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破坏交通设备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于是，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马栅村村民铤而走险？仅仅是因为他们法治观念淡薄或者法不责众的侥幸？
资料显示，马栅村不到2000户，万余人，究竟是怎样严重的国土、财务、水利、安居楼问题，需要派出由市各套班子领导任组长的9个工作组？究竟又为何会在“问题正在积极稳妥化解之中”的情况下，马栅村村民仍多次到普宁市市政府大规模上访、聚集滋事、破坏公私财物乃至于最后发展成聚众到高铁站闹事？事情并没有随着普宁官方的“及时处置”而戛然而止。本应“移除兴奋源”，但政府却在无意中制造了兴奋源。
美国学者J.米格代尔在其成名作《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提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后，农民的对外交往程度决定了变革的复杂性。考虑现在对外交往的扩大并借助互联网无限延伸，局面的复杂性与传统抗争方式相比早已发生颠覆性转变，可惜政府应对的方式却依然是以往的老一套，这样怎能不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潮汕乌坎化。相似的文化传统、类似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以宗族血缘为核心的交往纽带，使村民更容易被动员起来且联结成更有效的力量，这大概可以解释潮汕本具有温良恭顺儒家传统的农民比其他地方的民众更为频繁闹事的原因。
而且还应看到，如一般所言，潮汕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当地，三分之一的人分散在国内各地，三分之一在海外。当发生类似的冲突时，海外及国内各地的这些人由于掌握着雄厚资金、人脉资源，一旦因某种原因不得不介入家乡冲突事件，这些力量必然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最终影响事态的走向。
乌坎事件的经验教训难道不应好好总结一下？2011年底时任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以公开、透明、“柔性管理”方式处理乌坎事件而最终平息冲突，距离不到100公里、同在潮汕地区的马栅村，为何不能有同等的待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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