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生态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及其影响，不仅要全面、系统、深刻地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而且还有必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究竟是如何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理论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我们可通过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在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实践，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影响的一个侧面。

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在苏联的曲折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可用曲折发展来描述，有被列宁所继承和实践，有被布哈林所阐发和发展，也有被斯大林所忽视和背离，有被苏联学者所关注和发挥，也有被戈尔巴乔夫“绿色新思维”所背离。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继承与背离

列宁时代，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曾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给予了一定程度的继承。这一点我们从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继承和实践，以及布哈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阐发和发展两个方面来把握。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继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辨证观点，在列宁看来，人是不能脱离自然界尤其是不能脱离自然界的规律而存在的，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必须以自然界的规律为基础。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问题的实质都不会发生改变。只不过是“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在我们认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并起着作用，使我们成为‘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一经我们认识了这种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意识而起着作用的（马克思对这点重述了千百次）规律，我们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7]。二是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技术对改善生态环境积极作用的思想。当举世闻名的英国化学家威廉·拉姆赛发明了从煤中直接取得煤气的方法时，列宁称赞拉姆赛的发明是一个巨大的技术革命，并坚信拉姆赛发明的方法采煤和运煤的劳动生产率，惠及家庭生活，布哈林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他“在运用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的新陈代谢相互作用的思想方面走得最远”^[8]。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的狱中哲学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布哈林1921年出版的一部通俗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读物。布哈林在该书中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著名的平衡论，今天我们从系统论和生态学视角重新认识和评价布哈林的平衡论，会发现布哈林“力图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联系起来”，将“平衡”作为一个确定的特征，他的分析之中常常包含着对生态关系的丰富理解。首先，布哈林坚持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来讨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平衡”问题。布哈林一针见血地批判了目的论关于“人是自然界之王，自然界是为人准备的，一切都是适应着人的需要的”的错误观点，并强调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这个巨大无限整体的一部分。人永远也不可能脱离自然界，甚至就是在人征服自然界的时候，他也不外是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的目的服务。其次，布哈林坚持用马克思关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理论，分析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适应，或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动的平衡。他认为，劳动作为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过程，也就是“环境和体系、‘外部条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9]。

（二）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发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凸显。苏联生态环境也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环境保护而空前恶化。此时，罗马俱乐部发表《经济增长极限》的研究报告，西方爆发了环境保护运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绿色理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苏联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做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揭示生态问题的本质，批判西方各种错误的环境思想，探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进行了发挥。

1．把马克思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作为研究当代全球生态问题的指南

苏联学者在研究和分析生态问题时，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把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人联系起来，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学者研究环境问题的“完全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趋势，脱离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后现代主义，脱离人和社会，将环境问题孤立起来研究，不可能为人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2．强调人和自然相互作用过程的具体历史性

苏联学者认为，人类历史是人和自然相互制约关系的历史，只要存在着人类历史，就必然存在着人和自然的相互制约关系，就存在着人对自然的生态方面的问题。但是，人类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遇到的生态问题和面临的生态形式是不相同的，因此不能抽象地谈论而只能具体历史地研究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问题。在罗西看来，人和自然相互作用导致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辩证趋势:一方面是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积极趋势；另一方面是造成对自然界“压力”加强的消极趋势。

3．揭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社会问题

西方学者普遍把当代的生态危机归罪于人类开发自然的生产技术，他们认为现代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创造更加完善的生产工艺，他们把这种工艺看成是拯救自然的灵丹妙药。对此，苏联学者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仅仅把解决现代生态危机的问题归结为选择先进的技术工艺手段，完全依靠它来协调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是狭隘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过程，同时交织着生产技术工艺方面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现代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缺乏必要的社会控制，使得人们不能在生产中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好环境。这样，随着现代工业生产急速的发展，势必导致破坏自然环境，产生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要想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不致引起生态环境的破坏，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和对自然的保护才会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

4．坚持人和自然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立场

苏联的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即“以人为本”的基本立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实现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具体人道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协调人和自然相互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们引用马克思的话:“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并进而指出:“仅仅根据某一现象怎样影响到自然界就对这一现象进行评论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到这一主要问题的答案，即这一现象究竟怎样影响到人本身?又怎样影响到人同自然界的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一方面，对自然界的评价本身恰恰取决于人的需要。”^[10]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满足人的生存的物质需要和发展人的全面能力的需要，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交往过程。

