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人类社会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没有客观规律？这些都是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许多哲学家、思想家都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并给出自己的解答。但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唯心主义的，也是不科学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才拿到了打开社会历史迷宫的钥匙，从而真正解开了社会历史发展之谜。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历史既不是英雄、伟人思想的产物，也不是上帝七天创造的，相反，历史是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在这种“创造”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因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它回答的是人们怎样进行生产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们怎样生产，也就意味着怎样生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根源。

第一节 唯心主义历史观：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人类社会的所有现象，从大的角度来划分，无非归为两大类，即社会存在（社会的物质方面）与社会意识（社会的精神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漫长历史发展中，受社会历史条件所限，生产力水平较低，大多数人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少数人从事政治统治并垄断精神文化，因而统治阶级一直把精神因素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本质和动力，认为满足人们吃、喝、住等物质需求的经济活动是低俗的、不值一提的。同时，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于阶级的偏见，不敢承认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而需要用唯心主义历史观来麻痹大众的觉醒意识，使大众安于生存现状，从而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妄图使统治阶级永远居于统治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主义历史观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些思想家在对历史规律进行探寻的时候，或者更加注重的是历史发展中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认为是人们的思想动机，进一步说是英雄人物的思想或精神决定历史的发展及其走向；或者把历史发展归结于独立于人的、在人之外的某种自然精神的作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也试图对历史本质作过探讨，如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但归根到底，马克思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精神决定历史，从而根本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根本否认社会存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一、唯心主义对历史本质的探寻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德国的机群侵入波兰，进行狂轰滥炸，……历时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蔓延欧、亚、非三洲，先后有60多个国家，占世界4/5的人口卷入其中。无数的城市和农村变成废墟，几千万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有人认为，二战的爆发完全是由希特勒此前所著的《我的奋斗》一书引起的，认为此书宣扬了种族复仇主义等一些反动思想，从而使纳粹分子发动了这场战争。甚至有些读者认为，如果早些时候，世界上开明的政治家读了这本书，加以预防，这场世界性的大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本书的思想，一个希特勒，竟然有这么大的神通，能够左右人类的历史命运！

让我们细细思量一下。希特勒《我的奋斗》这本书，对二战的爆发，或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它绝不是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精神的力量，不是人的思想，而是物质的力量。可以说，二战爆发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为了榨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不仅要残酷地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而且必然要实行侵略扩张的政策，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和别国人民。特别是1929年发生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斗争，最终导致二战爆发。可见，二战的爆发绝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愿望的结果。所以，对二战爆发抱这种态度的人，所秉持的，就是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一种英雄主义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把少数历史人物或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动机看作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源，把人的意志、意识活动或心理活动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本质。

我国宋朝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特别是帝王心术的好坏。在朱熹看来，帝王、英雄能够主宰历史。梁启超认为，大人物“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这些都是英雄史观的表现。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英雄造时势”。

与把英雄的精神、意志等主观的东西，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不同，还有许多人把“上帝”、“神”、“命”、“绝对精神”等客观的精神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就是由“绝对精神”决定的。这种“绝对精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极为玄妙。它走到哪里，哪里就文明发达。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是从东方向西方移动的，世界历史也就开始于东方，终结于西方。它以东方的大帝国中国、印度、波斯为开端，经由地中海，到了18世纪，“绝对精神”已经转移到了欧洲，所以，东方没落了，欧洲发达了，世界历史达到了它的顶点，也可以说，欧洲“绝对是历史的终点”。这是一种精神支配历史的观点，是在为欧洲统治阶级作辩护，这就是唯心主义大哲学家黑格尔对历史本质的解答。

唯心主义者在对待人民群众的历史发展问题时，常常极尽贬低之能事。黑格尔贬低普通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在黑格尔看来，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人民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型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只有英雄们建功立业，担负责任。人民与英雄之间绝对没有共同的地方。可以说，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黑格尔所持的，仍就是英雄主义历史观。

二、旧唯物主义对历史本质的探寻

18世纪，法国许多唯物主义者、启蒙思想家在历史发展本质问题上，都持一种“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如，爱尔维修反对宗教神学，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命题，主张环境决定社会的发展，好的环境促进社会进步，坏的环境会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阻碍社会的发展。他所说的环境，主要指的是政治法律制度，结论是：“法律制造一切。”而政治法律制度又是由占统治地位的人们制定的，是政治上层建筑，所以，“全民的美德，靠的是法律的完善，法律的完善，靠的是人类理性的进步”。他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意志支配世界”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维护自己的自由，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结果。居住在山地上的人坚决主张需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看到了地理环境作为“社会存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它却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因而这种观点依旧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就我国来说，东汉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与春秋时期管仲的观点相同，他曾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又说：“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他力图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用物质的原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意识（道德）的产生以及一些历史现象的出现。但是，他又把物质生活的好坏归结为自然条件，如风调雨顺或水旱虫灾，等等，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命定论。

旧唯物主义者对自然界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而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却是唯心主义的。无论是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政治环境的爱尔维修，还是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物质因素的孟德斯鸠、管仲和王充。就前者来说，主张法律或理性决定历史发展，仍旧是用人们的社会意识去解释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后者虽然看到了“社会存在”中的一些物质因素的重要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使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思考从精神转向物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不具有辩证法的精神，把社会历史的发展完全归于自然界自身，归结于“老天”是否仁慈，并且看不到历史主体或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旧唯物主义者所持的观点，都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们的世界观，下半截是唯物主义的，而上半截却是唯心主义的，不具有科学性，并没有达到对社会发展动因的真正理解。

总之，由于历史的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仅唯心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而且连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也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对“历史之谜”的解答都是不科学的，都没有找到历史的“发动机”。社会历史领域，成了唯心主义最后的避难所。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将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中赶了出去，历史成为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史观得以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