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心理学在其本原的形式上通常被设想为全球性的,并被视为产生心理学知识的普遍模式,尽管它本身是地区性的和本土性的。它突出地强调个体主义、机械主义和客观性,主要持一种“去语境化冶的观点,以无视他种文化传统大量的可能性为代价来保持它的独立地位,这极易造成对其他民众特殊的现实生活的误解。与此相应,也产生了心理学在世界范围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以及西方在心理学界的学术高地和话语权。这注定了心理学知识的流向,从西方学术高地向其他各地传播与扩散。当然,这只是心理学知识流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在西方社会内部的心理学知识交流。这种交流如果从西方心理学史角度予以揭示的话,会发现许多有益于当今心理学发展的启示。
其实在西方心理学史史料中,无论是心理学家之间还是心理学派之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师承关系的,当然这种师承关系无论是直接传承的,还是间接传承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每一次变革中都经历着接受、转化与应用的过程。与其他学科中的师承关系相比,心理学作为一个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又高速发展的一个学科,在近一百四十年的历史中出现了许多大家,学科的发祥地又很集中,因而心理学的师承关系要比其他学科多得多。所以,通过师承关系的挖掘与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规律。如占决定地位的主题——主要的人物、观点和体系——应得到最大的重视。通过强调那些就他们自己的文化环境而言,属于有生命力的思想家以及占主导地位的人物的主要观点,来表明他们如何形成或者拓展那些以往初露端倪,但是又极少被关注的研究取向,最终使心理学具有连贯性和统一性。同样研究师承关系也能告诉我们一个更为真实的冯特,通过佐证法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推陈出新的逻辑关系。
其实,从相对宽泛的意义上而言,冯特心理学体系(包括其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作为哲学的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以及由这一背景所决定的它的理论性质,预示了它自身的历史命运。美国心理学史家黎黑不带任何偏见地、并且也并非过于尖刻地指出,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体系“在它刚刚诞生时就已经过时,因为它是一个濒于绝境的文化的产物冶〔121〕;作为一种观念,它所代表的是“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冶〔122〕;它是“19世纪德国思想的一个时代错误的产物,并因而既未能移植国外,亦未能幸免纳粹政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它的理智生态的摧毁冶〔123〕。可以说,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实验心理学,构成了心理学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它是在哲学尚未探明由其传统形式的终结而造成的理论危机的实质时,以某种不得要领的新颖形式而兴起的;当哲学终于探明它的危机的实质并因而得以确立它的现代旨趣之后,它便自然地趋于消亡。尽管铁钦纳在美国继续坚持冯特意义上的德国式“纯科学冶的心理学研究方案,但是最终仍逃脱不了被美国心理学界抛弃与改造的命运,这也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一论断的一个历史的印证。基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可以推定,即使冯特等实验心理学家在德国大学得到“心理学的任命冶,他们也不可能像后来的美国人那样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而要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的替代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冯特意义上的实验心理学(作为哲学)注定要被哲学的历史所否定;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德国,作为理论科学的心理学,只有采取从布伦塔诺的经验心理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发展道路,才能既符合它的理智文化传统,又顺应它的历史发展潮流,从而得以生存下来。不过,随着历史境遇的变迁以及科学知识的世界性交流,心理学从其出生地德国逐步走向世界各地,而美国在这一理智活动转场中迅速转变为世界心理学的中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