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心理—生理平行论的批驳

第二节　对心理—生理平行论的批驳

在维特根斯坦研究心身问题的那个时期里，实验心理学在欧洲心理学界颇有影响。以W.科勒为代表的一批实验心理学家，试图借助于实验方法，用生理过程来说明心理过程，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批驳的心理—生理平行论。他用下述事例来表达心理—生理平行论的基本观点：对于我把一种东西A看做另一种东西B的变体这一点，设想有一种这样的生理学解释，这种解释可能表现为，当我把A看做B时，在我的视网膜上出现某些过程，这些过程在我真正看见B时通常会出现。现在可以用这一点解释我的行为中的某些情况。例如，人们可以说，这就是我之所以在看见A时的举止仿佛我看见了B，而当我没有把A看成B时，我通常不是这么举止的原因。在他看来，对我的行为作这样的解释，对我而言是多余的。我接受这种行为，恰恰相似于我接受在视网膜或者在脑中的一个过程。他说：“我想说的是，这种生理学解释初看起来似乎有所帮助，可是后来却表明它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催化剂，我之所以引入它只不过是为了立即又把它扔掉。”（v.9，p.249，§1012）

在《哲学研究》一书的最后一节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认为我们有使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获得解决的办法，尽管这些问题和这种方法毫不相干。”（v.8，p.324）这就是说，在心理学中采用实验方法，并不能解答在心理学哲学中那些困扰我们的问题。以“思考”这种心理活动为例。有些实验心理学家试图用大脑中的神经活动来说明“思考”这种心理活动。维特根斯坦承认，思考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过程，我们与对这个过程的充分理解还相距甚远。“在日常的语言中，我们的注意力首先指向的东西就是‘思考’一词，可是，这个词的用法是混乱的。我们也不能期望它是另外一个样子。对所有的心理学动词也可以这么说。它们的用法不是像力学的词汇（比方说）的用法那样清楚，那样易于概括。”（v.9，p.286，§20）有些人试图采用实验方法来说明思考活动以及其他心理活动，尽管做了许多工作，但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些人显然不了解“思考”等等心理活动之所以难以捉摸的原因所在，没有意识到实验方法与对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毫不相干。他把用实验方法去说明心理活动这种做法，比喻为试图用化学实验方法去确定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精神。他由此断定：“因此，很可能不能从生理学方面去研究某些心理现象。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在生理上与这些东西相对应。”（v.9，p.226，§904）

对于用大脑过程来说明思考过程这种做法，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假定比假定在头脑里没有任何过程与联想或思考相关联这一点更加自然了；因此，从大脑过程读出思想过程，这是不可能的。”（同上，§903）他对这种做法提出的反驳是：如果假定当我说话或者写字时，我们大脑中就会产生一个刺激系统，这个系统与我说出或写出的思想相关联。然而，为什么这个系统会继续朝着中心方向前进?为什么这种秩序不是从混乱中生产出来的?他把这种情况与某个种类的植物是通过某种种子繁殖出来的情况相比较，认为一粒种子总是生长出它由以长出的那同一种植物，可是，这粒种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与从这粒种子中长出来的东西相对应。因此，不可能从种子的特性或结构中推出从这粒种子中长出来的那种植物的特性或结构。他说：“因此，一个机体甚至也可能从某种完全不定形的东西中形成，也可以说，是没有原因的；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情况为什么不适用于我们的思想，因而不适用于我们的谈话或书写等等。”（v.9，p.226，§903）

维特根斯坦还以“记忆”这种心理现象为例，说明实验方法不适用于说明这种心理现象。例如，我好几年以前见过某个人，现在我又看见他，把他辨认出来，回忆起他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那些试图用实验方法来说明记忆这种心理现象的人，他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这种记忆必定在我的神经系统中有其原因呢?为什么一定有某种东西——不论它是什么——以某种形式贮存在那里呢?为什么它必定会留下痕迹?为什么一定没有一种不与生理规律性相对应的心理规律性呢?如果这种情况推翻了我们的因果性概念，那现在正是推翻这个概念的时候了。”（v.9，pp.226-227，§905）

维特根斯坦对心理—生理平行论提出严厉的批评，认为“生理学的考察在这里只会引起混乱，因为这种考察使我们离开逻辑的、概念的问题”。（v.9，p.255，§1038）在他看来，用“生理过程”的概念进行思考，这对于说明心理学中的概念问题是极其危险的。用生理学的假设进行思考，这有时向我们呈现出一些虚假的困难，有时向我们呈现出一些错误的解决办法。他把这种利用生理学的概念和假设来说明心理现象的做法看做一种疾病，认为“对这种疾病的最好治疗是这样一种想法，即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否我所认识的人真的具有一个神经系统”（v.9，p.262，§1063）。

有些人试图用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实验方法还不够完善，来解释当时心理学为什么还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充分说明各种心理现象。维特根斯坦也对这种解释提出反驳。他认为不能用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来解释心理学中的混乱，完全不能把心理学中的状况与譬如说早期物理学中的状况相比较。毋宁说，可以把它与数学中的某些分支（集合论）相比较。因为，在心理学中，一方面存在着某种实验方法，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概念的混乱，正如在数学的某些部门中既存在着证明方法，又存在着概念混乱那样。不过，在数学中，人们在相当程度上确信证明的重要性，即使证明还没有被人们正确地理解；而在心理学中，人们对实验方法的成效却完全没有信心。他说：“毋宁说，在心理学中，既有一些疑难问题，也有一些被人们看做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完全不涉及那些使我们不安的问题。”（v.9，p.255，§1039）

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出发，对心理—生理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作出如下分析：“那种赞成心理—生理平行论的偏见也是对语法作素朴理解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如果人们承认在心理现象之间有一种不以生理的东西为中介的因果性，人们就以此意指这样一种承认，即认为除了身体还有一个心灵，一个精神的心灵之物。”（v.9，p.227，§906）这就是说，在他看来，心理—生理平行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试图避免心身二元论所产生的结果。然而，他对心理—生理平行论的这种分析和批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心理—生理平行论的产生，事实上是由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心理生理学、神经心理学、神经语言学等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观点。要解开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之谜，仅仅依靠语言分析是绝对不够的，主要应依靠生理学、心理学以及它们的各个分支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这些学科在20世纪下半叶在研究心理活动、心理现象方面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已充分说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上半叶研究心理学哲学问题时，这些分支学科尚处于开创时期，许多理论尚不成熟，他当时未能看到这些学科后来相继取得的种种成就，而对实验方法等等的作用作了错误评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与维特根斯坦对心理—生理平行论所持的批判态度不同，塞尔在20世纪下半叶对此问题提出另一种观点。他强调心与脑的密切关系，把心身问题归结为心脑问题，认为心理过程是由脑要素的行为活动产生的，同时又体现在由这些要素组成的结构之中。也就是说，他强调心是由脑产生的，心又正是脑的特征，心与身是相互作用的，但它们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心理现象就是脑的特征。他说：“全部心理现象，不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视觉的或听觉的，不论是痛觉、触痒觉或思想，乃至我们的全部心理生活，都是由在脑中进行的过程产生的。”^[2]又说：“痛觉和其他心理现象正是脑（也许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其他部分）的特征。”^[3]塞尔的这些观点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一部分哲学家对心身问题或心脑问题的新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