时代已有数千年，但在人类历史早期，植被分布相当稳定，几千年的变化非常有限，因此运用《诗经》中的资料反推远古植物状况乃是合情合理的。何先生敢于率先这样做，是因为他对自然变迁史有很深刻的了解。

记载植物较多的上古典籍并不只有《诗经》，《山海经》、《管子》等书中都有不少记录，何先生为什么专用《诗经》作为基本材料?我想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现存的上古典籍中，《诗经》是保留最完整、错乱最少的一种，换句话说是最可靠的文献，对此学术界一致公认;二，《诗经》是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一部上古文献，其中出现的野生植物近150种，它们散见于《诗经》的各篇，分布地域比较明确，便于利用和讨论。与《诗经》相比，《山海经》所记录的植物也不少，其中《五藏山经》部分记载了最多而且相对可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记载动、植物通常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形态描述，并且指出生长和分布的地点，有时还特别指出它们的利用价值或者危险性。但《山海经》的缺陷是很明显的:一是该书号称“语怪之祖”，记事多荒诞不经，一向不被认为信史;二是地域仍多不明确，考证起来非常麻烦。《管子》、《周礼》和《礼记》等书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但数量较少，分布地域不明，利用不便。当然，这些著作都比《诗经》晚出，传写错乱、后代窜入内容较多，亦是重要原因。总之，选择什么样的史料，反映了研究者对文献的熟悉程度和见识高低。

何先生对资料整理非常用力，也很独到。他把近150种野生植物的名称、所出诗篇、地点(包括分布地区和生长地点)一一罗列出来，制成一个大表格，参考现代植物学文献和词典，对这些植物一一进行分辨，确定其今名和学名。在此基础上，又结合考古发现和孢粉分析材料，采用统计学方法，考察森林组合和草原植被，确定森林的地带分布和草原植被的主要特征，从而得出坚实可靠的科学结论，为论证全书主题打下了基础。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在何先生的时代，电脑尚未大量使用，所有这些资料都是手工整理而成，需要花费的时间、精力是不难想象的。我们现在有如此优越的工具条件，完全有理由比他做得更好!

下面我们再举动物资料的整理和利用为例。

何先生在该书中所探讨的农业，是狭义的农业亦即种植业，因此除“上编”对黄土区域的古动物群有简短概述外，他没有对《诗经》中的动物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其实我们亦可采取大体相同的方法，即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相比照、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对远古至上古时代黄河中下游的野生动物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是需要特别注意:与野生植物不同，自远古至于《诗经》时代，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种类与种群数量变化相当显著。其中最突出的方面是，远古至夏商时期在这个地区成群分布的野象、犀牛、熊猫、孔雀、竹鼠等喜温动物，因气候转冷、人类猎杀、农田垦殖破坏了栖息地，这些动物不断向边远地区，特别是南方撤退，所以《诗经》以及同时代文献几乎没有提到北方地区有这些动物。事实上，动物变迁是更加饶有趣味的环境史课题，因为文献记载它们的故事更加鲜活，且与植物相比野生动物对于生态变迁的反应更加灵敏，因此具有更加显著的生态环境变迁史的指示意义。

研究上古时代的动物可利用的文献资料有若干种。其中《山海经》记载动物甚多，而且最早对动物形态和行为进行比较详细的描述，对后代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只是其中荒诞不经的记载也很多，有的是对畸形动物夸大泛化的结果，有的是出自远方异域传闻，有的则完全是出自想象和幻化。《周礼》、《礼记》、《吕氏春秋》等书中也有一些记载，而且较为真实可靠，因为这些记录主要与祭食、物候和渔猎活动及其“时禁”制度有关。楚辞、汉赋中也经常出现各种动物。但记载野生动物种类最多而且可靠的文献，仍然是《诗经》。

与对野生植物遗存关注甚少不同，考古学者从一直就比较重视清理和研究各个遗址所出土的动物遗骨遗骸遗，后来还出现了“动物考古学”这个专门分支。相关资料积累丰富，古生物学亦把动物作为研究重点，有大量研究文献可资借鉴和参考。这是很值得庆幸的。

研究古代野生动物的最大困难仍在于名实考证，并且难度似乎更大。古代文献所载之动物，同名异物、同名异名的现象很多，动物的迁徙活动性更加增加了不确定性。关于古代植物名实考证，清人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给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古代动物名实考证则缺少这样一部大型工具书。所幸，自陆机著《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郭璞注《尔雅》和《山海经》以来，古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考释不绝如缕^[5]，中医本草学著作亦非常重视名实考订。前人的这些工作积累，使我们仍有条件开展进行工作，只是要多费些周折。

生态环境史考察野生动物，自然并不只是为了弄清名实，而是试图由此揭示整个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以及环境变迁所导致的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变化。大致说来，主要探讨以下层面的问题:一是古代野生动物的种类、分布和种群数量如何?二是野生动物反映生态环境的整体面貌如何?三是野生动物对经济结构和人民生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四是人们对于野生动物具有怎样的认识和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在这四个层面的问题中，第一个问题是基础性的，也是相对容易处理的。如果我们采用建立数据库的方法，将古籍中的相关条文全部整理出来，关于某个时代和区域野生动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很容易得出结论。不过，由于史料记载不充分，对于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却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即使在现代动物学中，对野生动物种群数量进行计量研究仍存在很大困难)。因此，关于某个时代和区域野生动物资源是否丰富，通常只能做定性的描述和判断。比如根据甲骨文和先秦典籍中的直接或间接材料，我们可以肯定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相当丰富。这些记载告诉我们:渔猎活动是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国法和民俗令对野生动物资源实行相当严格的季节性保护，以维护渔猎生产继续发展;野生动物对当时农田作物威胁甚大，春秋时期一些地方麋鹿成灾，因此当时“畋猎”成为与庄稼保护相配套的一种活动。由于野生动物很多，《周礼》说到“化土之法”(即改良土壤的方法)时，竟主张利用不同野兽的粪便改良不同性状的土壤，等等。更具体一点，我们还可以判断某些动物(例如鹿科动物)在上古中原地区是大型陆地野生动物中的优势种类。但是，鹿类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究竟丰富到什么程度?却无法做出数量上的具体说明。

