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的汇集

二、政治思想的汇集

在了解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之后再来看看他们的政治思想：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柏拉图除《理想国》外，还有《政治家》和《法律》等晚期写成的政治哲学著作。《政治家》这篇对话是叙述在一个城邦中可能存在的不同的政治组织。这些可能有的政治组织的性质由统治者的人数和他们的统治方法来决定。在《法律》篇里，他认为像在《理想国》中所提到的哲学王好像是找不到的，比较好的办法是在法治下,把君主政治和民主政治二者结合到一起。但是，这种不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只能算是“二等最好的国家”，只有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这是他的学说中的难解之处。因为在他的理想国中没有法律的地位，如果要给法律地位，就必须修改他的哲学结构。这是他始终感到为难的地方。

据柏拉图看来，人的本性是确定的，所有的人都具有三等分的灵魂，即理性、情绪和欲望。但这些人会变成什么样，则要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内在的和谐的程度，尤其是理性对情绪和欲望的控制。国家在他看来只是个人的放大，国家将会反映人的这种多样性，因而会出现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政体反映不同人的精神上的素质，是社会中觉醒的、占优势的性格的结果。他认为有五种政体：寡头政治、荣誉至上的政治。富豪政治、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等。

柏拉图的理想政体是寡头政治，在这种政体下理性的要素具体化为至高无上的哲学王，而每个人的理性都控制着他们的欲望，而且有各个等级适当的从属体系。但这仅是一个理想，一个努力的目标。他对现实的政治深深地感到失望，尤其是雅典民主法庭处决苏格拉底的阴影，使他认为：当我凝视着政治生活的旋涡时，清楚地看到所有现存的国家，其统治系统毫无例外都是坏的。

即使寡头政治这种标准的形式被实现了，它也会变化、退化。寡头政治会衰落为荣誉至上的政治，统治阶级的野心家开始追求荣誉，灵魂的情绪部分想篡夺理性的位置。他认为从追求荣誉到追求财富仅一步之差，这样就会出现私有财产体系，政权就会逐步落人追求财富的富豪的手中。

当富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时，美德的社会地位就会下降，欲望就会统治灵魂。而且富豪政治会造成富人和穷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从而破坏国家的统一。对致富的渴求会导致向民主政治的转化。

柏拉图认为民主政治是进一步的退化，因为它的平等和自由的原则反映了人的本性的退化，即人们以同等的自由来追求各种欲望。因为当时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并不是现代的代表式的民主政治。柏拉图所看到的是一种奴隶主的直接的群众政府，明显地违背了他的关于国家的领导人应是具有特殊才能和受过特殊训练的人的理想。

民主政治向专制政治的转化也是自然的，因为对财富的欲望会导致群众去掠夺富人。而且当富人抵抗时，群众就会推出一坚强的人作为他们的首领。而这些首领当他获得绝对权力后，就会反过来把人民变成他的奴隶。

柏拉图的社会政治理念是公正，公正就是“给每人以公平对待”。在他看来，人们在相互需要的推动下结合在一起，组成社会，组成国家，这样就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和图像。而各人都安其分则是要通过不同的美德，即理性对欲望和情绪的控制来达到的。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立场决定了他不接受物质是基本实在的观念，他完全背离了古希腊唯物主义者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由某种基质导出的思想。他对理念世界的迷恋却使他深入地反思了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生活，为后人开辟了哲学思维的一个新的窗口。

