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个体主义

上周我尽可能清楚地向你们解释了我本学年这门课所要讨论的总问题；我想以人类行为为出发点来追溯历史世界是如何建立的；那种对于科学认识的向往和对于考虑对象的特殊人性的思考，这两者是如何结合起来的。这一观点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达：我们要在历史认识中确立理解意向微观事件的地位，也要说明那些对于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的解释。

这项任务，我想以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我将在本课和之后的一到两课中运用第一种方法，也就是严格的逻辑方法或者说哲学方法，我很明白它的抽象特性。严格的逻辑分析总是让听众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巨大的脑力投入和所得到的结论之间极端不成比例。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因为逻辑分析或哲学分析的主要目标是要知道我们所说的、所谈的究竟是什么，而最终仅仅对于人们所使用的语词的意义或者我们掌握或并未掌握的认识具有更加精确的意识。在这方面，哲学分析的趣味，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古怪的趣味，这和保罗·瓦莱里所显示的那种趣味有关。保罗·瓦莱里说过，相比心灵运作的结果来，他对心灵的运作本身更加有兴趣。实际上，逻辑学家总是对他所表述的命题的特性更加感兴趣，而不是这些命题的内容，内容更加吸引学者，而不是逻辑学家。我还要补充说，在我看来，这些逻辑分析或者哲学分析堪比钢琴家关注音阶的趣味，它们和另一种同样古怪的趣味是矛盾的——即关注流行事件的细节的趣味；这就像保持肌肉的弹性一样，逻辑分析或者哲学分析是维持大脑弹性的一种方式。我很想做这样一个比较：安德烈·西格弗里德^[1]，每天早晨起床时读一则拉·封丹寓言；他思考这则寓言，兴许还做出评论，他说，这只是一种“磨砺心灵”的练习。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课和接下来几课中的逻辑分析、哲学分析，不用说，也是一种艰苦的“磨砺心灵”的方式。

在本课程的第二部分中，我将审视两个具体、确切的例子，这两个例子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之间实际合作的例子。或者说：我要看看，在一些领域中，比如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中，人们是如何把理解意向动作和认识客观化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

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我们所谓的继狄尔泰之后的“历史理性批判”——这是狄尔泰本人的表达，而在萨特的笔下，则成了“辩证理性批判”。“历史理性批判”这一表达相对而言比较模糊，假如我要在这个表达上“磨砺”一下“心灵”，那么我会说，人们可以根据对“历史”、“理性”、“批判”三者不同程度的强调而给出三种意义。

假如你们在“历史理性批判”这一表达上强调“理性”一词，那么我们的工作便是要确定，根据什么样的特定方法才能将理性用于认识人类世界或者认识历史世界中；于是我们得知道，政治经济学的那些范畴，比起认识自然界时所用来表达的或所显示出来的范畴，是否不同。

而根据第二种意义，假如我们把重点放在“批判”上，那么历史理性批判，便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做的尝试的迁移。康德试图在感觉形式和知性范畴中找到那些人类思想在建构、思考乃至认识自然现实中所使用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说，历史理性批判是对于形式、范畴的分析，而我们通过这些形式或者范畴来建构、认识人类历史现实。

最后，根据第三种意义，人们把重点放在“历史”上，那么历史理性批判则提出了理性的历史性问题：它所探寻的是，在人类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心灵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相同方式运作的。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的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体制内有效，而并非对所有的经济体制都有效；同样的，我们可以提出人类思想范畴的历史性问题——这便赋予了“历史理性批判”这一提法第三重意义。

在这些分析以后，让我们现在回到今天以及下周我要谈的主题上来：即我上周提到的那些支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论据。今天，我将主要采用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撰写的一本小书，《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这本书已经译为了法语，由普隆（Plon）出版社出版，收录在当皮埃主持的丛书中^[2]。

为了讨论、分析方法论个体主义，我选择哈耶克的思想作为出发点，这是因为他的思想表述得非常清楚、明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思想是后来在英美发展出来的论战的源头，而这场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辩论今天仍在进行。

哈耶克不是一位职业逻辑学家，我也不是：他因为自己所做的科学研究——首先是经济学研究——而对逻辑问题或者认识论问题有兴趣；他最著名的著作名为《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满怀激情地指责专制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计划经济和专制政治是不可分开的^[3]。

