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第四节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谈起社会主义，我们就往往把它归结为几大特征，例如，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等等。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不十分清楚。邓小平在他的重要谈话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答案，他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78年，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在这以后，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起来，提倡一部分先富裕的人帮助没有富裕的人，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就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邓小平的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我们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的指导性纲领，也确立了邓小平的思想是我们全党要认真贯彻的思想，为我国今后的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快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这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处于支配、管理和监督的地位，生产出来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它的生产目的是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追逐高额利润，它的生产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阶级只有劳动力，因此必然处于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这也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广大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或集体范围内联合起来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从而实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直接结合。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体现着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生产的产品，作为劳动者共同的劳动成果，属于劳动人民所共有。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劳动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此，劳动者共同富裕，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目标，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恩格斯写道，在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列宁也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斯大林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也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人民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原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我党是有深刻的经验和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明确指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之后，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致使经济工作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往往忽视、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结果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国民经济低速发展，分配上也只能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端正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进一步明确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目的”，并开始始终如一地加以贯彻，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今后，我们仍要把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并在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坚持这个指导思想。

坚持共同富裕，也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相适应，必然存在多种分配形式，由于我们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因此，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是社会主义主要的分配原则。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直接归人民所有，用于改善物质文化生活，其余的一部分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国家用来发展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及国防事业。我国经济较为落后，人口较多，按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很低的，但由于我们消灭了剥削阶级，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虽然从总体上看还没有完全摆脱贫困。但我们成功地避免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并能够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正如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时说：“中国有10亿人口，到那时候12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达到1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算不了什么，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也就是只有百分之几的人生活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还是贫困，但如果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处于小康状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实现共同富裕是以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的，而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为落后，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特别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在地区间、部门间、行业间、企业间都极不平衡，加之我国人口多，文化落后，技术水平低，使得这种不平衡性显得更为突出，生产力呈现着鲜明的层次性。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客观上就要求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同时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而又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制。因此，共同富裕绝不是全体人民的同时富裕，同等富裕，而是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带动另一部分地区、另一部分人共富的波浪式前进的形式达到的。同时它也将是一个长期、复杂而又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它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优于资本主义，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只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的生产力，才能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和发展。无论是解放生产力还是发展生产力，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在更深层次上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目前，在经济领域严重束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仍然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在打破“大锅饭”体制方面下工夫。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执行允许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的政策，适当拉开收入差距，鼓励群众勤奋劳动、积极创业，同时使先富裕起来的人带动更多的人走共同富裕道路。

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原则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者是统一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共同富裕既然是整个社会主义的目标，当然也应是初级阶段必然坚持的目标，但在社会主义不同阶段，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初级阶段只能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

要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仅有这一条还不够，因为如果生产力不发展，可分配的产品数量很少，那么即使分配原则是合理的，也只能是平均的贫困，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归根到底要靠发展生产力，大幅度地增加可分配的产品数量。为此就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地区、各个生产经营单位以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反对平均主义，承认差别，就要允许与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十几年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这项政策对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有很大好处。第一，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总的说来是表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表明社会财富和人民收入的增加，从全社会看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产品总量的增加。第二，商品经济的渗透力很强，它的发展是会冲破地区、单位界限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因发展商品经济率先富裕起来，不仅他们的经验能对全社会起示范作用，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资金、商品的流动，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一起发展商品经济。第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国家可以从中增加税收，还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文化。这对全社会的发展，无疑是很有利的。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时，要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进行，既要调动各自的积极性，又要避免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

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要采取措施，防止收入上的过分悬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要注意提高社会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社会水平。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地区、另一部分人之间收入过分悬殊，既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也容易引起矛盾，不利于社会安定。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在价格和资金分配等诸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人与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竞争上的条件并不平等，如果完全按劳动最终结果来决定分配，也就必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对过分悬殊的收入加以必要的调节。要尽可能做到在地区内、行业内、单位内，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就是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继续贯彻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努力，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坚持共同富裕，是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一个伟大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坚持共同富裕又具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论内涵。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以让我们在改革的进程中少走一些弯路，少经历一些挫折，因为只有坚持共同富裕，才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的。

二、共同富裕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和谐社会概念，是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高度总结和提炼社会主义理论，针对我国的基本国情而提出的。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不得不说是我党在率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高瞻远瞩，深刻总结而实现的理论突破。尤其是邓小平的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总结，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党的相关政策和理论是如何将共同富裕的思想提高到和谐社会的高度的。

