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哲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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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环境哲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回答时代之迫切问题、指导社会生活实践的“智慧之思”。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哲学的方式对当今时代之迫切问题的解答。在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化、环境危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当今时代，环境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范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人类实践的目标，为人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哲学基础。

按照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的表述，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概念从它被提出以来，正逐步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和全球性的发展战略。作为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模式和行动纲领，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有赖于人们转变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转变思维方式。环境哲学通过对人类传统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并确立新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而发展起来，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环境哲学是以生态世界观取代机械世界观、以生态整体主义取代人类个体主义，从而为人类从片面发展走向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哲学基础。

2．3．1　从机械世界观转变为生态世界观

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探讨世界的客观本性和普遍规律，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宏观性、总体性把握，因而一定的世界观对人类的行动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在现代社会，在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的指导下，人类的实践引发了环境危机，使人类陷入了发展的困境，“解决方法只能是转变根本的世界观和实践”。^[49]

现代社会的主导世界观形成于17世纪，它以牛顿的物理学为科学基础，试图用力学规律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把各种各样不同过程和现象都看成是机械的，因而被称为机械世界观。在理论形态上，机械世界观以笛卡儿的哲学为典型代表，其内容主要表现为：

（1）二元论的世界模式。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指出，笛卡儿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近乎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儿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彼此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一个”。^[50]可见，机械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整体性把握就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模式。在物质和精神的二元模式下，人类作为唯一的精神存在，成为主体，独立于自然界；自然是非精神的存在，成为客体，独立于人类及人类的理解。

（2）机械论的世界图式。机械世界观认为，与精神相对的外在世界是一台机器，由可以分割开来的部件组成，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部件。笛卡儿在他的《哲学原理》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他把宇宙看成一个机械装置，一切运动都是通过因果过程连接起来的机械运动。同时，笛卡儿还认为万物都可以归结为数学问题，从而为这种世界图式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数学模式，使得“‘真正’的世界成为数学化的物理和力学的世界”。^[51]所以，机械世界观排除了某种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或内在于物体之中的力，整个世界呈现出一幅没有生命的、纯粹量化的、冷冰冰的图景。

（3）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体关系。机械世界观通过二元论的世界模式将人确立为独立于客观世界的主体，又将整个世界看作一台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主动性的机器，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构建了人类中心论的主客体关系。这里的人类中心论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讲的。在机械世界观看来，人是主体，客观世界是客体，自然万物只不过是处于被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的地位。

以牛顿物理学和笛卡儿哲学为基础形成的机械世界观主张主客二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发扬了人的主体性，是有进步意义的。自工业革命的300多年以来，它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观，指导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辉煌灿烂的现代科学、高效快速的工业化生产，都是机械世界观一路凯旋的见证。但是，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取得的大多数成就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机械世界观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观念必然会形成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引导人类在控制、主宰、支配自然的实践中全力以赴，破坏了人与整个世界的和谐关系。

环境危机充分证明了机械世界观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人类若不转变机械世界观，就将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因而，“正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整体论、不滥用自然资源、在生态学上合理的、长期的、综合的、爱好和平的、人道的、合作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转变到一种真正全球性的观念上，在这种观念中，个人、社会和这颗行星都被给予充分的重视。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一种协同程度较低的世界观转变到一种协同程度较高的世界观”。^[52]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转变，摒弃了现代世界观，确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生态世界观。

生态世界观超越了机械世界，认为世界是一个包括人类在内的、具有内在关联的活的生态系统，它呈现为一个不可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与机械世界观相对，生态世界观可具体表述如下：

第一，世界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纳什说：“如果说，达尔文杀死了二元论，那么生态学家则为它举行了葬礼。”^[53]生态世界观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充分吸取了生态学关于整体性观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科利考特亦将生态世界观称为“后生态学”，他说：“‘后生态学’包括‘统一、和谐、相互联系、创造性、生命支持、辩证的冲突与互补、稳定性、丰富性、共同体’，地球环境中的一切。”^[54]因此，生态世界观超越了机械世界观将世界一分为二的模式，正如“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55]一样，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也缩减到了最小限度，人、社会和自然被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

