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区分了现实对象与认识对象，二者不是直接的同一。把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跨越了逻辑的鸿沟，是意识形态的做法。认识对象指向现实对象，但是二者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现实对象的发展是现实历史的进程，认识对象的生产则是在认识中的逻辑结构关系。认识对象的认识过程是在思维中进行的，那么“思维”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思维是什么？
思维不再是西方认识论哲学所认为的纯粹的主观性领域（不论是绝对被给予性领域还是经验主体的领域），“这里谈到的‘思维’并不是同作为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验的主体或绝对意识的能力，这种思维也不是心理主体的能力，虽然人的个体是这种能力的承担者。”[7]思维不再是主观世界中的纯思。在主观世界面前客观存在的是一个文化符号世界，正像对于生活于空气中的人来说，真空的试验只具有特殊性，即没有空气的特殊情况一样，人作为思维的承担者，人处于社会历史现实中，纯思只具有特殊性，即社会历史的其他因素作用力恰好相互抵消的情况。相比于纯思的特殊性，文化符号世界中的思维才是思维的普遍性存在。“这种思维是历史地在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和形成的思维器官所构成的体系。”[8]也就是说不再是孤立抽象地看思维，而是在思维所处的现实条件体系中来确定思维之所是，这种思维之所是只能在思维与其现实条件的互动中来生产和显现，这种互动表现为结合，即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用生产资料把原料加工为认识，而原料又是由“现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直接或间接提供的[9]。这些实践所提供的原料限制了“思维”的广度：“单个个体只能‘思考’已经提出或者可能提出的‘问题’。”[10]因此，思维是在关系、结构中生成的，在这个结构中有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实践，而个人只是这种复杂关系结构中的认识生产的承担者。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实践所提供的认识的原料不再是现实对象，“这里涉及的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可感知的直观或表象，而是早已综合了的原料，是‘直观’或‘表象’的结构，这个结构在特有的‘联系’中，同时把可感知的要素、技术要素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11]。不存在与现实对象同一的纯粹的原料，因为任何认识都是在多种实践所构成的结构中的认识。有人可能会这样反驳：在发展了的科学中，原料的确是“早已综合了的原料”，但是任何发展了的科学的原料都是之前学说的成果，并且历史线性地追溯到认识之起源，在认识起源处，认识所面对的不就是与现实对象同一的纯粹的未经加工的原料吗？面对这种诘问，有几点需加以明确：首先起源不能证明先在，“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而不是相反。其次，原初的认识甚至也不等同于绝对被给予性的思维，因为原初的认识还是有经验自我知觉要素的参与加工，因此原初的原料也不是现实对象或者现实对象的直接纯粹的反映。再次，这种线性历史的追溯本身是成问题的，因为它把历史看成了单因素主导的连续线性发展和本质的展开过程，本质同一是其内在的逻辑，本质同一的保证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它忽略了历史真正的发展是多因素、多层次共同作用，并在复杂关系中的震荡性生成。最后，这种历时性的回溯要成为真理、科学，“这种必然的回溯只有在现实存在达到科学自身、批判自身、自我批判，也就是说，只有在现实存在是一种使本质变得可见的‘本质切割’时，才是科学的”[12]，这就又沦为黑格尔的总问题。因此，关键的不是起点的认识，而是认识的现实机制。
总之，认识生产在思维中进行，“‘思维’是特有的现实体系，它是在同自然保持着一定关系的一定历史社会的现实世界中产生和形成的，它是一种特殊的体系，它是由它的存在条件和它的实践条件所规定的，也就是说由特有的结构规定的”[13]。这种结构主要表现为各种实践提供思维或者说认识的原料基础上的理论实践的机制，而理论实践也就是把原料加工为成品的过程，这是认识在思维中进行的主要机制。因此，要真正明了认识的生产方式，必须建立科学的实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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