首先，和谐社会是一个能让全体社会成员实现自身价值，实现每个劳动者全面地、自由地发展的社会形态。在这一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能力，实现自身价值，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过去，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均收入更是远远地被西方国家落在身后，在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而且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是很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邓小平正是看出了这一关键，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主张。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正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要想达到共同富裕的水平，我们还需要大力提高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一个理想的环境。只有这样，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其次，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衡量，和谐社会和共同富裕一样，要求我们消除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不仅仅是制约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要克服的难题，更是制约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阻碍。贫富差距，不管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国都一样存在。这种存在的必然，在西方国家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而在中国则是由劳动者的先天劳动水平决定的。要实现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跨越，必然要消除贫富差距。因此在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中，就存在着弥补劳动成员劳动水平差异的思想。这种差异带来的收入水平的不同，可以依靠后天的其他手段进行弥补从而在根本上消除。

最后，和谐社会体现出我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升华。我们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些都是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考量问题的，在过去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为了尽早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几十年来一直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锐意进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党认识到，不能把执政思路停留在发展经济的阶段，要让全社会人民从根本上意识到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正好圆满地为我们提供了新时期的战略目标。而“和谐社会”概念本身，也是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体现。可以说，和谐社会不光是共同富裕思想的深化，也是我们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一次飞跃，更是在新世纪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目标。

我党执政思想从共同富裕深化到和谐社会，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是我党坚持与时俱进，坚持改革发展的新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是不断完善和向前发展的，是不断变化的。僵化地、片面地认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没有办法真正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更不可能走向和谐社会。而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演进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体现出它的优越性。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中国人民的自信心空前高涨，这些都和我党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密不可分。也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下，我们才能全面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走向和谐社会。

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正是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富裕确定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标，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共同富裕，第一，有个先富后富的问题，不可能大家同步富裕；第二，即使大家共同富了，还应是有差别的，不是搞平均主义，不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了。他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和帮助其他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正如恩格斯1895年3月在给倍倍尔的信中说，在国与国、省与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的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永远地、完全地消除。邓小平要求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科学地把效率与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承认收入分配上的差别，反对平均主义，同时又要把共同富裕的实现和一部分先富有机结合在一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实现共同富裕，要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我们要实行生产社会化和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崇高理想，其出发点是为了祖国、人民的利益乃至人类的解放。崇高理想对人生、对社会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和促进作用。首先，它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其次，它是我国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力量。最后，它还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既然崇高理想对人生、对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把自己的一切同祖国、同人民、同人类的命运永远结合在一起。

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对理想的追求经过了漫长道路。在我国古代《诗经》中，就有奴隶们对不合理现实的控诉和对“乐土”、“乐国”的向往和追求。《礼记·礼运》设想了“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在其不朽名篇《桃花源记》中，勾画了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历代农民都曾提出自己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近代康有为写的《大同书》，为人们展现了又一幅“大同世界”的图画；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主张和思想。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都认识到社会发展规律，他们提出的社会理想也不可能是科学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集中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的优秀成果，吸取了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思想家的理想的积极因素，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内容，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科学。从共产主义理想的产生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凭灵感或推理发现的，而是千百年来人们探索、追求理想社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在对人类探索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结论，因此它也是科学的。

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彻底消灭了阶级、阶级差别，国家已消亡，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把生产劳动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内容。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代表和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更不是为剥削、压迫者谋利益，而是要为全人类谋利益，使全人类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因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进步的理想，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国家已经消亡，全体公民都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把劳动作为生活第一需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马克思对未来的描述中，无疑也让我们感受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的社会。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科学的理想，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人类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求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所形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作这样的调整，即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进行这种调整。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这一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必然结论。它既不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那种“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主观想象，而是人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的科学预见。

长期以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和大胆的探索。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到二战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批国家，都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有时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存在并向前推进，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所以，共产主义理想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设想，更不是虚无缥缈的“未知数”，而是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因此，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最进步、最科学的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的最高理想。

我们坚信，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异常艰巨。现在，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所以我们要紧抓“经济建设”不放松。但同时还要抓精神文明建设，如果不抓，要么经济建设搞不上去，或者也可能背离共产主义方向。所以我们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正是表明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是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的。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分别把这两个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看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上的一致性，看到它们总体上同属一个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两个阶段在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上的重大区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中国是在经历了百年屈辱之后，由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历了漫长的战争，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曙光。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初期阶段，我国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有统计数据可以表明这一点。

1949年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6%，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农业生产资料购买额仅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4.8%。在农业内部结构上，种植业占82.5%，林牧副渔业仅占17.5%。在种植业中，按产值计，粮食作物又占绝大比重，经济作物分量较小。全国人均占有粮食209公斤，棉花0.8公斤，油料4.8公斤，生猪0.11头。1949年我国钢产量15.8万吨，是美国的0.2%、日本的5%，不到世界的1‰，按人均算不过0.25公斤多。1952年我国的工业水平实际低于1800年的英国、1890年的法国，接近于1910年的俄国，如果按人口平均，只及英国18世纪后期的水平；城市职工809万人，只占全国劳动力的4.5%；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1949年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大体为100年至200年间。当时我国人均原煤量为59公斤，落后于法国119年、德国109年、英国250年左右、美国160年以上。人均生铁0.46公斤，落后于美国190年、法国和德国160年、英国210年。人均钢产量为0.29公斤，落后于美国89年、德国94年、法国106年、英国120年以上。人均水泥产量为1.22公斤，也都落后于这些国家70年至120年左右。