第二，地球是有生命的。正如“盖娅假说”以大地女神“盖娅”来命名地球那样，生态世界观用生命观和动态观代替了笛卡儿机械观。在这种世界观看来，世界不是本身僵死的机械装置，而是活的系统，是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维持、自我发展和进化的生命系统，它自身就是朝有序和价值进化的方向发展的。

第三，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个体。生态世界观把人—社会—环境视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抛弃了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论。“事实上，可以说，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那种认为世界完全独立于我们的存在之外的观点，那种认为我们与世界仅仅存在着外在的‘相互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56]在这种世界观的世界图式下，不仅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主体，生物个体、种群和群落也是生态主体，具有与人类同等的主体地位。

比较而言，机械世界观关于世界图式的二元论、机械论和人类中心论预设，使它成为人类掠夺自然、主宰和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而以此为行动哲学的工业文明最终使人类陷入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生态世界观作为一种整体论的、有机论的和非人类中主义论的世界观，使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57]。从机械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

2．3．2　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变为生态整体主义

个体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在社会关系上，个体主义（即个人主义）以他人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体主义（表现为人类个体主义）以自然环境和生命的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来实现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持就是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向生态整体主义。汉斯·萨克塞就此指出：“生态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人是整体的一部分这个通俗的道理告诉人们。”^[58]

个体主义作为思维方式是与机械世界观内在统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牛顿—笛卡儿哲学体系中，世界是由可以相互分割的构件组成的机械系统，所有构件又可以分割为更基本的构件。认识的方法，正如笛卡儿所表述的那样，“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地分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而且适于加以圆满地解决的程度为止”，^[59]即把整个事物分解为更基本的单元以达到更基本的真实。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应用，使人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科学研究中，易于过分注重某一具体事物的开发和改造，而忽视它对环境的负面效应。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即使有环境保护，也只限于一事一物，而忽略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

更具危害性的是，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二元论结合在一起，在实践中发展了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二元论宣称灵魂本质上独立于身体，就此而言，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它是不折不扣的个人主义。二元论认为自然界是毫无知觉的，就此而言，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政府、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60]可见，尽管在社会关系中个体主义崇奉个人的自由、尊严、自主性，强调个人的自我发展、个人利益和个人的权利，从而导致社会组织的分裂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个体主义与二元论相互结合形成的人类个体主义，主张人类征服、掠夺自然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和物质财富，崇尚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却是人类近代以来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念。在此意义上，人类个体主义可以等同于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个体主义将人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导致人们在实践中一切以增进人的物质利益为目标，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追求发展，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贾丁斯所说，“主流世界观过去将人类看作是孤立的，它已违背了现实，是危险而又误导性的形而上学”。^[61]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从个体主义转向整体主义。环境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顺应这一时代的要求，它把世界看作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这里，个人主义向整体主义过渡，不仅是从个人走向社会集体主义，或人类整体主义，而且包括生命和自然界的“人—社会—自然”的整体主义。^[62]

个体主义是机械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整体主义则是生态世界观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态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十分宽广的生态思维。在这种世界观看来，生态系统中没有游离于联系之外的个体，“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联系着的，所有单位或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63]同样的，人也不例外，他不仅是人类共同体的一部分，还是整个共同体即自然共同体的一部分。“没有人类之间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会从字面上成为不同种的生物（beings）。”^[64]从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来认识世界、思考问题，认识到从长远的角度看，自然世界的利益与人类自己的最重要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此基础上自觉以增进生态整体的利益和价值作为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以获得人类的持续发展，这便从人类个体主义转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环境哲学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形式的生态整体主义，它们在不同的理论层面上形成了不同的内涵。戴斯·贾斯丁在《环境伦理学》一书中对生态整体主义作了“形而上学整体论”、“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和“伦理整体主义”三种理解：^[65]