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主要是一个理论家，这意味着，实际上他在寻找普遍有效的命题，那些超越时空局限、堪比自然规律的命题。作为理论家，他不同于历史学家，所以他相信，达到这些规律或者普遍命题是可能的。但是与此同时，他像很多研究“理解”——在“理解”一词的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家一样，认为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归根结底得参照个人的意向动作。作为理论学家，哈耶克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把人——所有人——创造的社会视为理想的社会模型。在他看来，最可接受的、最好的经济秩序就是源自个人决定的自由博弈，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为中介，这种个人决定的博弈最终会走向某种在他看来符合集体利益的东西，或者，无论如何，这样最不会违背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哈耶克属于自由主义和亚当·斯密的那一派传统，也就是说，他认为有某种看不见的手，使得个人动作在混沌中出现某种秩序。

哈耶克支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主要论据有三条。我首先向你们介绍这三条论据，然后做出评论。

——第一条论据：社会科学是主观的，因为它们的对象是个人的意见、态度或者决定。又或者，如果用另一种表述的话，人文科学的特点，是从元素出发——也就是个人，从这些个人行动出发去重构整体，而自然科学则走一条相反的路，因为自然科学的出发点是知觉所得的复杂数据，自然科学要从这些已知数据出发来尝试着重新回溯到、推到元素。简言之，我们可以说在人文科学中能立刻认识原子，因为个人就是这些原子，而自然科学则应该从一个复杂、混乱的整体中去发现原子或者说元素。

——第二条论据或者说普遍命题：社会整体总是建构的产物，而从来不是堪比个人或者个人行动的现实。社会整体，比如国家、市场、大学或者军队，只存在于构成它们的个人以及或多或少构成整体结构的那些恒定关系，此外别无其他存在。整体并不是一些超个人的现实；这是个人行动的结果——且常常是无意的，而我们只能借助图式、概念或者理论才能思考这些整体。

——第三条论据：在社会科学中，除非能够追溯到个人行为、个人以及个人的理由或者动机，否则解释就不是最终的、终极的。那些和宏观关系有关的解释可以是有效的、暂时的解释，但是终极解释——那唯一令心灵完全满意的解释——只能是达到个人与个人意识的解释。

这就是三条我要评论、讨论的命题。

因为有了第一条命题，所以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便以人类世界为对象，我们用来领会这个人类世界的概念也只有在考虑到人类意识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商品这一概念不能参照人的意识，那么它便毫无疑义。同样的，货币或银行也并不仅仅是针对某种知觉的物理现实，这些都是和意识的意向动作相关的意义现实。哈耶克从这些陈腐的、微不足道的命题出发得出结论：我们无法像解释蚂蚁与蜜蜂那样解释人类的行动或者信仰。让我们假设有一个火星居民，属于另一种群。他来看巴黎，却一点也不理解自己在周围所看到的东西，因为物理对象——假设他能像我们一样感知到——对他而言什么意义也没有，除非他掌握了我们这些属于社会的人所掌握的那套知识密码，这使得我们能够对某个个人所行之事解码：个人站在所谓银行的大建筑物里的一个柜台前，把一张纸递过柜台，然后作为交换，他接到一包其他的纸。换言之，他用一张支票从账户上提取了一笔钱，但是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动作是可以理解的，是因为我们掌握了这套知识密码，这整套使我们能够对行动进行解码的知识。实际上，对任何一个没有掌握这套密码的人而言，对那些属于其他社会并不掌握这套密码的人而言，这样的行动的的确确无法理解。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更加有逻辑的表述，我们在人文科学中所谈的对象分类是和自然科学中的对象分类根本不同的：在人文科学中，为了给对象分类，我们首先确定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然而在自然界中，对象的分类并不和个人行为有关，而是和我们从物理上能够知觉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有关。

我要补充一句：当谈起这些和人有关的东西时，这种关于认识的人类属性的看法，在你们看来，是很微不足道的。而正因为这些命题常常是微不足道的，便没有人证明它们是真的，也没有人证明大家都接受了这些命题。真实而微不足道的一点——人文科学的出发点——就是社会世界的建构是根据我们的意识而进行的；然而，这并不是说，对于这个社会世界所做的解释无法努力朝向某个堪比自然科学模型的理想。可能你们还记得，在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就《辩证理性批判》所写的一章里，他写道——根据他本人的说法，人种学的理想，是完全像生物学家理解蜜蜂和蚂蚁的行为那样来理解人类行为^[4]。

