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其他社会学的特性

第三节　社会学美学

我们在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中已经看到实证主义对法国美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社会学美学中。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89—1857）是实证主义的奠基人。他在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中指出，“实证哲学的基本性质是承认一切现象服从不变的自然规律”。不过，他所说的规律与本质没有关系。他认为科学认识的不是本质，而是现象。人类智力进化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后者即科学阶段。在孔德看来，实证主义是构建真正的一般艺术理论的惟一哲学。实证美学以主观原则和客观教义为基础。主观原则指关于人的实证概念，即个人的社会性质是由生理学决定的。客观教义指实证主义关于外部世界的理论。这样，美学研究艺术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完善社会有机体和人的个性。孔德指出了艺术和社会意识的联系，艺术能够把握社会意识中最普遍的东西，某些社会发展阶段对艺术特别有利。这些原理对社会学美学产生重要影响。法国社会学美学的主要代表有丹纳和居约。

一　丹　纳

丹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是法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第一位研究艺术社会学的法国学者。青年时代对黑格尔感兴趣，他对艺术史、艺术和科学的关系的分析可以见到黑格尔的影响。他的艺术社会学具有19世纪哲学美学的特点。他的主要美学著作是他的多卷本《英国文学史》（1863—1869）的《导论》和《艺术哲学》。在《英国文学史》的《导论》中，丹纳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指出文学作品的产生受到种族、环境与时代三个条件的制约。《艺术哲学》是丹纳于1866—1869年在巴黎美术学校的系列讲座，第一讲为“艺术哲学”，后来以此为书名汇集各讲于1880年出版。

丹纳美学不同于以往美学的地方首先在于他的方法论。他身处“工业民主”和“精密科学”的时代，力图在社会研究中直接借用建立在严格决定论上的自然科学方法。他写道：“我们的美学是现代的，和旧美学不同的地方是从历史出发而不从主义出发，不提出一套法则叫人接受，只是证明一些规律。”^[10]美学不要求我们轻视荷兰艺术和哥特式艺术，也不要求我们欣赏意大利艺术和希腊艺术，“它只是鉴定和说明”。就像植物学时而研究桔树和橡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一样，“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不过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11]这里提到植物学，植物学是当时很有权威的科学。丹纳把艺术和社会的联系比作植物和土壤的联系，他对艺术和植物作了比较研究。并以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分析了艺术史问题。

种族指民族的基本性格和特性。“基本性格”好比种子，它是“不受时间影响，在一切形势一切气候中始终存在的特征”；“特性”好比植物，它是“由历史与环境加以扩张或限制，至少加以影响和改变的”。比如荷兰人作为日耳曼族的一支，在身材、外貌、机能和基本需要方面都有不同于拉丁族的先天特点，他们慎重，有恒心，理智力量大。在后天的生存斗争中，荷兰人又形成了不同于日耳曼其他民族的特性。从国土上看，荷兰是一片低湿的平原，由河流的冲积土形成。14世纪森林中还有成群的野兽，海洋浸入陆地。为了生存，荷兰人不断斗争，他们头脑实际，胸怀旷达，有处世的才干。荷兰多水，水使青草生长，青草供牛羊终年放牧，牛羊产生奶、乳饼和肉类。由于产品丰富，荷兰人喜欢喝酒，懂得享受。荷兰人的这种民族性使他们缺少德国的第一流哲学，英国的第一流诗歌，然而却产生出杰出的绘画。“荷兰画派只表现布尔乔亚屋子里的安静，小店或农庄中的舒服，散步和坐酒店的乐趣，以及平静而正规的生活中一切小小的满足。”^[12]荷兰画家画的几乎永远是安乐而知足的人，是一些和平、忠厚、或者心宽体胖的脸相。荷兰画派的这种特点是从荷兰的民族性中产生出来的。荷兰民族安分、平和，“没有意境高远的憧憬，只着眼于现在，相互享受”。

丹纳所说的环境指精神方面的气候，它是决定艺术发展的第二个要素。在这方面也和植物相类似。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现在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植物。先是芦荟和橘树，接着是橄榄树和葡萄藤，往后是橡树和燕麦，再过去是松树，最后是藓苔。由此可见，地域是植物存在的条件，而地域就是某种温度和湿度。“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13]由于方法的类似性，美学和植物学相接近。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时代，有才能的人的数目大致相同。他们好比种子，被撒在不同的土地上，然而并不能颗颗发芽。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改变。因此，在某些时代某些国家有不同的艺术流派，时而重写实，时而重理想，时而以素描为主，时而以色彩为主。拿荷兰绘画来说，自然环境使它有美妙与细腻的色彩，这成为它的优点之一。在荷兰，空中永远飘着一层迷蒙的水汽，东西的轮廓软化，经过晕染，显得模糊。物体若隐若现，由暗到明有不同强度，由淡到浓有不同层次。在这样的自然界中，重要的只是对比、和谐、细腻的层次，总之是色调的浓淡。环境决定艺术品的种类，它只接受同它一致的品种而淘汰其他品种，并阻碍其他品种的发展。