（1）“形而上学整体论”认为生态系统在整体上有其独立存在的特质，不是个体生物组成了生态系统，而是生态系统创造了个体。在此意义上的整体主义实质上就是生态世界观的基本要义。诚如美国生态学协会主席华尔特·泰勒（W．P．Taylor）所言，它意味着“大自然中很少存在赤裸裸的个人主义”，“生态系统是一个由植物和动物组成的、联系密切相互合作的联邦”。^[66]

（2）“方法论或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强调只有将个体置于生态系统中并认识到其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对它的充分理解才是可能的。这是一种生态思维，是用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来思考、认识和解决问题，研究现实事物。

（3）“伦理整体主义”认为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应当拓展到生态整体。“环境伦理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从关注个体生物（比如斑点猫头鹰或红松）转到关注集团或整体上（比如物种、种群或生态系统）。整体主义伦理坚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对个体组成的集合（或关系）有道德责任，而不仅仅针对那些组成整体的个体。”^[67]在各种环境伦理学的理论中，莱昂波特的“大地伦理”的立场是伦理整体主义的典型代表。

尽管不同的环境哲学理论对于这些不同形式的整体主义还存在着争论，但在总体上，生态整体主义超越了人类个体主义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忽视这个原则的任何政府或经济制度，最终都会导致人类的自杀”。^[68]从人类个体主义走向生态整体主义，对于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来说，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必要的。

2．3．3　从片面发展走向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革命300多年来，机械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的人类个体主义在人类实践中形成了信奉经济至上主义和科技第一主义的片面发展观，造就了成果卓著但却难以为继的工业文明。环境哲学超越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代之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并深入到实践中促使经济至上主义向生态经济的转变、科技第一主义向生态科技的转变，以及在总体上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从而使人类的发展从片面发展走向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从经济至上主义走向生态经济。

经济至上主义，通常也称为经济主义，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它主张经济决定一切，把经济增长作为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经济至上主义包含三个基本的信条：第一，人的一切行为归根结底是经济行为；第二，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绝对依赖于经济增长；第三，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可以无限增长。^[69]显然，经济至上主义泛化经济行为，推崇经济增长和物质享受，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分离与对立，使得人类长期以来不顾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无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尽一切力量扩大生产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在经济至上主义的影响下，现代社会盛行的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观，即把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进步。实际上，如果在GNP的统计中把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体现出来，并进一步考虑到它们对人类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是负面的。

从其理论渊源来看，经济至上主义是在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至上主义将经济从人—社会—环境统一系统中分离出来，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来研究和发展，并无限扩大它的独立地位，这是机械主义的世界观的产物。同时，经济至上主义将人类个体的经济利益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而“不考虑各系统的可持续产量，不考虑自然界中很容易受到破坏的各种平衡”^[70]，这是人类个体主义的充分表现。随着生态世界观与生态整体主义对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的代替，经济至上主义也就失去了理论的合理性，并为生态经济所取代。

生态经济首先是一种取代传统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至上主义指导下，传统经济模式高投入、低产出，常常以损害环境和资源的形式追求经济产值的增长。生态经济的模式是将“生态学凌驾于经济学之上”，即遵从生态经济规律，同时还“要求市场信号有个基本的转变，也就是要求它们转变成尊重可维系生态永续不衰的那些法则的信号”，即把自然资源的价值纳入经济学的成本计算中。^[71]生态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它以可再生能源为动力，以自然的再生产为基础，通过开发生态技术实现农业、工业的“绿色化”，降低甚至杜绝生产过程和产品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同时，生态经济还是一种取代经济至上主义的价值理念。在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的指导下，人们认识到，“经济的再生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72]因而把人类的经济活动视为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保证人类的经济在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范围内良性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从经济至上主义走向生态经济，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为人—社会—自然可持续发展所必要的价值观转变。

