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影响

当我们讲现代西方哲学史时，必须讲讲柏格森，要知道西方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最显赫的哲学流派乃是生命哲学，而柏格森乃是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他也是那个时期西方社会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家。柏格森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还是一支生花妙笔，甚至因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也许是一个哲学家在世时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了，在整个现代哲学史上，也只有柏格森和倭铿、罗素、萨特四位有这样的幸运。

亨利·柏格森1859年10月18日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音乐家，但不是法国人，而是波兰裔犹太人，柏格森的母亲则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犹太人。因此柏格森是纯血统的犹太人。

柏格森的父母共生了4男3女7个孩子，柏格森是长子，父亲为了谋生经常带着孩子们辗转欧洲各地。7岁时，父亲又带着他搬回了出生地巴黎，9岁时他开始就读于孔多塞公立中学，在这里直到1877年。

刚入校时，他就得到了奖学金，得以住校当寄宿生，以后即使父亲要带着孩子们东奔西走，他也可以安心学习了。

1875年时，柏格森在法国全国中学生竞赛中获得拉丁文演说第一名、英语第一名；地理和宇宙志的第二名；希腊文的笔译也得了奖。

1876年他在全国中学生分科竞赛哲学科考试中，获得了法语作文第一名、数学第一名。

1877年，18岁的柏格森又在一次全国性竞赛中获得基础数学、宇宙志和力学三科第一名。

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更了不起的事。这时候他中学快毕业了，偶然见到报纸上公开征求对一道数学难题的解答，他解答了，还以此写出了一篇数学论文，得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由于他的论文见解独到，被权威的《数学年报》全文发表。一个中学生竟然能够在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长篇论文！据说整个巴黎都震动了，教育界人士也为能够培养出如此杰出的学生而骄傲。

柏格森并没有因自己的成绩出众而傲慢自大，据说，毕业时老师给他的评语之一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彬彬有礼的中学生。”

毕业时，柏格森站在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候他可以选择文科，也可以选择理科，而且他在这两个方向都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如果学理科，他也许可以成为法国的欧拉或者高斯；学文科的话，他也许可以成为又一个卢梭或者伏尔泰。

经过再三权衡，审视自己内心深处的所爱，柏格森最终选择了文科。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志向所在乃是哲学。

于是，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法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它乃是法国哲学家最主要的摇篮。

1881年，柏格森毕业了，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哲学教师”资格证书，旋即被聘为昂热一所公立中学的哲学教师。

柏格森在昂热待了两年，一上讲台，他便显示了另一种出众的天赋：能够将本来枯燥乏味的哲学讲得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令学生们听得入迷。

不但讲课，柏格森还在课余时间研究了卢克莱修，写下了《卢克莱修文选释义》，并在巴黎出版，据说这本书到1921年时出到了第8版。一本学术著作能有这样的销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柏格森不但能够将枯燥的东西说得动听，而且能够写得耐看。

在昂热待了两年后，柏格森转到了克莱蒙费朗执教。

克莱蒙费朗是法国南部一座美丽的小城，在如画的风光里，柏格森一边沉思他的哲学、构思他的哲学论文，一边讲课。这时，他还作了多次公开讲演，由于他的讲演十分出色，吸引了大批听众。

1888年，柏格森重返巴黎，到了亨利第四中学。他在这里的讲课更加成功，吸引了大量旁听生，据说有一个人听完柏格森的讲座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柏格森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治理世界的箴言。”

柏格森抓紧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还用拉丁文写了《亚里士多德在论空间中所推断的观点》，他将前者递交给巴黎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并顺利通过。这是1889年的事。

这一年他结婚了，新娘珍娜·钮伯惹是著名作家、《追忆逝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的表妹。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不幸的是她生下来就是聋子，但经过柏格森的精心培养也有了出息，成为出色的画家，这是一项不需要耳朵的职业。

《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后来被译成了英文，书名改成《时间与自由意志》，后来成为通用的正式名称，并是柏格森的第一名著。

1896年，柏格森出版了他的新作《物质与记忆》，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美国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与哲学家之一威廉·詹姆士对他表达了高度的赞赏，他评论道：

像贝克莱的《原理》或者康德的《批判》一样，它引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它将为哲学的发现开辟新的场所。

