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在否弃了对马克思思想的本质主义解读方式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思想发生了认识论的断裂。青年马克思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是人道主义者，而成熟的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者。阿尔都塞强调断裂和差异，虽然在断裂的过程中早期的有些术语在后期仍然被马克思继续沿用，但是阿尔都塞指出那是在没有找到新的概念的情况下的一种借用，而其含义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而这种转变是从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幻象转向面向事实本身的异质性。
阿尔都塞认为以1845年为分界线，马克思从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向了科学。1845年以前的马克思哲学及其政治实践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在这期间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842年以前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和之后的“共同体的人道主义”。前者主张，人的内在本质是自由，自由就是出于理性的规律行事。国家的本质也是自由，“只要国家承认其本质，国家就会自动进行改革，并成为理性，成为人类的真正自由”[1]。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以出版自由和公开的理论批判来实践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者则认为：“人首先是‘共同体’、‘共同体的人’，才能是自由和理性，他只是在人的普遍关系中，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中，才在理论上得到完成（科学）和在实践上得到完成（政治）。”[2]在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恢复人的类本质，因此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把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起来，把哲学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阿尔都塞认为自1845年起，马克思与人道主义决裂并转向科学。阿尔都塞指出这一断裂的三个理论方面。首先他批判地分析了人道主义的总问题——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质。虽然唯心主义哲学家对人性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毫不例外人性成了历史观和道德哲学等的基础。但是这个人性总问题不管其具体术语如何变化，其典型结构就是“本质的唯心主义”和“主体的经验主义”，在这个前提下人的普遍本质和个体就结合起来，建构起人道主义的大厦。其次，他把人道主义划归为意识形态，而不是理论。“必须把人的哲学神话打得粉碎；在此绝对条件下，才能对人类世界有所认识。援引马克思的话来复辟人本学或人道主义的理论，任何这种企图在理论上始终是徒劳的。而在实践中，它只能建立起马克思以前的意识形态大厦，阻碍真实历史的发展，并可能把历史引向绝路。”[3]最后，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新的理论概念基础上完成了认识论的断裂，这些新的概念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用一句话来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关于特殊差异的具体观点，这种观点能够确定每个独特的实践在社会结构的特殊差异中所占的地位；马克思正是用这个观点去代替费尔巴哈关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普遍概念。”[4]
在科学革命转型成功后，马克思哲学中存在的不再是人的本质的同一性复归，而是在复杂性社会结构中的震荡交错的多元决定。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