（2）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

上文已经提到，经济至上主义的基本信条之一是相信科技的无限进步可以带来经济的无限增长，因而，与经济至上主义相伴而行的一个观念就是：崇尚科技，相信科技的进步可以解决一切难题，可以为人类带来普遍而无穷的福利。果真是这样吗？美国著名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曾对DDT的运用进行专门的研究，她说：“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73]化学药品是现代科技的典型，它们的应用确实提高了农业的产量，但却产生了连锁反应，破坏了生态平衡，致使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环境问题表明，现代科技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旨在造福人类的科技最后却使人类面临生存的危机。在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下，人类反思和改变自己对待科技的态度已刻不容缓。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它所引发的恶果是由于科技被恶用而造成的。”^[74]科技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工具，究竟是给人类带来福利还是带来灾难，关键在于人类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运用它。现代科技推动着社会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福利，塑造了现代文明，但却使现代人把科学视为无上的权威，相信科技进步是绝对好的事业，因而对科技的开发和运用无所顾忌。这就是现代社会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科技第一主义”观点。在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主导的现代社会，科技第一主义造成现代科学的片面发展，导致科技的滥用。一方面，在机械世界观的指导下，现代科学分化得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专，背离了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从而使科学技术上的成功成为了生态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人类个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使科技的发展以人的利益为唯一的标准，科技成为人类掠夺、控制、主宰自然的工具。

现代科技在科技第一主义的推动下造成了严重后果，促使我们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以一种新的态度来对待和运用科技。生态科技要求将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作为科技发展的指导原则，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作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目标，使科技的发展有利于人—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这首先是指导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世界观转变。纳什说：“当科学因陷入细节的海洋而丧失宏观视角时，哲学就重新调整科学的观察‘焦距’。”^[75]在环境哲学的指导下，生态科技将改变科学各个领域各自为政的倾向，摆脱分割人—社会—环境有机整体进行孤立研究的思维方式，以有机论和整体论的方法推动大科学的产生。这样，任意一项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都将关涉到与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环境安全，从而要求人们冷静而谨慎地对待它。

其次，从科技第一主义走向生态科技，也是人类对待科技的价值观转变。在生态整体主义看来，科技活动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科学技术不仅是人类获得自身发展的工具，也应当是自然的朋友，为整个自然界的健康持续发展服务。这就是说，生态科技的发展是人—社会—环境系统整体发展中的一个要素，它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途径和技术的手段，而不是用以征服自然为人类眼前利益服务的武器。

（3）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

如果说，工业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是人类迈进工业文明的助推器，那么，随着经济至上主义转变为生态经济、科技第一主义转变为生态科技，人类社会将会走进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在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难以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指导下的理智抉择。

文明表征着人类开化和社会进步的程度，是人类追求光明和历史进步的理想状态。按其阶段性特征和进步状态，人类文明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时期、农业文明时期、工业文明时期。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主要靠采集和渔猎为生，人们顺从、敬畏自然，祈求自然的恩赐和庇护，人与自然之间呈现出自然的和谐关系。农业文明时期，人类生产方式从采集和渔猎转向农业生产，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在人与自然的基本和谐中出现了对立的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兴起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取代。在工业文明下，机械世界观和人类个体主义成为人们的行动哲学，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在不断膨胀的经济增长欲的驱动下，凭借科学技术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在控制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获得了愈来愈多的物质财富和消费品。然而，人类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和索取，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大自然以生态规律作用的形式对人类施行了严厉的报复和惩罚——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人们深刻意识到，在经济至上主义和科技第一主义推动下形成的工业文明，通过对自然的践踏获得了自身的兴旺发达，最终却是难以为继的。工业文明把人类的生产、生活从人—社会—环境有机系统中分离出来，把物质文明的发展放在绝对的中心地位，只注重经济上的投入产出而不顾生态的可持续性，使地球物化为原料来源地和垃圾排放场。这是一种片面的、畸形发展的人类文明，也是一种野蛮对待生态的文明。环境危机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历史呼唤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是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它不再是脱离或践踏自然的文明形态，而是人类文明在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中的扩展和延伸；它将冲破人类实践中的经济至上主义和科技第一主义的观念，在生态科技的推动下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建立有利于节约资源、生态稳定、环境优美的生产、生活方式。