在这样一个经济实力非常贫弱而又面临着相当大国际外部环境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在建国初期正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然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国初期却经历了外部战争、被国际舆论包围、经济封锁种种威胁，进而又遭受了一次次的内部社会政治动乱以及“文化大革命”和各种经济困难的打击。让全国人民在热情高涨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最佳时机，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失去了发展的黄金机会。人民生活水平比较建国之前并没有发生质的飞跃，甚至一些地方由于政策的影响加上本身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的原因，常年出现吃不饱、穿不暖的现象。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在建国后一直奉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为了给重工业建设筹集资金，国家实行的是以牺牲当前消费为手段的高积累政策。1957—1978年22年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名义工资由637元增加到644元，仅增加7元。就实际工资而言，1978年仅为1957年的85.2%，22年间减少了14.8%。若就实际消费量而言，全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的主要消费品，1978年与1957年相比，除猪肉与食糖略有增加外，粮食由203.06公斤降到195.46公斤，食用植物油由2.42公斤降到1.60公斤，牛羊肉由1.11公斤降到0.75公斤，家禽由0.50公斤降到0.44公斤，水产品由4.34公斤降到3.42公斤。总体而言，农民家庭平均每年纯收入由72.95元增加到133.57元，年均仅增加2.9%。而居民的消费水平共提高47.5%，平均每年仅增长1.8%。居住条件恶化。1978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6平方米，低于1952年的4.5平方米。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使用房屋面积，1978年为10.17平方米，比1957年少1.13平方米。在生活服务条件上，每万人拥有的零售商业、饮食、服务网点及其从业人员，1957年分别为41.81个，117.17人，到1978年则减少到13.04个，63.14人。这给居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文化、教育、卫生状况有所改善。1978年与1957年相比，各级各类学校及其教师、在校生、毕业生，各类文化事业单位及其人员数都有增加，但实际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报纸杂志拥有量虽有所增加，但品种急剧减少，内容单一、刻板。文艺团体表演的内容更是单调。

从总体上说，1957—1978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经济增长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水平很低。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198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折合为美元，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仅仅排在120多个国家之后，而与此同时的日本、瑞士、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是我国的27倍、32倍和43倍，而且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在不断地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居民收入水平极为低下，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增长速度慢，人民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停滞。因此，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中国共产党要首先解决的问题。

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应当如何走向共同富裕？我们实现共同富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首先，在当今世界，要想实现富裕，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剥削压迫劳动工人，攫取剩余价值为手段的两极分化的资产者富裕。另一条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前提下，让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物质生产资料，充分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的劳动积极性，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灵活有效的政策，通过市场的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消除劳动的异化，能够让全体劳动人民公平地享有全社会的物质产品，从而大大促进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积累。因此社会主义的富裕道路，才是一条每个劳动人民都可以富裕的道路。

中国只能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不单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也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全社会平等享有社会财富，满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如果我们违背了共同富裕的方向，为了快速实现富裕而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忽视了全局，那么将会使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走向曲折。事实证明，只有坚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如果我们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模式，为了突出发展速度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通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强迫人民劳动，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让一些人富了起来，那么这也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相违背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印度同中国一样，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上千年文化的古老国家，它也经历了殖民主义和世界大战的炮火，人民也在战争中受尽了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印度也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与中国不同，由于印度的国情和中国有差别，因此种种原因让印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样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不可否认，印度已经成了亚洲乃至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其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一些领域的高科技人才，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而与它的成就不相符合的是，在印度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背后，凸显着本国贫富差距悬殊，等级制度森严，数亿劳动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2011年，印度3.72亿穷人，有2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最大的城市、金融中心孟买，人口1800万，其中900万人，即全市人口的一半是住在贫民窟里。首都新德里人口1300万，住在贫民窟里的人口就有316万，比10年前增加了85万。60多年来，印度有极少数发财致富的资产者，他们的富裕程度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豪，但是至今仍然有数亿劳动者生活在贫民窟中。而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的思想下，已经基本解决了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全国大部分人口的贫困问题，而且随着日后我们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还会提高，生活会更加美好和富足。而这一切全都是我们坚持共同富裕的思想得来的。中国今天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必须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然只会使我们的改革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