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

第二节　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

让·鲍德里亚是当代法国后马克思思潮代表人物，在其学术思想的早期阶段，鲍德里亚的基本观点还属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中，鲍德里亚主要基于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洞察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从生产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鲍德里亚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消费”而非“生产”为本位的社会，消费社会构成当代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这一思想体现在其早期著作如《物体系》、《消费社会》等著作中。诚然，鲍德里亚敏锐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消费盛行及其符号化趋势)，切中了当今时代之处境。但他把消费社会与生产社会绝对分离开来了，并认为马克思主义过于重视经济因素和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没有看到消费社会已取代生产而成为当地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核心。因此，在稍后鲍德里亚展开了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激烈批判，从而转向到后来的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决裂，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解读主要体现在《生产之镜》这一作品中。此书发表于1975年，这一书的出版，标志着鲍德里亚开始走向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生产之镜》的解读，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表明直到今天马克思的思想还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解着，还是被轻易地打发在形而上学中，从而也说明突破对马克思哲学的近代解读是何等艰难，马克思哲学以其真实面目展现在人们面前又是何等迫切。

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实施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批判。这个反批判首先是从批判马克思基础性概念“生产”、“劳动”开始的，认为正是生产的概念，需要进行根本的批判，这也是他试图重新解构和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沿袭着作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之基础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衣钵，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是用“生产”替代了“本质”或“理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生产”、“劳动”概念并没有和政治经济学分离开来，仍与政治经济学分享着共同的基础，“只是提供了一种描述的理论。为了置疑这个使我们屈从于政治经济学命运和价值恐怖主义的过程，重新思考耗费和象征交换，就必须把马克思所发展的生产和劳动概念(无须提及政治经济学)，当作与一般价值体系相关联的意识形态加以分析。为了发现超越经济学价值的领域(实际上这是唯一的革命前景)，就必须打破生产之镜，因为在这面镜中反映着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11]

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劳动、生产概念是根据价值来思考的，是一种理性活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是根据自然必然性的绝对秩序及其克服来界定的，劳动被界定为生产价值的理性活动。“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被界定于价值领域中，这就是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必须当作意识形态概念经受激进批判的原因，生产、生产力的概念也是如此。正因为劳动概念过于模棱两可，不能把它当作一个革命的概念普遍化。”^[12]因此，马克思主义分析中的所有基础性概念都必须加以质疑，首先就要质疑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及其超越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他追问道:是什么公理保证着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是什么公理保证着历史的发展?而马克思对把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并以此作为革命的公式毫无怀疑。鲍德里亚既看到生产、劳动是马克思阐释历史，展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概念，但他又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下不断创造更高的生产力，不断走向进步，马克思只是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描述的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批判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对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鲍德里亚批评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只不过是以生产为至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镜像。马克思只是把这种幻象当成了现实。现代资本主义就是崇尚生产，发展生产创造更多财富。他指出:“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生产主义的话语支配着一切。”^[13]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另一处误解是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做是价值，从而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批判看做是劳动的伦理学，把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劳动的终结看作是非劳动的美学或游戏，是审美的。他认为，劳动和非劳动，虽然是一个“革命的”主题，但这种非劳动只不过是劳动的对立面，是幻想式的对政治经济学的废除，“仍然作为符号回落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而且仅仅是作为废除政治经济学的符号。”^[14]因此，马克思无法提供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马克思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幻想的乌托邦。

鲍德里亚在这本书中认为，马克思由于对生产概念未加置疑，只对生产的内部结构领域进行分析，未对生产原则的产生进行分析和批判，当他把自己理解为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的合理化形式时，马克思锻造的武器转而反对他自身，并使他的理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辩证顶峰。马克思虽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激进的批判，但仍然处于政治经济学的形式之中。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只不过是将经济学的理性方式普遍化了，并作为人类生成的一般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之镜”的宏大模拟模式来描述整个人类历史，因此，他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分析工具，正是资本精心阐释的最为巧妙的意识形态幻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基本完成，“沿着马克思革命活动的足迹，我们必须走向根本不同的层面，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15]他提出的替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案就是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取代之，以消费逻辑来颠覆马克思生产逻辑。鲍德里亚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转变成为一个消费社会，资本主义现在是符号占主导的社会，从而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已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

