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僭越的理性基础

一、现代性：技术僭越的理性基础

“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具有歧义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思想派别、具有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思想家，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理解。现代性是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相伴相生的概念，但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却成为异己力量向哲学提出挑战。尤其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否定、批判和颠覆的过程中成就了自身。现代性在哲学层面体现为以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和总体性为核心的现代叙事，并为现代社会的确立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1.现代性的根源：启蒙理性的滥觞

在西方历史上哲学与现代性之间呈现共存与背离的关系。所谓共存，就是指哲学是依托现代性发展的，而现代性是借助哲学而确立的，哲学为现代社会合法化提供了理论源泉。所谓背离，就是哲学以对现代性的批判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并通过批判和颠覆实现对现代性的解构或重构。“‘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任何观点如果不能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话，其标准难获得认同接受——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17]

纵观西方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哲学使得现代性得以完备地奠基并成为现代性不断发展与进化的重要动力。“现代性态度是在启蒙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文艺复兴以来科学观念的传播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科学、自由和追求世间的幸福成了推动启蒙的主要因素。与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开展相伴随的，是对宗教的猛烈批判，这使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一个‘世界的祛魅’过程，它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世界观，形成了人们的理性意识，推动了反宗教启蒙迷信运动，催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所有这些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它们也因此构成了哲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基本特征。”^[18]现代性开启于启蒙运动，显现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强化于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并以之为支撑牢固地建构了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性原则，以二元论观点对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人为分离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康德以研究自然科学而始，却最终在自然和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活动之间划界，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现象界”，以“二律背反”凸显人的理性在“本体界”的无能。这样，他就把知性亦即科学理性的研究与道德实践的理性亦即价值理性的实现分离开来，把具有崇高道德和信仰的真正“自由”的人的理想放在了虚无缥缈不可实现的彼岸世界去了。康德晚年在《判断力批判》中试图沟通这两者，本来在科学指引下我们构想的美好的世界，在他那里只能用假定上帝存在来帮助实现。这种哲学二元论导致了自然与社会的完全二分，其“人为自然立法”的强势理论导致科学与人文的背离，也有悖于人的人文理想，同时也不符合科学和人的生活实践所揭示的世界的统一性。作为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总原则的“主体性”，由于主客二元对立走向了极端化与绝对化，主体性变成了统治性。人道主义异化膨胀为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对环境和他人的征服中蜕变为“人道主义的僭妄”；特别是作为现代性支柱的理性主义，也不断异化为科学主义的霸权与独裁和技术乐观主义的盲目与狂妄。

现代性的内在危机与逻辑困境向哲学提出了挑战，并促成哲学实现了一种范式上的革命。康德之后，以自然和人亦即科学和人文的统一为取向的哲学思辨之路，作为对康德哲学的批判便走向前台。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将康德之前的“实体”概念与康德作为认识和道德的“主体”的概念合二为一，又把康德、费希特和谢林所阐发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形式中充分推展，论证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同一”。尽管黑格尔哲学是超验的“形而上学”，把绝对精神作为独立而能动的主体，把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过程描述为从纯粹思维到自身外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又到观念从自然中挣扎出来，从而重新开始自己推演自己的辩证运动，然而却把握住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在唯心主义的窠臼之内，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然”和“精神”、科学和人文的对立关系的“和解”。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唯物主义颠倒，把以抽象形式存在的人和外部自然恢复为在感性对象性关系中自我确证的人和自然，给自然以独立的地位，把人确认为自然的产物，并是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体，从而确立了人和自然本体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这样，至少在表面上，费尔巴哈把科学的视线投入人文的领域。然而，作为以人本主义者面貌出现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虽然重视人和自然的“感性”，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关系，但是他坚持以抽象自然界和抽象的人为前提的唯物主义立场，仍然不理解实践的意义，而把人理解为脱离了社会关系的自然抽象物，看重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理想化的情感关系，社会历史这个真正属人的现实领域仍未进入他的视野。

2.现代性在技术层面的表现：工具理性的肇始

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说，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蜕变成了一种统治奴役人的工具。

对工具理性阐释最为丰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渊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特质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依据韦伯的观点，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现代性”则是“合理性”。韦伯将合理性分为两种：即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价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而工具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伦理通过世俗工作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以获得上帝的救赎。这一点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工具理性获得了充足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和金钱取代了宗教的动力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手段成为目的，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工具理性始终是其批判所指向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韦伯之后，卢卡奇将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又把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扩大到对人类文明史的批判；工具理性也是马尔库塞的关注对象。

现代文明在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主宰与把控下，走上一条把世界对象化、客体化的道路。在此之前马克思对理性的危害也作过评价：“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9]以理性把握世界，世界也就成为理性的对象，人与世界的联系成为理性的抽象联系，而缺乏整体性的和生命意义上的有机联系。理性割断了人与自然的生命联系，冷酷地对自然形成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20]人变成了封闭的理性主体，工具理性不断膨胀。

现代工具理性的强化与扩张而造成的一个严重的技术主义极端，就是人类本身也逐渐丧失了固有的主体性而被完全对象化，人仅仅成为现代大机器的附庸，除了服从技术规程和制度规范外，似乎别无选择。在现代高科技程控下的分工体系中，人作为其中的主体角色的个性遭到泯灭，人的独特需要被扼杀，人的情感受到无情的漠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不过是一个泯灭了人的文化个性的畸形技术社会，处处可见技术专制下四肢高速运转的“现代奴隶”。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现实面——工业化已经日益趋向于非人化。现代技术对人的统治使人成为科技的奴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在流水线上人是如何沦为机器的奴仆的，这还只处于人的机体被奴化的阶段。机器、设备、程序、通讯工具等等，人无时不被技术包围，无时不被技术武装着，人成为技术的延伸物，成为技术系统的一部分，人按照技术规则行事。今天，自动化、控制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某些机器比人脑更快、更精确，使人自愿用机器思维代替自身，自主性和判断力被扼杀。

技术拥有了工具理性的强大后盾之后，僭越就具有逻辑的必然。吴国盛教授认为，王若水先生当初把现在流行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翻译成“唯人主义”更有道理。他说，“唯人主义因着技术理性而自命不凡，而把自己确立为价值原点和世界的中心，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对自然界为所欲为。这里，对人的自我崇拜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技术的崇拜。”^[21]一旦技术理性泛化开来，其形式结构就依循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成为凌驾一切的目的性的存在。尽管这种技术理性从功能、效率、手段与程序来说是充分合理的，但它却失去了对终极价值的依托，失去了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如韦伯所说的，纯粹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其背后掩盖着实质上不合理的一面，因为它摆脱了价值理性的支配。理性主义、市场经济等全面发达了，人从自然界和宗教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却又被理性的自身创造物——机器、商品和官僚制所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