但是，我们再回到哈耶克来，在他的命题中有两个不同的元素，实际上一个元素是显然的，而另一个则有争议。显然的一点是，社会世界的本原建构是一种意义上的建构，而用我的朋友舒茨那本优秀的著作——《社会世界的意义性建构》——中的表达则是，我们都从意义世界的建构出发。而实际上，列维-斯特劳斯和其他人也没有很大不同，他在试图说明人类心灵结构时，也不得不——作为出发点——把神话当作对象并对此做出一种诠释：他把这些神话当作是本身就具有意义的东西。所以，第一步——甚至在一个强调自己的科学性的人种学家那里也是如此——显然就是重建研究中的人类书写、话语、动作的意义。但是，在下一步中，人们可以通过一套堪比自然科学的程序或规律来说明那个在起点处建构出来的意义对象。无论如何，哈耶克的论点不仅仅有第一个元素——我称之为“微不足道”的那条命题，还有第二个元素：也就是说不仅我们在意义现实中建构社会世界，而且我们回溯到行动者的意向来解释社会世界。

评论：我的第一点看法有关词汇问题。哈耶克说，社会科学是“主观主义的”，而自然科学是“客观主义的”；这套词汇很不怎么样，因为哈耶克并不是想说社会科学达不到普遍有效的认识，而是说这些科学的对象是人类行为，因此就必须考虑到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所以，最好使用另一套术语，当然，这条评论并不重要，只需要避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这两个词汇在使用上可能引起的误会就可以了。实际上，假如我们认为哈耶克也具有解释学传统中常常有的那种想法，即我们只能以相对的方式来认识人类现实，而每个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视角来诠释人类世界，那可是完全和哈耶克的思想背道而驰了。哈耶克的想法完全相反：他认为存在一些普遍命题、普遍有效的规律，它们使我们能说明人类行为，但是他认为，这些规律归根结底是和人类有意义的举动有关的。

我的第二点看法是，哈耶克从我们所试图认识、解释的对象的人性中得出结论：我们对于他人行为的解释都是借助自己的心灵来进行的；我们理解其他人，是因为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心灵。我给你们读一段文本，其中就解释了这一论点：“社会事实纯粹是人们——而我们正研究他们的行动——的一些意见、观点。这些事实和那些物理科学的事实不同，因为它们是个人的信仰或看法，而这样的信仰是我们的已知资料，这些已知资料独立于另一项事实，即它们是真或是假这一事实；此外，我们不能在心灵中直接地观察这些已知资料，而只能在人们的所作所为、所说的话中辨认出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和他们相似的心灵。^[5]”我要强调一下最后这一部分：“我们能在人们的所作所为、所说的话中辨认出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和他们相似的心灵”，就这一点我要讲几点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哈耶克是有道理的；在“理解”一词的狭义上——比如雅斯贝尔斯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中对“理解”所下的定义，我们只能在发现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点的条件下才能理解。假如我们面前有一个完全疯了的人，实际上，我们的理解能力可能就不行了。而另一方面，当研究史前史的历史学家面对某个物理对象时，他会思考这到底是被时间风化了的石头还是一件工具，他显然是在参照人类心灵的某种特性，而正是根据某种与我们相同的人类举动，他才做出判断，认为这是人类制造的一件工具。然而，一旦我们说，在那些我们想要认识的心灵和我们自己的心灵之间有某种共同点，那便会出现一种异常危险的表述——即我们通过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他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之所以想要认识他人正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和我们不同。于是，哈耶克这样说：“因为我们自己也有和他们相似的心灵”，这话很模糊，很不精确。精确的表述是这样的：“因为在他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心灵之间有某种共同点”，但是这某种共同点是无法立即得到的，哈耶克也是这么认为的；这需要去发现。

此外，哈耶克承认，在他人的认识和行为中，我们对于他们的意见是否为真这一问题并不感兴趣——意见或判断是社会认识的对象，但它们是否为真的问题并未吸引社会学家或者经济学家。但是这条命题，至少就其有关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这一点上，肯定是假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相信或者不相信巫术，在解释巫术信仰上会采用同样方式吗？换言之，其他人所相信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应该发现的东西，这样才能解释他们的行为。因此在我看来，这样说也是危险的：人们所相信的东西是真的或是假的，这一事实我们并无兴趣。帕累托的整部社会学正是建立在行动者所认为真的东西和帕累托本人认为真的东西两者间的差别上的。