尽管，苏联学者的生态思想由于时代的局限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毕竟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基本思想回应西方种种生态思想，寻求解决生态问题有益探索的结晶。他们在这种探索中，“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11]。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积极有益的探索没有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而引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1987年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他的“新思维”背离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基本立场，走向了“绿色政治”，而以这种“绿色新思维”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的苏联，很快走向解体。

二、生态视野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12]。从生态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历史影响，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

环境保护国策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成果的取得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毛泽东曾要求人们在进行农业生产时注意处理好开荒和水患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思想。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连续作出了许多关于发展中国家环境科学研究和开展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他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高度，对当时资本主义工业的污染根源提出独特的看法，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有环境污染问题，社会主义中国同样也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借鉴世界公害的经验教训，总结和分析了中国的环境形势，统一了认识，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

将环境保护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开始于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都始终秉承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逐步深化和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归纳起来，环境保护国策论包括环境保护意义论、环境保护对策论和环境保护机制论三个方面的内容。

1．环境保护意义论

环境保护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是由环境保护的意义和作用决定的。首先，环境保护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经济社会安全是国家全面发展和政治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当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环境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能否做好环境保护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其次，环境保护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括经济目标、政治目标、文化目标和生态目标。生态目标，即“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基础和前提。再次，环境保护关系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和落实，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江泽民指出，环境保护关系到党能否做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党做到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致力于生产力的发展。环境保护从本质上说，与发展生产力是一致的。破坏环境就是在破坏社会生产力，它在直接危害人们利益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人们对执政党的信任和拥护，影响着执政党立足的根基。破坏环境、污染环境，就是破坏人民的利益，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2．环境保护对策论

如何实施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邓小平以来的中央领导集体广泛汲取国外成功经验，不断总结中国环境保护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环境保护对策论。一是加强规划，把环境保护的目标及其实施措施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确定重大建设项目，要同时制定保护环境的对策措施。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人口众多是中国国情的最大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最棘手的一大难题。众多的人口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给中国本来就相对紧缺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并造成环境污染的加剧。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3．环境保护机制论

环境保护要取得实效，必须有健全的工作机制。一是要有科学的综合决策机制。它要求要有专门部门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审查，不合乎环境保护规定的，不能上马。在工程设计过程中，要有切实的环境保护措施。各级环境保护部门积极参与综合决策，给党委、政府当好参谋，积极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二是要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机制，即要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邓小平指出:“加强环境管理，要从人治走向法治……得有一套管理制度。国家有环境保护法，还有专门的单项法规。各个省、市可以根据国家的基本法，制定地方的保护环境法规、条例、细则，做出具体的规定，使我们的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3]为此，必须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普及环境保护法制教育，同时加大环境保护执法力度。三是要有合理的产业促进机制，促进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清洁生产和生态农业，建立一个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合理利用的产业结构体系。四是要有文明的消费引导机制，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消费方式，抑制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浪费资源的高消费。五是要有严格的领导责任制，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目标责任制，做到责任到位。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论

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萌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由于自身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诸多生态问题也有了明晰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两者协调起来，彼此结合，同步规划，才能既发展经济，又减轻和避免环境问题。经济的发展又不能脱离环境资源的承受能力，应该实行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他关于“经济持续发展、有后劲”“尊重经济规律”“用战略眼光看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论述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思想。

此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日趋国际化的条件下，立足中国现实国情，始终站在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密切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对发展问题和生态问题反思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的立场出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

新世纪初，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统一。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在落实环境保护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了社会发展问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的提出也经历了一个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谈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时指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尽管这里还没有正式提出和使用“生态文明”概念，但已经首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的思想。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形成了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新的治国方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陆续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论断。经过实践的探索和理论上的准备，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正式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概念，把生态文明纳入到了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列而成的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之中。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地位，这是对中国多年来在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总结，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所取得的认识成果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继承和创新。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发展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共同构成文明系统整体，四大文明互为条件不可分割，协调统一发展，相互促进和制约，这样的文明体系才是完整而全面的体系。在四大文明系统中，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在苏联和在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发展实践中，没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与本国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问题相结合，形成自己的生态文明理论，来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致使其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态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理论成果，从环境保护国策论到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再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一个比一个全面、系统、深刻，从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中华民族作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必将会对全人类的生态建设做出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