生态环境是由多种要素共同构成的，各种要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统一的动态平衡关系。这就允许我们在研究某个具体问题时进行一些延展性的探讨分析。如果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野生动物资源相当丰富是一个确定的史实，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当时该区域的生态环境整体情况良好，至少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尚未遭到严重破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6]

探讨分析还可继续到延展到社会层面中。我们知道: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既存在共生关系，亦存在竞争关系。由于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文化能力，因此在“物竞天择”过程中愈来愈居于优势地位。在农牧经济出现之前，人类物质生活仰赖于自然界中的现成资源，捕猎动物是人类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诗经》时代农业已以取得主导地位，但捕猎生产仍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在狩猎生产方式下，人与动物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是前者对后者的直接猎杀。农牧业的出现，无疑使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一方面，人类驯化那些比较温驯的动物，对他们实行人工豢养，使之为自己提供肉、蛋、奶、毛皮等产品，或者供役用和娱乐，从而有了家养动物与野生动物之分，家养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共生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农耕经济的发展，土地不断垦辟，人口逐步增长、聚落不断扩大，林草地则不断缩小，野生动物因栖息繁衍的空间不断遭到侵占，不得不向边荒地区退却，分布区域和种群数量因而不断减缩，有些种类甚至逐渐灭绝。例如麋鹿曾是华北种群数量最庞大的一种野生动物，是华北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肉食来源，春秋时期平原蒿莱草泽中仍是麋鹿千百成群。然而，经历几个世纪大规模垦殖之后，华北大平原上的蒿莱草泽逐渐变成了农田沃野，汉代文献中竟几乎不见关于当地麋鹿活动的记载!

人与动物关系模式的巨大改变因农牧业起源而起，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但上古历史却见证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巨大而深远影响。春秋以前，由于耕垦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生齿未繁，土地开垦有限，黄河中下游依然是草泽辽阔，森林广袤，可供野生动物徜徉栖息，为人类捕猎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狩猎经济仍能保持较大规模，国计民生并不偏倚于作物种植和家庭饲养，甲骨文和《诗经》中的记录反映了这一事实。然而战国以后，随着铁器、牛耕的出现和推广使用，兼以人口持续增长，诸侯国家大力奖励垦殖农耕，野生动物栖息地逐渐遭到破坏，资源逐渐耗竭，导致战国以后中原地区捕猎经济逐渐萎缩。到了西汉时期，农田垦殖规模的继续不断扩大，甚至造成野外放牧和大畜(如牛、马)饲养亦越来越困难。

换句话说，土地垦殖和农耕经济不断发展，不仅导致野生动物减少和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而且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一是中原人民食物能量来源，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辛勤耕种获得谷物蔬食，成为不折不扣的“粒食之民”，“肉食”则成为愈来愈难得的奢侈食品，动物性食品的生产和消费量整体下降，普通百姓只有通过小规模的家庭饲养才能偶尔一尝肉味;二是社会构造由春秋以前的“华夷杂处”(许多以捕捞采集和放牧为生的部族曾经与华夏族错杂而居)转变“农牧分离”。由于农耕区域扩展和野生动物资源减少，原本以放牧和渔猎为生的部族，或被华夏族征服和消融，蜕变为力田稼穑的农耕民，或被迫撤退到北方大草原继续他们的射猎放牧生活。于是，农耕—饲养与游牧—射猎逐渐演变为难以彼此兼容的两种经济类型和生活方式，终于在战国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分野，形成社会经济和文化风貌迥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长城成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于焉奠定。

总之，上古文献关于野生动物的记录是非常宝贵的环境史资料。通过整理研究，我们可以了解野生动物如何影响中国先民的生活。不仅可以了解它们如何被纳入经济体系，而且可以了解它们如何成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如何进入人们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如果有朝一日生态环境史研究能够推进到这样的深度，它就可以被视为一门成熟的学问了。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稍有变动〕

【注释】

[1]该书唐家龙等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8页。

[2]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 Agenda of Ideas，”Asian Studies Review，14．2(1990)，pp．39～53．

[3]Donald Worster主张环境史研究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即:1．自然史即环境本身的历史，环境在过去如何被组织起来并发挥作用;2．社会生产方式与环境，包括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等等与环境之间的互动;3．与环境有关的思想和认识，即个人和群体关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及其他意义结构。见于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90～291，and p．309，for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introduction to the field。

[4]该书196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那时全球范围内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环境史”这样一个新史学领域。

[5]陆机为三国时代的吴国人。在陆机的基础上，(明)毛晋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清)丁晏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郭璞是晋代杰出的训诂学和博物学家，曾为多种古籍作注，名物考证尤为精审，被后世学人奉为圭皋。

[6]拙文:《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已收入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