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僭越的人为因素

二、技术滥用：技术僭越的人为因素

著名的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说，就建设性而论，科学的精神是最强的力量；就破坏性而论，它也是最强的力量。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等与技术有关的问题，都源于技术的滥用。技术滥用的原因所在：一是无知者无畏；二是经济利益的驱动。

对于第一种原因，上文探讨过技术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也包括使用后果的不确定性，人们无法预知正在使用的技术将在下一刻给人带来什么。同时具有技术发明者与技术使用者可以分离的属性，尤其现代技术是智能化的操作，任何使用的人都可以不了解技术内部的结构和原理，只要学会操作键盘就可以了，增加了技术很多不可预期的危险。我们可以看一下原子弹的发明及应用，原子弹本身制造它的技术绝对可以为人类造福，但它一旦用到了军事上或某些不良的用途，结果显而易见，世界上总的原子弹的威力可以让地球毁灭无数次。但由于人类现在还比较清楚地认识其威胁，广岛与长崎之遗痛还时时刺激现代人的神经，因而任何人都不敢轻举妄动，但人类未来的安全谁能作出强力的保证呢？

对于第二种原因，前文也探讨过人对“利”的追求是人性的基本，正如斯宾诺莎所说，人是趋利避害的，总是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凡人断为有利的，他必不会等闲视之，除非是希望获得更大的好处，或处于害怕更大的祸患。前文也探讨了技术是人求利的基本有效的手段。在市场中运用的技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唯利是图、无孔不入的。只要有人有某种需要，甚至是极少数人的、非理性的、不道德的需要，都会有人通过技术手段使其得以满足，以便从中获利。似乎所有人的所有欲望都可以通过技术来满足。技术可以带来效益的最大化。技术的应用是因为利的促使，技术的滥用很大程度上也是利益的诱惑。例如，人工生殖技术由科学实验走向临床应用，成千上万的人工生殖人口来到人世，为不孕不育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被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利用，昧着良心违规操作。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已初现端倪：出生试管婴儿男女性别比例失常，男婴比例明显畸高；试管婴儿长大后，近亲婚配的风险大大增加；精子库设置不规范，管理存在很大隐患等等。

技术滥用会带来巨大的技术风险。克隆技术、基因技术都是具有强大风险的技术形式。英国科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走在各种学科之前的物理学现在正对精神越来越倾向于肯定；而生命科学则仍旧走在上一世纪的物理学的路上，现在正试图完全取消精神。”^[22]物理学早已经发展到混沌学、分形学等超级复杂科学的高度，但生物学仍在沿着还原论的思想，在基因以及其所构成的碱基对上大做文章，甚至认为基因就是生命的一切，就是人的一切，就是精神的一切。关于生命和人的秘密都在小小的基因里了。也许人类的30亿个碱基对的机械分析对人类的健康身心有很大的帮助，但毕竟不能说它们是解译人类奥秘的全部。基于进化论的经典生物学给人的启示就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漫长演化的产物。人只是与其他动物一样共同遵循进化规律的生物，服从自然选择，生存竞争的规律。而现代生物学技术观却把“人变成一种技术设备，人性被机械化和技术化”。^[23]在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眼中，人被看成是一部由各种各样的“自私的基因”组成的生化机器。人们认为，人类的天才：达·芬奇、爱因斯坦、梵高、毕加索、比尔·盖茨等都是基因所致。有人甚至设想人们终究可以按照人类的意愿，来设计和改造自身和“制造”下一代。人们甚至想利用基因科技来改造社会结构、改善社会风气、推进道德的进步、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显然，这是又一个恐怖的“优生论”，成了技术上的又一个“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