我不必进入整个问题——这是极其复杂的——便可以简单地说明哈耶克的出发点是很恰当的：我们所想说明的东西，是他人的实际行为，而在当前社会或者在过去的社会中，为了说明这些行为，实际上，我们必须追溯到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上去。在这一意义上，哈耶克说我们必须追溯到社会行动者的信仰上去，哪怕这些信仰是假的，他这么说是很有道理的。假如我要钻牛角尖的话，那么错误的一点在于他说，对我们的社会学家而言，区分人们信以为真而我们判定为假的信仰，和人们信以为真而我们也判定为真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第三条看法：我适才所做出的批判皆出自唯一的源头，即哈耶克既不对人种学感兴趣，也不对社会学感兴趣，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经济学。而因为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兴趣，他试图相信人类的行为机制——即他为了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而要重新发掘的东西——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机制；这里所涉及的是某种具有普遍特征的动机，而为了说明这些动机或者机制，却不必参考科学的心理学，甚至也不用像一个人种学家那样参照文化的多样性。

我来举一个从他那里借来的例子。他写道：“那些土地在生产中作为必要因素的商品，其价值变化对于土地价值变化的影响高于它对其他必要因素价值变化的影响。^[6]”这个命题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些农产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化，价值减少，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一效应对于土地的影响比对其他必要的生产要素的影响要高。哈耶克的推理是什么呢？是正常情况下，某个生产要素的价值会因为其仅有的用途而更加凸显出来。相反：某个生产要素越是有更多的用途，就越会有更多可能的替代品，那么它因为最终商品价值的降低所受的影响就越小。

如何解释这一规律呢？很简单，人们会去运用他们所掌握的那些具有多种用途的要素：比起那些具有单一、有限的用途的要素来，人们运用起多种用途的要素时更为轻松。当然这一点并不是不可解释的，但这确实是一条普遍为真的命题，因为，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很低。假如你们考虑一个这样的例子，便可以得到一种简单的人类行为机制，或者说是抽象的人类行为机制，它可以解释针对我对哈耶克的命题或主张所做的上述几点评论，为什么他相对而言并不关心。他几乎是无意识地参照了经济学理论以及现代经济学主体的那种简化了的经济行为：自此开始，他便认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种种思考方式、信仰方式是无足轻重的。哈耶克走得更远：根据社会事实的主观性，他得出一个极端的推论，社会科学的对象——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表现为一个如此的世界，一个无法还原为其他的世界。简言之，他的想法是这样的：那些能够说明瓦尔拉斯均衡或帕累托均衡的经济主体行为并不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而假设我们还能够得出一个经济行动者的心理行为的心理学解释，这种解释对政治经济学而言也并没有更大的意义。用抽象的话来说，经济行为的世界——即经济学家所重建、分析的世界——便是一个终极世界了，它不可还原为其他世界，并不再需要心理学的解释，也不可能从心理学事实那样的事实类型中推理出来。

对于这种理论，我要谈的最后一点看法是，哈耶克所呈现给我们看的经济学的本性，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他说的“原则上的解释”那样的东西，而不是在细节之中^[7]。鉴于在终极对象价格的调整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生产要素是没有其他用途的生产资料，我们再来看一个地租的例子：1）这并不是普遍真理，因为很可能有一块特别的地具有多种用途；2）我们并不知道，其他生产要素的价格和土地价格的改变究竟达到什么地步。因此，这只是一种“原则上的解释”，告诉我们在种种生产要素之中，哪一项才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而并未告诉我们程度，并未告诉我们各个要素究竟受到多大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简单且和当前有关的例子：全世界都知道石油价格，产油地的初始价格在最近几个月里涨了三四倍，估计有四倍。所有的人都在计算，从而确定这将会在法国、美国或者德国造成什么样的价格上涨，或者了解这会给经济增长率带来怎样的后果。然而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杂志上针锋相对的一篇文章。有关石油危机，这本英国杂志刊登了一篇相当奇怪的文章，它按照自己的惯例，反对大家所认可的想法。这篇文章所捍卫的论点是这样的：每次人们都预告说在5—10年以后肯定会出现一项结构性、持久性的短缺，可是人们会在之后应该出现短缺的那个时期得到过剩的结果。第一个例子：在40年代末期，人们预告说会出现持久的美元短缺，可是后来从1955年起，美国财政出现了持久性的赤字。人们还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时候预告说会出现持久性的食品短缺，可是后来，大部分食品都出现了供应过剩的情况。在50年代末的时候人们预告在西方国家会出现工程师、专业科学家的短缺，然后在1970年，美国大量科学博士成了管道工，而差不多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出现了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现象。这就说明，只要预告5—10年以后会出现某项短缺，那么人们便会集体采取一系列措施，而这些措施会以无法预见的方式阻止短缺，甚或产生过剩的结果。正因如此，《经济学家》周刊最后预告说，在十多年以后，会有石油供给的大量过剩，而到时候，我们只能指望那些犹太百万富翁去接济阿拉伯人了。

