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认识方法

1

辩证法不仅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人的认识的规律，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列宁指出：

 

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很像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胚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本来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

 

辩证法不是外在于人的，它就存在于人的认识之中，人的思维之中，人的精神之中。

辩证法因此不是创构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

提倡辩证法，不是说要人学会一套由思想家建构的辩证法理论，而是让人们学会思考，学会求知。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方法，但也常受质疑。科学追求“确定性”，辩证法追求“辩证性”，有人认为，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有时背道而驰。

对立统一意味着矛盾双方相互转化，仿佛辩证性不求确定性，其实不然。正因为人们在理解“科学”与“确定性”上存在偏颇，才会心生困惑。

“科学”这一概念涵盖很广，通常它以客观规律为内容，以真理为最终目的。所谓科学的确定性是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科学家通过实证方法揭示出客观规律的同时，也发现了其相应的条件，超出条件下的规律内容会遭到扬弃。

所谓科学的普遍性，指的是在相同条件下，一种规律可以重复起作用。科学与真理并行不悖，但衡量某种理论是否科学，既不能基于其所发现的规律数量，也不能因规律的条件性而否认其客观性。

基于此，因辩证法强调矛盾双方相互转化，而质疑其科学性是站不住脚的。辩证法的批判性既是在揭示真理成立的条件，也是在明辨真理的作用范围，超出一定条件的真理就是谬误，必须在此基础上予以修正。如果不然，就是把所犯之错将错就错，这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具有极大的危害。

 

2

科学同样面临着规律永恒性与真理绝对性之挑战，它使得任何一种理论都具有发现世界根本规律的永恒动力。科学的信念之所以是正确的，在于其笃信真理可以被现实性发掘。客观性恰恰就在于科学有与生俱来的批判性，有一种不可多得的批判精神。

唯物辩证法与科学在批判精神上是统一的，科学精神并不专属实证性的自然科学，更不意味着遭到批判的理论，就一定没有秉承科学精神。唯物辩证法所谓的矛盾，并非一种立足于主观故意的人为矛盾，而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自然而然发生的差异性。

无论人是否刻意地去寻找矛盾，他总在社会中经历着各种否定力量与不被认同的状态。

假设社会上所有人都是无私的，并都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最终目的，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与人可以在现实行为层面达到完全统一。个人之力终究有限，即便都在追求着公平与正义，彼此间也难免出现途径、方法上的裂痕，目的相同而手段不同。

社会矛盾在不断的自我扬弃过程中，最终能在社会中达成统一，这是因为，社会的根本目的——真理、规律、正义、公平——的内容尚处在模糊的状态，它们恰恰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在人的自我批判与超越中得以呈现。

《道德经·第十八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真理在矛盾的实践过程之中显现的道理。

矛盾的出现源于对真理、公平、正义的追求，有矛盾就意味着真理、公平与正义的存在，没有这些最终目的，人又怎会出现道路上的分歧？人们对世界大同的美好向往，在现实中即表现为对不完美现实的批判。

 

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如未能正确发现规律，或许还可以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与方法的形式不断尝试，但社会行为一旦发生，必然意味着一种影响与责任。自然科学理论只有在成熟之际才能被应用于社会，从而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错误的负面影响，而社会行为并不存在一个准备性阶段。

当我们以教育的形式把人生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时，理论的正确性并不能确保行为的正确性。教育不能被视作社会行为实施之前的准备性工作，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

所以，人的一切行为虽然是从自我出发，基于主观意志，但无一不具有社会性，也无一例外与社会责任相挂钩，人没有纯粹个体化的行为。

要生活，就要实践。若实践，必然会受到社会的约束。辩证法的实践智慧，赋予人以改正错误的权力。因此，个体没有必要在社会之外寻求规范，在行为之前就寻求标准。

没有实践就没有标准，没有错误也就没有真理。

对于社会而言，规范之力只有通过社会行为才能呈现，人不可能先求标准，再对号入座。

由此可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在于直面错误的精神，以及主张真理在人的行为过程中得以显现的道理。

 

3

由于对科学精神的不充分理解，科学通常会被误解为技术。

有些人在科学与技术之间掰不开镊子，他们利用技术的实用性去批判唯物辩证法，总感觉作为科学的辩证法应该是实用性法则，并企图将其改造成技术工具，而一旦没有实际效果，心中顿生质疑之情。

技术的确以科学理论为基础，但二者之间并不相同。技术立足于现实，以实用为目的。而科学精神以真理为目的。真理往往隐藏在现实背后。在技术面前，科学只在具有应用价值时才是实用的，不然也处在非实用状态。没有非实用的科学，怎会有实用的技术！

唯物辩证法秉承科学精神，它以社会根本目的、客观规律、公平与正义为对象。在社会目的的内容尚不完全澄明的情况下，任何实用性手段都不可能将其彻底实现。

因此辩证法与实用性无缘，它不是富豪手中钞票，能够满足其所有欲望。

技术的对象是具体的目的，可社会目的并不是个别人能够参透的。例如，社会对商品种类与数量的需求有个饱和度，个别生产者很难准确把握，因对饱和度预测失误，继而导致破产、亏损的前例屡见不鲜。