1898年，当了17年中学教师后，柏格森登上了大学讲坛，进了母校巴黎高师，但两年后他就到了崇高的法兰西学院，主持那里的希腊哲学讲座。

法兰西学院的历史悠久，成立于1530年。它是一所比较特殊的学院，与一般大学颇不相同，是一所研究机构兼成人教育学院，不过其地位不逊于法国任何一所大学。它的目的不是为某一些人提供学习场所——那是哪一所大学都做得到的——而是为全体法国人民服务，促进全体法国人民的素质。因此，在法兰西学院入学既不需要考试，也不用交任何学费，毕业时亦不授予学位。它经常聘请各领域的知名学者来主讲，听这些讲座是巴黎知识分子的必修课之一，在法兰西学院办讲座更是一个学者得到了社会普遍承认的标志之一。

也就在这一年，柏格森发表了《笑之研究》，用哲学的方式系统地研究了笑与诙谐这种人们熟悉的现象，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年，柏格森被选为法国伦理和政治科学院成员，并担任学院主席，这表明他已经在法国学术界赢得了崇高地位。

最使柏格森声名显赫的是他在法兰西学院每周举行的讲座。

进入法兰西学院之后，搞讲座就成为他的职业了，这对于柏格森真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讲座的时间定在每周五下午五点，法兰西学院最大的第8讲堂，能容纳2 000多名听众，当时有人形容这种盛况是：“除了参观巴黎埃菲尔铁塔之外，没有什么比得上的。”

声名大噪之后的柏格森并没有将自己投放在镁光灯下，他丝毫没有普通人常有的虚荣心。他将自己的住宅搬到了巴黎郊外，在那里选了一座丛林后面僻静幽深、用高高的树篱围起来的小房子，除了出去讲课，他极少离开这个家。

到了新世纪，柏格森成了享誉全球的大哲学家，继续不断地在各种哲学杂志上发表广有影响的论文，特别是1907年发表的《创造进化论》，使柏格森树起了生命哲学的大旗，也使生命哲学思想迅速成为当时传播最广的哲学思潮。

受这本书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他对柏格森推崇备至，甚至说平生最得意的两件事之一就是能够读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柏格森也很欣赏詹姆士的思想，1911年时，詹姆士的名著《实用主义》法译本出版，柏格森为之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

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如此互相赞美，那原因是明显的，他们两个人在许多问题上是“英雄所见略同”，就像贺麟教授所言：“詹姆士是一个反理智主义者，逻辑、理性等柏格森所反对的东西，在他的哲学中同样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同年，第四届国际哲学大会在意大利波伦亚举行，柏格森在大会上宣读了《哲学的直觉》，它所激起的热烈反响也反映了这时候生命哲学的地位——它已经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哲学流派了！

1913年，柏格森应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他获赠了一本《亨利·柏格森书目提要》，上面记录了研究他的思想的各种著作与论文。据说，到1912年，仅美国、德国、瑞典三国图书馆收藏的研究柏格森思想的著作就有400余种，其中仅1911年就新出了约80种，1912年更有近130种。此外，柏格森的著作已经被翻译成欧洲所有的重要语言，包括匈牙利语、波兰语、丹麦语等使用人口相对较少的语言。

1914年柏格森遇到了一件倒霉事，他的作品被罗马天主教宗教法庭列为禁书，据说主要是因为马里坦在后面鼓动的结果。马里坦原来是柏格森思想的信奉者，后来改宗天主教，崇信托马斯·阿奎那，成为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的翘楚。他认为柏格森的思想太受天主教现代主义鼓吹者的欣赏，与他们的新经院哲学格格不入，故此要设法禁之。

不过，这对于柏格森思想的传播以及他的名誉并没有什么影响，也就在这年他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成为尊贵的院士。

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柏格森也极力要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法国公民，他在战争一开始就热烈地投身进去，成为法国政府的外交家，主要使命是为法国寻求盟友。

他随外交使团到了西班牙和美国等，劝它们站到法国一边，经过努力，都获得了成功，柏格森也赢得了外交家的美誉。

战争结束后，柏格森的声名也达到了巅峰，他不但是最著名的哲学家，亦是欧洲最知名的人士之一，能够与之比肩的只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因此，国际联盟在1922年成立知识合作委员会时就力邀柏格森出任主席，委员中包括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洛伦兹、朗之万、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这是1922年的事。

这时候柏格森已经年过花甲，到了退休年龄，他在1921年也已经正式从法兰西学院退休。不过柏格森退而不休，这年他出版了《绵延与同时性》，这本书主要是同爱因斯坦讨论相对论的意义和影响，因为相对论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同时性问题。