鲍德里亚之所以会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有如此误解，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鲍德里亚把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生产与政治经济学所讲的生产相等同，而不知马克思正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黑格尔抽象的精神劳动的批判中，奠定了生产对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地位。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不加分辨，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使用了其中许多概念，如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等，从而就妄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反而是对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运动的表达，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超越观点，也无法摆脱对政治经济学的依赖。“这些概念是政治经济学的螺丝钉。辩证法无法超越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的运动本身恰好是辩证的。”^[16]我们知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发，揭示了国民经济学所陷入的二律背反及其矛盾根源。这一根源就是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和形而上学性，即把历史发展起来的抽象劳动和私有财产当作理论前提，而不去追问这一前提究竟是如何历史地发生的，从而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抽象劳动)当作本真劳动，将只有创造交换价值的工人看作人。马克思指出我们不像国民经济学那样从虚构的原始状态出发，而是回归经济现实本身，提出异化劳动学说，看出劳动对于人的存在的根本性意义。这一意义不仅是人之作为人的根本体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同时也是对人的根本关怀。这一关怀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而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理论四个方面的分析看出今天人的劳动的异化性质，以及扬弃异化的现实道路，即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从而冲破国民经济学在生产劳动问题上的幻象，确立生产对于人类历史的基础性地位。

第二，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只是从表面概念入手，只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而不是从马克思哲学整个文本及文本所体现出来的存在论的境域出发去理解马克思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仍是在近代哲学范围内解读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所发动的旨在突破近代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革命毫无领会，因而只是错误的解读和不得要领的解构。生产在马克思哲学中具有本体论地位，生产、实践、感性活动三者在存在论境域中是一致的。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感性活动、实践概念更多地侧重于从存在论基础上澄清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的区别的话，《德意志意识形态》直接以生产来理解现实的个人，并把它作为历史分析的起点，以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所执行的人与物(自然关系)、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的不同，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学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现实的、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和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以实践(生产、感性活动)——分工(活动的异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生产活动的自身历史性)揭示出历史发展的真相。

第三，即使当今社会表面呈现为以符号和消费占主导的社会，但仍须以生产作为历史的基础和消费的前提，消费总要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才能消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消费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的分析。马克思主张从现实的历史运动出发看待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对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把自己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17]因此，离开生产谈消费就不可能说明消费的历史发展。因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鲍德里亚把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消费社会已颠覆唯物史观的“生产逻辑”。鲍德里亚的这一观点只不过是抓住了当代世界之变化着的异化主题，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本质及其时代困境，但没有深入剖析造成这一困境的历史根源及扬弃这一困境的现实道路。马克思在其文本中，一方面指证了当今消费之异化状况(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私有财产和需要”一节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范围内，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资本原则下的需要不过是“虚假的需要”或“非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在肯定物质生产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的同时，也指出了扬弃当今消费之异化状态的现实道路。

通过对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研究的论题是:马克思哲学创立于150多年前，在他之后现实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马克思哲学对现实是否还有解释力?马克思生产概念对分析和批判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是否还有效?今天在资本抽象原则的主导下我们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生产概念?是否是像鲍德里亚所认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终结，马克思生产概念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只是表达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运动?应该说，鲍德里亚所提出的疑问也是当今许多陷入对马克思哲学近代解读者的疑问。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只有返回到马克思文本，返回到马克思生产概念的存在论境域中去。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超出政治经济学视野，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辩证的、历史的批判，揭示出资本生产自身前提和界限。当代变化了的资本主义及其诸多困境的凸显不仅没有削弱马克思生产概念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维度，反而证明了其自身的误解的虚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