这篇文章当然是走到了反对潮流的极端，但是这却成了哈耶克所谓的“原则上的解释”的一个好例子。为什么那些计算被如此轻易地推翻了呢？因为从短缺出现的那一刻开始，事情和之前便不一样了，用我们每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的、让人忍不住想重复的烦人话来说：要么让布瓦尔和佩居谢^[8]来掌权，要么人人都是历史哲学家。总而言之，事实是，当出现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这样一个重要现象时，便有一系列变化参与进来，而正是千百万人的一系列决定引发了这些变化：最终的结果会是一系列个人根据新条件而做出的调整，而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是出人意料的。我根本不是想说自己预料到1984年会出现石油过剩的现象，我宁可大家现在继续相信将来会有短缺，因为说到底，解决过剩比解决短缺更容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种石油的替代品，那么只要石油如此暴涨，便会带来一系列变化。《经济学家》的基本论据是很简单的：我们所担心短缺的产品越是有替代品，那么短缺本身就越容易避免；文章还说，石油有不少替代品。我无法肯定该文是否完全有理，但是，无论如何，在一定比例内的价格上涨一定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这些并不能让我们预见未来5—10年里会发生什么事，但能让我们肯定，一切当前的经济计算都是非常可疑的，因为没有人会知道当某些基本参数变化以后，无数的个人决定会带来什么结果。

所以，哈耶克所谓的“原则上的解释”在此处是从预见短缺出发而对过剩的形成所做出的解释。这当然无法使我们理解时间或者细节，但却使得这种“某些预见或者预言往往会失败或者会产生出使预言失败的人类反应”的机制变得可以理解。由此便有了基本的论点：人类做出意向决定，而无数意向决定的结果是超出人们的意向的。但是，当大量意向决定遵循某种机制、某种合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于事件的发展做出“原则上的解释”，这种解释解释了我所谓的意向微观事件和那些无数决定所并未料到的后果。对第一条命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以后便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毫无疑问地把个人行动、行动者的意向作为已知的出发点，这些是我们要进行反思的对象。这样一来，我最后所说的那个例子，也就是原则上的解释，便是一种正当的解释，即使它并非总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因为严格说来，哈耶克的理论可能将拒斥所有的国民财政计算和经济计量学。

事实上，我试着简单地向你们说明这些抽象的想法，它们是洛桑学派（瓦尔拉斯与帕累托）典型经济学实践的逻辑形式或认识论形式的体现。然而，原则上的解释，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从普遍机制出发的原则上的解释，总是一种警示，用来对抗对经济学计算的过度信任。经济学计算常常假设某些参数是恒定的，而现实中，它们并非恒定。

这一分析在意识形态上意味着什么呢？哈耶克想要首先捍卫方法论个体主义，这是为了对抗计划经济，对抗某些工程师想要重建、组织、掌控个人经济世界和个人决定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很显然，他强调个人以及个人决定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这当然暗含着一种对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个体主义的响应。换言之，他希望，在经济机制内最终算数的，是个人以及个人决定；他不仅喜欢通过主体决定来解释经济运作，还认为只有主体才是自身偏好、需求的评判者。他畏惧经济学家如同畏惧瘟疫一般，以象征的方式来说，那些经济学家便是一群综合技术师，自称非常了解其他人有哪些需求。在大多数计划者那里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个人认为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在道义上，个人的爱好层级未必是最好的爱好参照标准。事实上，我们可以想到，个人爱好层级不是最终的；个人的爱好层级特别容易受到社会环境的掌控。于是，如果我们像哈耶克所向往的那样，希望个人确实最终决定集体资源的分配，那么我们便假设了这些个人的决定确实表达了他们的真实需求、真正判断，假设了必须遵循这些需求与判断在市场上的表现。

