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地借鉴”的必要性

（一）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开放性的要求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对他们理论中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开放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产生就是批判地吸取了以往全部人类优秀思想成果的结果。它产生后，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拒绝吸收其他流派学说的有益的思想成果。如今，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想继续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同样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大道，同样需要批判地吸取全部人类优秀思想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果当然也包含在其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想成果有所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样才能真正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

（二）这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需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是跟随苏联模式，其机械化、绝对化的弊端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不符合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要求。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遇到过的。因此，我们只能根据自己面临的实际情况，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我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方针，推进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说明问题，更主要的是能够解决问题。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勇气、胆略和面向现实、面向时代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充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们运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有的放矢。他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敢于大胆地审时度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可以借鉴“西马”，但不能照抄“西马”，毕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所做的研究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但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总而言之，批判地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之所以必要，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三）在特定的现实文化境遇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命题和范畴，对我国来说，其中有的是“预演性”的问题，有的则已经是显在的问题。所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为我们解决好本土文化问题提供丰富的材料和开阔的思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弃是不足取的，然而他们着重在审美心理意识、艺术文本符号、艺术操作手段等中介环节、中介系统上进行大量研究，是有成果的，而这些成果也是可以吸取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3]。例如：西马美学中的人道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无情批判，对人文精神的捍卫和拯救，都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坚守人文精神有启示作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由盛而衰，高潮之后的重创迫使无产阶级理论家们进行反思，他们将马克思著作中对人本的关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作为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重建主体意识，强调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自主选择，形成了一种推崇主体性的文化哲学。1923年，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提出把人的地位中心化，并指出“这种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后，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能和灵性的压抑和禁锢，促使西马理论家进一步从人道主义中找寻救赎之途。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美学观、艺术观上却结出了硕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反人道的社会现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发展以牺牲人的精神生活为代价，技术理性伙同意识形态一起对人的本能实行控制和压抑，并使人的感性陷入窘境，将人变成“单向度的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所指出的人文精神在当代艺术和社会中的衰落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我国新时期的文艺发展过程中。但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完全像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那样对文艺的商品化一味地进行批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全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水准从整体上看还不够高，在现阶段文艺的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比负面作用更为突出。在这种文化境遇中，“理论探讨注意的是把人文精神回归、文化价值重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协调一致起来，而不是用回避、冷淡甚至批判去抵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