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主义的形而上学

二、人格主义的形而上学

在《哲学导论》一书中，布莱特曼把哲学定为“一种以达到最大限度的具体性为目标的思维，或者一种力求发现关于现有一切经验的、有联系的真理的思维”^[33]。他十分强调任何一个体系的整体性、具体性以及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把任何一个对象或者作为整体，或者看作整体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看作一个孤立的事物，认为具体性恰恰在于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认为“形而上学的任务就在于对经验进行尽可能具体的思考”^[34]，在于确定方位，努力寻求真理，形而上学就是对真理的寻求。

在他看来，既然形而上学的任务在于确定方位，寻找真理，因此形而上学家所使用的方法必然包括实验方法，即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发现新真理或证实旧真理。不过，形而上学家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并不限于物理学家所使用的那些设备和技术，因而形而上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包括那些涉及生命本身的意义以及科学及其手段的价值等问题，已把我们引出实验室、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范围。他说：“形而上学是对作为整体的经验所作的一系列实验，它的范围超出所有的实验室和望台。不过，它的方法始终是实验的，因为它总是力图扩大它的观察和推论的范围，并仔细地把这些观察和推论相互联系起来，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世界的终极本性?”^[35]又说：“人格主义的方法是一种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既承认理性的要求，又承认实验事实的要求，既承认描述的事实，又承认价值的事实，既承认部分，又承认整体。它同时是描述的和归纳的，理性的和经验的。”^[36]

对于形而上学研究应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布莱特曼坚决认为不能从宇宙的起源问题着手，而必须从形而上学家自己目前的个人经验为出发点。他明确表示：“显然可以肯定，形而上学家必然从他自己目前的个人经验着手，从他的‘此时此刻’着手。这是‘证据的源泉’。”^[37]这不是指一般的感性经验，而是指形而上学家自己在此时此刻所具有的个人经验。他在《人与实在》一书中把这种经验称为“发光的在场者”(the shining present)，在《宗教哲学》一书中把它称为“被经验到的情景”(the situation-experienced)。它包括所有现在新体验到的意识，即此时此刻所有的感觉、意象、推理、喜爱、憎恨、恐惧、希望等等。简言之，除开人们处于熟睡、服用药物或者突然施加的暴力之下以致精神高度集中或者陷入无意识状态的情况下，人们总有形形色色的几乎难以描述的自觉经验。

另一方面，布莱特曼强调在场的经验中包含有不在场的实在(the absent reality)，在场的经验需要一种超出它自身的说明，因为，要对所经验的东西作出说明，就需要相信某些处于直接经验范围之外的事态。他说：“在场的存在包含有不在场的存在，而且也需要不在场的存在，如果要理解在场的存在的话。”^[38]我们的发光的在场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某些现在不在场者所产生的结果，是我的双亲、我接受的教育、我的国家、我的朋友以及整个自然界所产生的结果。他说：“再重复一遍，对我自身的相信要求我相信某些不再场者。记忆，对事物的观察，对其他事物的记录和证实，这一切促使我承认我的过去是一种因果地决定着我的现在的因素。”^[39]他把这种用以说明发光的在场者的因素称为“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the illuminating absent)。

布莱特曼强调发光的在场者和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是紧密相连的。在场者就其本性而言就与不在场者紧密相连，一切知识或错误都是一些与过去或未来的经验相关联的现在经验。对不在场者的信念通常作为真实的信念被接受下来，因为它们能对在场者作出说明。他说：“不在场者照耀着，在场者反射着，在场者和不在场者作用着和反作用着，它们相互沟通，相互作用。”^[40]他认为只肯定在场者而否定不在场者，就是抛弃理智，并使经验变形。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一种关于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相互关联的适当理论。

按照他的观点，存在是由全部发光的在场者和全部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所组成。他说：“全部发光的在场者加上全部(或多或少)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就包罗了心灵之中或心灵之外的每个事物，即一切实在的或想象的参照物。‘存在’一词包括每一个经验到的或者提到的事物的全部内容，不论它是真实的或非真实的，个别的或普遍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41]

在他那里，对发光的在场者和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所作的区分，属于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领域。除此之外，他还考察了形而上学的范畴学说和存在领域。他给范畴下了这样的定义：“范畴是这样一个原则，对它的否定就会使这一原则被应用于其中的那个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根本不连贯的。”^[42]例如，空间是居住领域的一个范畴，房屋则不是，因为，没有房屋，仍可住在露天，而如果没有任何空间，就谈不上有任何居住场所。他认为一切范畴都根植于经验之中，其中有许多范畴(例如空间)只适用于某些特定领域，另一些范畴(例如时间和实体)则适用于一切可能的存在领域。他把时间看作“最普遍的经验范畴”，看作“一切可能的存在的最根本的范畴”^[43]。他说：“一切存在都是时间的，因而一切存在都是人格的。”^[44]由于他的人格主义如此强调时间范畴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他的人格主义也被称为“时间的人格主义”。与时间范畴相似，他也强调“实体”(substance)范畴的作用，实体赋予经验以连贯性，实体所发挥的经验作用构成了永恒和变化的相互联系。实体既是经验的，又是人格的。他说：“可以把人格主义的实体理论概括为‘实体就是人格’这几个词。”^[45]

布莱特曼接着考察存在领域，他把存在划分为四个领域，即本质领域、自然领域、人格领域和价值领域，认为这种划分具有理论的连贯性和经验基础。关于本质领域，他认为本质包括一切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所与之物，包括理想逻辑的各种原则，包括各种感觉的和情态的特质。他认为本质先于范畴，先于共相，也先于殊相，本质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或特殊性的特征，是由于怀有特殊目的的人以不同方式看待它们。他强调本质与生存(existence)不可分离，本质潜藏于生存之中，本质是通过对我们所知道的生存进行分析而被发现的。至于自然领域，他认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井然有序的、有时间性的和具体的领域。他把“自然”定义为：“一种起照明作用的不在场者，即某种客观的顺序，这种顺序在进行观察和思维的心灵中提出它的客观性的证据，同时也把这种证据给予进行观察和思维的心灵。”^[46]自然概念根植于直接经验的证据之上，但它也蕴涵那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作为对自然的说明而处于被直接经验到的东西之后。自然领域是没有价值的，与它相对立还有一个价值领域。他说：“就其最基本的意义而言，价值指的是一切在任何时候被任何人实际地喜爱的、珍惜的、看重的、希望的、赞同的或享受的东西。这是一种对一个所希望的对象或活动有所享受的实际经验。”^[47]他追随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把价值分为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和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s)，用通常的词汇来说，目的属于内在价值，手段属于工具价值。内在价值是那种因其自身而被人们珍视的东西，工具价值则仅仅取决于某一事物在产生内在价值方面所具有的实际因果有效性，而不取决于它与我们的爱好的关系。至于人格领域，我们将在下节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