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及其自身界限

第五节　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及其自身界限

资本关系一旦产生就将使生产服从自己并取得对活劳动的支配权，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中“普照的光”，“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55]资本为满足自身的不断增殖，一方面通过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把任何界限都当做必须克服的限制，把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变为交换价值的生产;“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56]只有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生产出的产品才不会积压，资本的趋势就是要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另一方面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新的需要推动着生产生产出满足新的需要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的主导下，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便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

这是马克思分析的资本规约下的抽象劳动主体化的生产。海德格尔从另一角度即技术理性规约下的生产对当今之生产本质进行分析。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就是展开对技术本质的思考。海德格尔把现代技术的本质称为“座架”，认为生产在现代技术的支配和控制下，呈现出生产强制、消费强制。海德格尔指出:“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作为如此这般受促逼的东西，人处于座架的本质领域中。”^[57]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分析了造成此种局面的根源乃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正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前提和基础之上。由于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就是不断遗忘存在的历史，现代技术愈益远离自己的本质。生产由技艺变成控制人和自然的技术。海德格尔认为:“新时代技术不是目的的单纯的手段，而是一种展现，即现实之构造;在其中，自然和世界作为千篇一律的材料和功能的对象由贯彻着的、谋算着的和统治着的意志充分利用。”^[58]现代技术联合生产，在技术理性的统治和支配下把自然与人都看做材料，在对现实之构造中实现着自己意志。海德格尔揭示了现代技术对存在的遗忘，揭示了技术理性主导下生产的存在论根源。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分析并不是抽象地批判技术本身，而是批判现代技术对人和自然的控制，批判现代技术带来的进步强制和生产强制。马克思也不是抽象地反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他立足于作为活劳动的生产的存在论基础同时看到了资本生产的伟大文明面。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59]

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把一切等级差别、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都打碎了，把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加以否定和消灭，一切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必须是交换价值，人的感性生命活动被抽象为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人与人的感性关系被全面物化，活动的社会性本来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性关系，而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条件下，却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60]从而使人的感性存在被全面异化，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物化，另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抽象化。尽管物的关系遮蔽了人的关系，但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的生产还是处在狭隘的范围内的生产，在原始所有制中，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因此，“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61]这毕竟是人的感性生产推动人类发展的结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不是意识的展开，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不断生成的结果。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在生产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生产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这种生产为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依赖关系的形成提供普遍的基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62]这就是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把对象性的人、把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生产出来。同时也使要求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工人的革命的感性意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得以生长出来，为个人和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

当代资本原则和黑格尔哲学站在同一基础上，黑格尔劳动的本质就是对资本原则的思辨表达。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即当代资本世界的主导原则是抽象劳动。“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63]资本主义生产把创造交换价值的一般的抽象劳动看做是人的本质，看做是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正像黑格尔不知道其伟大之处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也不知道其积极作用的方面，即资本主义生产在力图使资本增殖，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对象性的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出来，使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得以全面展开，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为人的个性的丰富性的复归、为真正的人的诞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同时也生产出取代自身的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64]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65]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

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给予高度肯定，肯定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马克思认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合理性，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无批判的肯定。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既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简单否定，也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简单肯定。马克思以生产的存在论基础为立足点，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可能的基础，以及发现突破资本生产关系的积极革命力量，指出了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自身界限。

资本主义生产为实现交换价值的不断增殖，全然不顾活生生的感情丰富的人的真实需求，不顾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屈从于资本的逻辑疯狂的舞步跳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66]资本主义生产把每一个界限都当作限制并力图克服它，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马克思接着指出:“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67]马克思通过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自身界限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其自身的界限表明资本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可以克服这些限制。西斯蒙第与他相反，他看到不但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造成的，这样资本就陷入无限扩大生产和对这种无限扩大的限制之间的矛盾之中，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这是西斯蒙第高于李嘉图的地方，他看到资本生产的界限，但他认为这个界限是可以克服的，他试图通过习惯、法律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马克思指出，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看不到资本生产自身的必然界限，是因为他们把资本生产的本质关系抽掉而将其看做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工具。一方面是把资本没有看做是资本，另一方面把劳动抽象地看作创造交换价值的手段、工具。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68]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全部基础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创造者的劳动。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马克思对资本生产的危机的分析不是像西斯蒙第那样从外部寻找偶然的因素，而是从资本生产的存在论上展开分析。

资本统治权的确立是把工人的活劳动抽象为创造一般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资本的哲学前提就是劳动的抽象化，就是抽象劳动支配具体活劳动。但是，没有活劳动的存在，资本也就不可能存在。一方面，活劳动、工人的生命活动是资本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活劳动乃是赋形之火。另一方面活劳动的生存要求同时又是突破资本的天然界限，资本生产有其内在必然界限。

资本遇到的限制是活劳动自身的限制，即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不顾其客观存在的天然界限，把工人的生命活动抽象为一般劳动工具，把工人的感性生存抽象为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对工人的生命活动进行压榨，缩小必要劳动，不断扩大剩余劳动，实施对活劳动的统治和支配，但它忘记了它自身正是依赖这些条件才得以可能存在。资本自身存在的限制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资本的使命就是力图发展生产力，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以便创造最大限度的财富，在资本增殖的驱使下，生产力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在资本生产中发展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69]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限制是资本本身的限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70]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今后的历史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71]

马克思通过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自身界限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面纱，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像古典经济学家所鼓吹的那样是永恒的自然规律。马克思指出:“却证明了相反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独特的、有特殊历史性质的生产方式;证明了它和任何另一种生产方式都一样，是把社会生产力及其社会形式一个确定的阶段当作历史的条件来假定，这个条件本身也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但新生产方式会把这个条件当作所与的基础;证明了，那些和这种特殊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加入的各种关系——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证明了，那各种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相互一致的，是这些生产关系的背面，所以二者本来都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72]

歌德的《浮士德》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深层揭示。浮士德的形象就相当于资本，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力量，凭借自己支配劳动的权利，组织劳动，进行生产以改变世界。为达到自己预定的目的，浮士德摧毁了一切在他看来的障碍，诸如一切善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清除了。他同时觉悟到这会给许多人带来苦难，但他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认为人们可以从中受益，给人们带来幸福，使人们从贫穷走向富裕，尽管浮士德按照自己的设想创造了一个自由的、高生产力的新的物质世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这个发展者摧毁了前现代的世界，他也就摧毁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全部理由”。^[73]从《浮士德》中，可以看到歌德实际上揭示出了当今资本的使命和界限，资本在获得自己充分发展的同时，也生产出摧毁自己存在的因素。

马克思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生产的界限的分析，实际是对无条件制造自己的理性形而上学生产的无限性神话的揭穿，是对被抽象劳动遮蔽了的感性活劳动的揭示。马克思从生存论存在论基础出发，展开了对资本存在秘密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生产的形而上学基础。马克思对资本的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和批判，不是简单地否定资本，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发现扬弃异化的力量。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论批判，揭示被理性形而上学所抽象化了的感性丰富性的人和真实的人的生命活动，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中拯救出人的存在来，洞察到新的生产关系是在人们生活的生产中产生的，由此才能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最内在的矛盾，以及洞察到资本生产的界限及共产主义的生成运动。马克思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