我并不希望社会工程师违背我们的意愿来为我们制造幸福。但因为我总是走中间道路，所以同样的，我也不想把个人经济主体的决定神圣化，弄得好像这些个人决定就是“至高无上的规律与先知”一样，仿佛那些个人决定并不——至少是部分地——取决于那些本身也是部分地受到掌控的社会现象。

第二，显然，哈耶克在严格解释和“原则上的解释”之间所做出的区分是一种多多少少事先贬低、取消计划经济的手段。因为实际上，为了使我们能够从某一中心点出发来严格计划某种复杂的经济，那就必须不仅仅“在原则上”解释机制——那种能够说明我们所观察到的种种现象的机制，还要能够严格地确定数量关系、部门之间的关系，等等。而事实是，目前没有一种计划经济能够在细节上跟上复杂经济中的生产整体。

我来给你们讲一个例子，即使在苏维埃经济中，计划者们也只能认识、只能紧紧跟上实际生产中的很小一部分。有一天我和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谈话，我对他说，据我所知，计划者们最多只能监控几千件产品中的几百件，严格说来大概至多1000—2000件；他回答我说，大概在40000件产品中，人们只能监控500—1000件。

哈耶克把一种思想推向了极致：今天的经济那么复杂，因此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回溯到个人本身的决定。这样一来，我从这第一条论据中只能得出以下想法：我们从出发点所建构出来的社会事实回溯到了有意识的意向性，于是，这些事实是具有意义的事实，不同于自然科学在其出发点所知觉到的现实。但是这一具有逻辑性、认识论性质的命题无法独立支持哈耶克想要推理出来的所有科学推论、意识形态推论或者他从这条本身已是老生常谈的命题中所暗示出来的东西。换言之，他为了个人道德或者自由主义经济所做出的那些推论，究竟在政治上、科学上是真是假，原先的逻辑命题并没有暗示。

作为本课的结束，我只想关于第二条命题再说一句，即对于全体主义批判的问题。全体主义（totalisme）是一个可怕的词，但是我不能说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根据这种全体主义，社会整体是一些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现实，就如同个人一样实在。为了说明这种抽象的表述，我将援引奥古斯特·孔德的例子，而他是哈耶克最喜欢挖苦嘲笑的对象之一。奥古斯特·孔德在做出他的科学分类时指出，从生物学开始便有了元素与全体间的关系对调。在生物学之前的自然科学中，元素是给定的，而我们能够说明那些影响了元素的机制是如何的；但根据奥古斯特·孔德的看法，自从有了生物学，便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我们无法不考虑全体而单单说明部分了。换言之，在生物学或社会学中，我们是从全体出发而不是从元素出发。所以，这一论点恰恰和哈耶克的论点相反：在生物学中，我们从有机体出发，而有机体便是一种自成一格的全体性；在社会学中，作为出发点的是社会整体，那么它也是那种被构思为自成一格的全体性。在解释一个器官、一种生命现象的时候，我们无法不参照整个有机体；同样的，在解释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现象时，我们无法不考虑社会全体。换言之，全体主义，根据奥古斯特·孔德所采用的形式，不仅肯定了全体的自成一格的实在性，而且包括了全体相对于元素而具有的认识论、逻辑上的优先性，这也正和哈耶克的论点相反。

[1] 西格弗里德（André Siegfried，1875—1959），法国地理学家、政治学家。——译者

[2] 法译本的《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即哈耶克的《科学的反革命》，参见本书注解。

[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伦敦，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44年；法译本，La Route de la servitude，Librairie de Médicis，1946年，重版于P.U.F.，Quadrige，1985年。

[4]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La Pensée sauvage），巴黎，Plon，1962年；重版于1983年，第326页。

[5]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之法译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第35页。

[6]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之法译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第42页（“地租规律”的例子）。

[7]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之法译本《科学主义与社会科学》，特别是第61页：哈耶克对“解释产生某一现象的唯一原则”和“做出使我们预测出精确结果的解释”做出区分。

[8] 福楼拜未完成的小说《布瓦尔与佩居谢》（Bouvard et Pécuchet）中的主要人物，两个人偶遇后一拍即合，尝试了多种行业，最终都失败了，只能重操旧业，当抄写员。——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