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阿尔都塞“同一性思维批判”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阿尔都塞的理论是自毁性的，他在批判“同一性思维”的观念表现中建构起了阿尔都塞式的理论，这种曾被人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同时也是解构，是不断自我反思的过程。首先，阿尔都塞自始至终在其理论的内部就潜藏着似火药般的爆炸物：阿尔都塞在对意识形态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的同时却说意识形态是永存的，“阿尔都塞的基本方案就是建构一门避免意识形态染指的科学，但同时又暗示出，在科学王国中，被压抑的意识形态的回归，永远都是可能的。所以科学的这一内在冲突永远是无法缓解的，科学需要促进，但它内部又包含着非科学，包含着自身的绝迹，对自身的抹拭”[181]。阿尔都塞对此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批判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因此要通过批判使之变成科学的东西；而“意识形态永存”中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科学概念，是属于上层建筑的科学概念。因此，二者是在不同的层次上说的。而正是这个“意识形态”的区分，让我们对阿尔都塞思想的干预和划界有了管窥一二。其次，就前后期思想的演变来说，阿尔都塞发生了从理论主义向实践的转向，这个转向以1968年五月运动[182]为契机，以1970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的提出为代表开拓了研究社会现实的广阔领域。其实这种转向的发生首先是以阿尔都塞理论的自觉反思为先决条件的，因为阿尔都塞自己就说：“我在1967年就认识到，而最近又在《自我批评材料》里说明：我在1965年的作品（它们都已经摆在诸位面前了）受到理论主义倾向的损害，同时由于卖弄结构主义术语而被迫做了那么一点点让步。”[183]1973年阿尔都塞与约翰·刘易斯的论辩[184]表明阿尔都塞的哲学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哲学不再仅仅是理论实践的理论，即在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划清界限，而更为重要的是“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185]。之后1974年出版的《自我批评材料》[186]中，阿尔都塞明确承认与结构主义的调情超出了许可的范围。“1980年8月，阿尔都塞向巴里巴尔坦承：‘我不会自杀，我将对付更糟的情况。我将毁灭我创造的一切，我为别人和为自己表现出来的一切。’”[187]然而尽管如此，阿尔都塞所迸发出的思想的爆发力是强大的，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即使阿尔都塞把自己得以栖息的那个树枝锯断了，他依然也会激发起马克思主义思想恢复活力的那一瞬间，对于正在寻求彻底决裂的现代主义思潮进行鼓励。那决裂既是理论性的、制度性的，也是政治性的。”[188]
阿尔都塞的思想是一个火药索，在70年代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其突出的代表是阿尔都塞与刘易斯的学术争辩及其在学术界引发的争鸣。这次争辩的核心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定问题：科学主义的还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讨论中，阿尔都塞的思想越辩越明，同时阿尔都塞也对自己思想的一些疏漏做了自我批评。针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意见，阿尔都塞坚持科学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反思了前期的理论主义的错误。因此，根本的是，通过这场辩论，阿尔都塞不是回到对手的阵营中去了，而是在自己的阵营中生长出新的思想，开辟出了新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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