柏拉图的庞大哲学体系代表着一种有广泛争议性的论题，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提供了动力。人们可以深化他的观点，也可以批判他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它启迪了人们的智慧，正如怀特海所说的，欧洲哲学传统的最确切的一般特征就是它由一系列对柏拉图的脚注而组成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是比较现实的，他曾和他的学生一起对希腊的158个城邦的宪法进行过研究。他的《政治学》一书虽然是后人汇编的，但是其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最初由于两性的区别结合成为家庭，后来由若干家庭组合成村社，最后发展成城邦国家，这时才是完善的社会。国家像万物一样由自然赋予一种特有的职能。他说：“很明显，国家是自然的创造物，而人按其本性是一种政治动物。”所以，人类组成国家是其本性决定的，“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社会中生活，或者他不需要在社会中生活，因为他自己能满足自己，那他必定是野兽或神”。家庭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生命的延续，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持家庭和村社的发展，因为从长远来看，家庭和村社是不能自给自足的，然而国家除了经济上的目的外，还有促证人的至善的目的，即保证人的良好的道德和理智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像柏拉图那样去描述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相反他讥笑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那些共产共妻的乌托邦式的安排。他强调，最好的政府常常是不能达到的，人们所能做到的政府只能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环境是最好的。

亚里士多德还能在人们的政治关系背后看到经济关系，而且第一次对商品的价值形式作了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的研究家，“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同政体之间的差别，首先就是统治者在数量上多少的差别。他将政体分为六种：君王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寡头制，僭主制。这些政府的优劣就是按这样的次序排定的。前三种是好的、正常的、理想的政体，而后三种则是坏的。变态的和现实的政体。僭主制是一两个人的统治，是君王制的变态，寡头制是少数人的统治，是贵族制的变态，民主制是多数人的统治，是共和制的变态。

亚里士多德把贵族制视为较好的政体。这主要是因为即使一个理想的具有卓越才能的个人是可以期望的，但这样的明君并不是经常有的。在贵族政体中是“一群”具有某种才能、成就和拥有财产的人的统治，这样的一群人能较好地承担起领导的职能来。民主制在他看来，虽具有平等和自由的精神，但其实质是穷人执政，容易受少数人操纵利用和侵犯富人的利益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个别寡头或僭主的产生。具体的国家只能是从不公正到公正的发展过程中产生。

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缺乏理智，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只能成为奴隶，这样的劳动者不可能成为公民，因为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应的智力上的发展，不能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受益。由于人们在气质和智力发展上的不同，取得公民身分的人事实上也可能是不平等的。国家只能赋予平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给不平等的人以不平等的权利。这就是他所主张的奴隶制等级制的公正。他认为以理智和德行为标志来区分主人和奴隶、区分等级，而且认为这种区分是合理的，只是不能以强力为标志来区分。

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的道德和智力上的完善，国家固然是家庭和村社的一种完美的联合，保证了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结伴关系，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人的高尚的行为。

但是，人们关于公正和平等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当人们认为在职政府并不符合他们预先的设想时，就会煽动革命，而政府就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阻止革命。亚里士多德主张各种政体的统治者都应注意避兔激化矛盾的行为，如国王必须避免暴虐的行为，贵族政体必须避免少数富有阶级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统治，共和政体则应为它的更能干的成员提供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能参与政府。

当时在希腊各城邦，经常出现民主制和寡头制这两种政治形式的相互斗争。亚里土多德认为这两种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是统治者人数多少的斗争，实质上是穷人和富人的斗争。当时的希腊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在奴隶主和自由民中都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他主张国家应由中产阶级来进行统治，从他的适中是美德的观念出发，他认为中产阶级既不过强过富，又不太弱太穷，他们既不会像穷人那样去觊觎别人的东西，别人也不会觊觎他们的东西。对于贫富悬殊的矛盾，亚里士多德主张调和矛盾，劝告富人要照顾穷人的利益，穷人也要照顾富人的利益。中产阶级是最佳的治国的人选，他们不会有过分的野心，也不会逃避治国的工作。亚里士多德指出，当时最好的立法者，如梭伦(雅典立法者)、吕吉尔(斯巴达立法者)、卡隆达(意大利希腊殖民地立法者)都是中产阶级的人。

如果一个国家贫富太悬殊，那么不是产生穷人执政的极端民主政治就是产生少数豪富专制的寡头政治，良好的法制都不可能从中而产生。

另外，他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认为少年的教育是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

显然，亚里士多德为现实政治开出的药方，较之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得多。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树立了榜样。他从事宪法史的研究，根据观察和史实去寻求关于国家的结构和功能的普遍性的结论，这样的研究方法应当说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