与种族和环境概念密切相关的是时代概念。从时代要素出发，丹纳把欧洲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特有的艺术，那就是希腊罗马的雕塑，中古时代的建筑，17世纪贵族君主政体的戏剧，以及工业化民主政体的音乐。它们分别反映各个时代与民族的主要特点。

由于时代差异，希腊雕塑完全不同于中世纪雕塑。丹纳指出希腊雕塑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具有单纯的气质、情感和趣味，一座大型的雕像往往单独放在一个座子上，既没有太猛烈的手势，又没有太激动的表情。第二，雕像的躯干与四肢显得和头部同样重要，这表明雕塑家对肉体生活像对精神生活一样爱好。而希腊文明是惟一能够做到这两点的文明。“文化发展到那个形式的时候，人对肉体是感兴趣的；精神尚未以肉体为附属品，置肉体于不重要的地位；肉体有其本身的价值。”^[14]观众对肉体的各个部分，不问高雅与否，同等重视。而在中世纪，由于精神生活过分发展，一味追求奇妙与温柔的梦境，厌恶肉体，因此，雕塑中的人物往往比例不对称，几乎总是瘦弱、细小，为了向往来世而苦闷，带着修道院气息或者出神入定的光彩。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艺术作品必然是现实生活的缩影。

丹纳对美学的贡献是，在19世纪法国最早阐述了艺术的社会决定性问题。他的不足之处在于对这种决定性的理解有机械化的毛病。作为实证主义者，他把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活生物学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是它的物质实践的性质。他认为艺术仅仅是消极地反映、复制社会精神生活的特点。他的这种观点已经引起他的同时代人如圣伯夫（C.A.Sainte-Beuve，1804—1869）、左拉、居约的反对。

二　居　约

居约（Jean-marie Guyau，1854—1888）的主要美学著作有《现代美学问题》（1884）和《从社会学观点看艺术》（1889），他受到实证主义哲学和联想心理学的影响。他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当时法国美学的传统问题：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方法论取向上，他和丹纳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力图把艺术的社会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在艺术的心理学研究方面法国实证主义美学家维龙（E.Véron，1825—1889）是居约的先驱者。维龙美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审美现象的心理学化。这种情况和实证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主要倾向相呼应。维龙的美学不是建立在美的原则上，而是建立在对审美印象的分析上，在这方面他利用了联想心理学的概念。他还把艺术分为两类：表现艺术和装饰艺术。前者传达理智情绪，后者首先愉悦视觉和听觉。而表现艺术是未来真正的艺术。居约接受并发展了这种观点。意大利美学家莫尔普尔戈-塔利雅布埃（Morpurgo-Tagliabue）在《现代美学》一书（米兰1960年版）中论述了维龙对居约的影响。

在居约看来，社会犹如蜂窝和蚁穴一样。社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的共同活动，另一方面是人的生物学机制，这些机制在生活中的许多表现不是破坏、而是维系社会。社会的特征是意志、感觉、感情即同情的一致性。艺术在培养社会的同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艺术的基本功能。维龙也论述过同情问题。他在《美学》一书中指出，同情是“自然因素，它对艺术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人类理智的增长而发展”。由于强调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居约批评康德、席勒等人关于艺术是游戏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把艺术同真、善、效用分割开来，从而使艺术只关注形式和技术问题。

居约也批评了康德关于审美不涉利害、不涉实践活动和意志活动的观点，认为拥有某物总是先于欣赏某物，不能把审美与拥有某物的愿望分割开来。因此，他反对把审美感官仅仅归结为视觉和听觉。在他看来，包括嗅觉和触觉在内的一切感官都参与到引起审美感情的神经刺激中。居约把艺术称作为劳动，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个提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通过艺术，把劳动和享受结合起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曾幻想劳动是一种享受，论证了劳动的美，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使愉悦隔绝于效用的有害倾向。居约受到傅立叶的影响。第二，强调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作用和艺术家的伟大使命。艺术作为劳动，不仅仅反映典型现象，而且创造新的现实；不仅激起想象，而且唤起人们的行动。居约从当时的心理学原理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神经刺激都会释放为行动，这种行动具有社会性和审美性。

居约的美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实证主义的生物学化的倾向，他在拓宽艺术范围的同时，把审美消融在生理感觉中。不过，他把艺术从审美活动变成劳动的观点，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前景，艺术是人的生命力的释放。他的这种热情影响了一些美学家和艺术家，其中包括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