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和意义

马克思理论从“地域性”到“世界性”再到“地域性”：过程和意义

何丽野

一

按照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的说法，思想家的理论都是从“小叙事”开始然后转变为“宏大叙事”的。马克思的思想也不例外。马克思思想的“小叙事”性质一开始表现为其批判限于德国范围的“地域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在德国，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对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而这个“其他一切批判”就是“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2]对宗教的批判是为了对德国现实的批判，对德国哲学的批判也是为了对德国现实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全文都贯穿着这一具有地域性的价值取向。《神圣家族》也是如此。它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正如书名本身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批判对象限于德国哲学，他们在“第一章”中就劈头嘲笑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妄自尊大：“正如德国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他们嘲笑“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渺小卑微、地域局限性”，“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4]正因为此，他们认为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斗争的意义也基本上只限于德国：“必须同它们（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斗争。但这是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5]

由于所批判的对象限于德国，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认为，自己所要创建的思想理论也只限应用于德国。“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本书中不再对这一发展本身进行评论，那是因为我们所阐述的对象的本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6]即使在他们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仍然认为唯物史观是有地域性的。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虽然也谈到了“全部人类历史”，但其从“现实的经验的人”出发也是有地域性的：“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7]

之所以会如此，首先是在这段时间里，德国明显落后于西欧各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8]另外，当时马克思的生活经历还仅限于德国。在1843年10月第一次去巴黎以前，马克思对德国以外的地区可以说没有什么深入了解和切身体会，相反，对当时普鲁士政府的封建性腐朽性、德国思想界的落后，通过像“林木盗窃法案”“《莱茵报》查封案”和“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辩论”等，马克思却一直有深刻的体会。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阅读了大量英法历史方面的著作，与法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接触，愈发使他相信德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明显落后于法国。^[9]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一开始就把主要的斗争锋芒指向了德国的思想和制度。

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两个例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时间虽然早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眼光却大大超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德国地域性，持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开头就指出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并且批评了英法唯物主义的思想，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观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情况与此类似。它从经济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角度，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制度展开了全面的、深刻的批判。但是这个工作由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德国意识形态信仰”的“清算”而停止了。

二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批判虽然一开始是“地域性”的，但也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把自己的批判意义仅仅局限于德国。《〈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说：“甚至对现代各国来说，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且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10]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为了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11]。在这个“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的考察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了世界性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个人和民族意识的影响：“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消灭。”^[12]随着分工的发展，单个的民族和个人的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的历史。

到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他们就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思想看作是具有“世界性”的了。在《哲学的贫困》当中，马克思已经不仅仅是批判德国思想家，而是从批判蒲鲁东入手（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是如何给予蒲鲁东以高度的评价），整个地批判欧洲的思想、理论，马克思“跟着蒲鲁东”从英国到德国再到法国，也即概括地叙述和批判了从亚当·斯密，再到蒲鲁东和法国经济学家魁奈所形成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明确地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3]《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1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已经用“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这样的说法，宣称唯物史观适用于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恩格斯因此在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时，把马克思这段经典理论表述称为“新的世界观”^[16]：“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17]并且从这以后，恩格斯就用“新的世界观”、“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样的说法形容马克思的理论。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首先是因为这个时期（1845—1859）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在欧洲游历数十年，积极参与无产阶级斗争；其次是得力于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有在马克思完成了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对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作了详尽的分析，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把它应用于现时代”^[18]以后，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走向世界。

三

但是从那以后，到了晚年（1871年以后，即《资本论》出版，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又出现了向“地域性”回归的倾向。但这个“地域性”不同于他们早年把自己限于德国境内的地域性，而是把“世界性”与各国的“地域性”相结合，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回归，因而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地域性。它主要表现在：

一是马克思理论的“世界性”本身在汲取“地域性”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例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里这样说：“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9]1895年，恩格斯在回顾历史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20]正因为如此，恩格斯非常强调马克思的“一般原理”与“具体情况”的结合：“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1]“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22]越到后来，恩格斯越强调他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的世界观意义：“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23]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曾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4]，恩格斯曾数次引用这个话，并不是批评那些没有仔细阅读马克思著作、研究马克思文本的人，而是用以批评那些只会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理论的只言片语，而不肯下功夫研究具体情况的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

二是马克思理论的“世界性”在实践过程中要受到“地域性”的制约。例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这样说：“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5]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当中，马克思明确地认为自己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必然性”的理论“只限于西欧各国”，他在复信的初稿中强调指出，俄国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6]。另外，针对各国的不同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革命斗争的策略指导。比如对意大利的革命，恩格斯这样说：“农民将会支持他们（指革命者——引者注）。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27]但对德国革命者，恩格斯又这样说：“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28]如果人们企图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统一的经典的论述，那就只能面对各种似乎相互矛盾的论述而莫衷一是了。

为什么马克思理论会出现这种回归到“地域性”的情况？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不会变的，思想原则也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但具体到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些原则，以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这个策略是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注意得不多，但后来，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工人运动，他们对这一点就比较强调，讲得也比较多了。

四

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这个“世界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特点受到了高度重视。列宁强调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a）历史地，（b）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c）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29]阿尔都塞曾提出他自认为非常重要的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三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这里指的是某个具体个人的思想）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30]

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的90年，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90年，也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带有中国“地域性”特点的理论的90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1]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的报告中强调说：“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2]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性”本身；另一方面也决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地域性”。现今，理论界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回到马克思”。许多人把它理解为“政治淡出，学术凸显”，似乎只有纯理论和学术的研究，只有完全回到马克思本人的著述，才算是“回到了马克思”，而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正是“世界性与地域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基本特点。否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应用就会走入歧途。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3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9][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二部分“巴黎”。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

[2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5页。

[30][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页。

[3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2]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