生态文明有狭义与广义的理解。狭义的生态文明，是指在合理继承工业文明的基础上，用更加文明与理智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环境，反对野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重视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努力保护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广义的生态文明，可以包括多方面的含义。^[76]第一，在文化价值理念上，对自然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树立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价值需求、价值规范和价值目标。生态意识、生态道德、生态文化成为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主导文化意识。第二，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改造传统产业，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人类生产劳动具有净化环境、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机制，沿着与生物圈相互协调的方向进化。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人们的追求应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高质量、低消耗，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群体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不应损害其他物种的繁衍生存。建立合理的社会消费结构，克服异化消费，使绿色消费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目标、新时尚。第四，在社会结构上，表现为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结构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在社会政策上考虑如何组织好经济，以便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制定决策上，使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对有重大影响的发展战略决策进行生态效益评估，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生态文明是以生态世界观和生态整体主义为行动哲学的文明形态，它走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从文明重建的高度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生态文明下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是生态环境的发展；生态文明下的进步，不仅是社会的进步，也是人—社会—环境系统的整体进步。解决人类生存的环境危机，从片面发展走向人—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把人类社会推进到生态文明的崭新阶段。

【注释】

[1]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3，p．VI．

[2]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Englewood Cliffs，1993，pp．VI VIII．

[3]Andrew Brennan．The Ethics of the Environment，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95，introduction．参见信息与动态《什么是环境哲学？》，载《环境与社会》1999年第1期。

[4]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5]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第34页。

[6]同上书，第194—195页。

[7]参见维克多·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45—247页。

[8]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9]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0]转引自罗·麦金托什：《生态学概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版，第17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12]狄特富尔特等编：《哲人小语——人与自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导言”第2页。

[1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5页。

[1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16]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0页。

[17]W．H．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18]转引自［德］狄特富尔特等编：《哲人小语——人与自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10页。

[19]Marray Bookchin，“What Is Social Ecology？”，See Michael E．Zimmerman（ed．），Environmental Philosophy，Prentice Hall，Inc．1993．pp．359-361．

[20]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1]同上书，第149页。

[22]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3]W．H．默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第13页。

[24]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5]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26]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2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3页。

[28]同上书，第254页。

[29]J．B．克利考特：《罗尔斯顿论内在价值：一种解构》，载《哲学译丛》1993年第3期。

[30]Devall，Bill＆Sessions，George．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Salt Lake City：Peregrine Smith Books，1985．）．See Pojman，Louis P．（ed．）Environmental Ethics，Readings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Boston：1998）p．146．

[31]参见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版。

[32]戴维·埃伦费尔德：《人道主义的僭妄》，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6页。

[33]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4]雷根：《关于动物的激进的平等主义观点》，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4期。

[35]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载《国外自然科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7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38]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39]参见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0]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的义务》，载《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41]1933年，莱昂波特在其发表的论文《资源保护伦理》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古希腊英雄奥德赛从特洛伊战争回到家后，用一根绳子绞死了12名女仆，原因是她们被指控在奥德赛离家时有不轨行为。但是，奥德赛仍然是一名道德高尚的人，因为女仆在当时只是一种财产，不属于奥德赛的道德共同体范围，奥德赛作为主人处死她们是不必承担道德责任的。莱昂波特藉此说明道德共同体的范围是不断扩展的。（参见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

[42]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4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2页。

[44]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45]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页。

[46]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47]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48]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5页。

[49]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50]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3页。

[5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页。

[52]彼德·拉塞尔：《觉醒的地球》，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53]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54]转引自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56]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57]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30页。

[58]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5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版，第364页。

[60]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61]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62]余谋昌：《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63]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64]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65]同上书，第197—199页。

[66]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67]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68]弗里乔夫·卡普拉，查伦·斯普雷纳克：《绿色的政治——全球的希望》，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69]转引自卢风：《应用伦理学——现代生活方式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70]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71]同上书，第85、90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98—399页。

[73]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页。

[74]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75]纳什：《大自然的权利》，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76]参见徐春：《生态文明蕴含的价值融合》，《光明日报》2004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