硬要将辩证法当成技术工具，必然会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而使思想僵化、以偏概全。而在列宁看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人有理性亦有情感，复杂的社会总不能在技术模式中被公式化、抽象化。否则，人都没有自我，还谈什么自由而全面发展？

实用性思维对社会规律的发掘弊大于利。辩证唯物主义主张，规律阶段性显现，当下的规律在未来必然会被扬弃。

扬弃包含着自我肯定与自我超越，实用与利益挂钩，不愿“舍利取真”，禁不起批判的挑战，更不用说要超越自身了。

实用性思维的负面影响表现在，要么将发现的规律独断地定格在“客观”上，无视规律的不完整性，要么放弃客观规律的信念。

实用性思维有背离科学精神的可能。但另一种批判行为同样走到了科学精神的反面，即“批判者永远有理，被批者十恶不赦”。这名为批判，其实是走主观主义的独断路线，也是变相的实用主义。

道理永远在批评者一方，只要有人提出看法，他就从各个角度横加指责。矛盾的对立统一，不是一方统一于另一方，或一方吞噬另一方，而是在冲突过程中生成新的道理，使其更能代表矛盾双方所立足的现实境遇。

辩证批判不是盲目地横加指责，所谓“扬弃”指的是“肯定之中的否定”，肯定矛盾任何一方的存在价值，明辨任何一方存在的条件，寻找冲突的根源，立足于实践行为将两者在新的立足点上整合。

也即，矛盾双方的整合点不在矛盾的任何一方，而在于两者之上的“新事物”或“新道理”。唯有如此，有局限的人的行为才能在面向社会规律时，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不断接近社会规律，使自身的行为具有“过程性的价值”。

正所谓莫以成败论英雄，莫以成效论科学，莫以对错论价值。

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必然也会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在于它传授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是在于它留下了什么样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和科学性，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唯物辩证法所秉承的科学精神。理论可以过时，知识可以被证伪，工具可以失效，但科学精神永存。

 

当代回响

如何看待“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促进社会进步，作为耳熟能详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并没有完全赢得人的认同，反倒越来越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些人根本不承认有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也当然不承认它的规律性。有些人承认它可能是历史发展规律，却认为它没有实际用处，对未来社会发展并无裨益。

在面对客观规律时，往往有两种主观态度：“事后诸葛亮”（解释）与“事前诸葛亮”（预测）。人们对“事前诸葛亮”充满怀疑，对“事后诸葛亮”蔑视一笑。为什么蔑视“事后诸葛亮”？是因为事情已了，再能说明此事，也是于事无补。为什么怀疑事前诸葛亮？是因为事情并未发生，对此事的任何预测，都无法得到证明。

波普尔曾言“精细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他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假设人们预测股票行市三天看涨，然后看跌。显然与市场有联系的每个人都会在第三天抛售股票，这造成了当天股票行市下跌，从而否认了这个预测。

人不可能像预言日食一样预言未来社会，辩证唯物主义在客观规律层面，提供的与其说是一种精确的社会轨迹，不如说是一种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它承认社会规律的存在，因为唯有在笃信社会规律是客观的并可以为人所知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有信心、有动力不断实践。

马克思从未给社会历史提供一条精细发展计划，他从批判中显露出历史之必然，从其所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历史规律的足迹。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起到的只是一种罗盘的指示性作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卡尔曾指出：“罗盘是一种有效的，实际上也是不可缺少的指南。但它并不是一幅航海地图。只有当我们经历了历史之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历史的内容。”

规律为解释社会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冲突的具体细节和条件充满了变数，一旦把握不当会产生负面影响——刻意违背规律必然遭到规律的追加惩罚。

我们可以从解释的角度论证社会现象是否符合规律，却很难把规律当作具体的计划直接付诸实施。

社会之中不仅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同时还有纷繁复杂的现实矛盾。根本矛盾与现实矛盾之间是一种本质与表象的关系。

现实矛盾的解决不能直接诉诸根本矛盾的解决。总不能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婆媳矛盾、邻里纠纷、酒后驾车都要直接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现实矛盾主要依靠的是社会道德、法律、制度等等上层建筑范围内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由多重要素决定，除了自然条件外，生产力提高主要依靠“人的社会化程度”。而且，什么样的自然材料可以被利用也取决于社会需要。

玉不过是个石头，是人类审美取向赋予其尊贵地位与连城之价。若没有信息产业，“硅”元素照样一文不名。科学不过是人类改造世界能力提升的一个理论表现，它依赖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条件，使其可以最大限度地应用于生产。

因此，生产力是一种在社会之中所形成的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任何测量工具可以将其准确度量并被人所把握。生产力的提升与人的社会化程度联系紧密。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化程度的阶段性表现。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影响下，生产关系体现出独立于生产力的政治特性。

当生产力提高时，生产关系并不会完全与之相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合与否只能由社会说了算，人很难把握两者冲突的临界点。

所以，基于客观规律所做出的社会预言只能是模糊性的，并非是精确性的。精确性社会预言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实用的目的，把马克思所解释的社会规律当成技术工具的做法颇为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