柏格森还准备写出更伟大的作品来，可惜的是，命运来为难他了。

1925年，他突然患病，全身瘫痪。

这无疑是命运之神对柏格森的致命一击，不过命运之神并没有彻底抛弃柏格森，她在另一方面眷顾了他，这就是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评语之一是：“由于他那丰富而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表达的卓越技巧。”

授奖仪式于1928年12月10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同时颁发了两项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项是补发给柏格森的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遗憾的是，这时候的柏格森已经瘫痪在床，不能亲往领奖，由法国驻瑞典大使代表柏格森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奖章和奖金。

公使在仪式上宣读了柏格森的获奖致谢信，柏格森在信中表达的思想可以简明地表示为：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人类该在这个方面下工夫了！

其实，柏格森的这番话放到今天的中国是太合适不过了。现在，中国的经济比之以前进步巨大。然而，人们，从官员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平又相应地提高了多少？

此后，柏格森虽然又活了14年，不过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写了。

在身体上，此时的柏格森已经是一个成天只能躺在床上的病人，虽然他仍然顽强地用颤抖的手写下字字句句——为了不在这个时候从椅子上掉下来，他叫家人用一根绳子将自己牢牢地绑在椅子上。

在声名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柏格森一生荣誉的顶点，也是终点。此后，一半由于公众喜新厌旧的本性，一半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到来，柏格森的名字迅速消失在大众的记忆之中。

但柏格森还在默默地努力着，1932年，他出版了最后一本主要著作《道德与宗教的两种起源》。两年后又出版了《思想与运动》，这是一本论文集，它包括一篇早在1922年就写好了的长篇序言，约占全书篇幅的1／3，还有1903年后写成的几篇论文，它们大都是柏格森被绳子绑在椅子上时写成的。这本书后来的英文名字叫《创造的心灵》，就像《时间与自由意志》之于《物质与记忆》一样，英文有一个比法文要好听得多的名字。

柏格森也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作品会像从前一样引起轰动，然而，他错了，他的新作就像在湖面上投下一缕柳絮般，激不起涟漪。

柏格森最后的日子是与宗教与纳粹联系在一起的。

柏格森生下来时是个犹太教徒，就像他是个犹太人一样，这是他祖先传给他的宗教。然而，犹太教对于柏格森并没有多大影响，他也不遵奉犹太教的教规，如安息日之类，他的著作则让人觉得他是一个无神论者。

然而，慢慢地越到晚年，柏格森越来越体会到宗教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之重，他渐渐地感到上帝越来越近。正是在这种情绪之下，他写成了他最后的作品——遗嘱。

遗嘱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宣布禁止出版任何他的书信、手稿与笔记。这也许是因为他像高斯或者肖邦一样，只愿把成熟的、完美的东西呈现给后人；也许是因为他对自己最后两部作品遭到冷遇感到痛心，因而不愿意再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世上去遭受同样可怜的命运。

遗嘱的第二个内容是，柏格森宣布，倘若不会助长反犹势头，他将在天主教教堂接受洗礼。他说：

我的反省引导我越来越接近天主教了，我在天主教那里看见了犹太教的完整的实现。

不过，我们看到，他这样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希望他加入天主教不会使犹太人遭到更大的迫害。反过来说，柏格森的意思是，如果他加入天主教对他的犹太同胞有害，那么他将继续留在犹太教里。

他的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若当时最知名的犹太人之一背离犹太教，势必给那些迫害犹太人、逼迫他们改变信仰的人一个上好的借口——连你们那位伟大的同胞都改宗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呢！

从柏格森的这个担心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已经预感到一股新的迫害犹太人的狂潮开始了。

柏格森没有躲过这一天，那经过我们都知道了，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立即大肆迫害犹太人，1939年9月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5月进攻法国，仅仅6个星期后，6月22日，贝当政府就签署了投降协定。

贝当傀儡政府上台后，随即搞起了反犹运动。1940年12月，贝当政府通过了反犹法令，要求所有犹太人进行特别登记，但介于柏格森的崇高声誉，特许他免予登记。

柏格森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早就下定决心与他苦难的同胞同受苦难。

1941年1月3日，82岁高龄、已经奄奄一息、在病床上躺了10余年的柏格森，在家人搀扶下，勉强地站在了巴黎犹太人登记的长长的行列里。

这时候是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柏格森在寒风中一连站了好几个小时，他可怜的体质如何承受得了，他一下子染上了肺炎，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