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权的享有

十一、继承权的享有

在那些先祖的时代里，支配权不是指继承人的权利，而仅仅是指较大部分的财产，这从《创世记》第二十一章第十节上看是很明白的。撒拉（亚伯拉罕的妻子）以以撒为嗣子，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继承产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使女的儿子在他父亲死后不可以有继承父亲产业的同等权利，而是应该现在就分得他的份儿，到别处去。因此，我们便看到这样的话（《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五至六节）：“亚伯拉罕将一切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只得把财物的一部分送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这便是说，亚伯拉罕把财物的一部分分给他的其余的儿子们并打发他们离开，他所保留的财物却是他的产业的最大部分，由他的继承人以撒在他死后继承。但是以撒不曾因为做了继承人而有“做他的兄弟们的主”的权利，假如他有这种权利的话，为什么撒拉想要用驱赶的办法，来夺去他的一个臣民与奴隶呢？

那么像平常的法律所规定的那样，“长子名分”的特权，不过是双份财产。因此我们看见，在摩西以前的先祖时代——我们的作者常自夸是从这个时代得出他的模式的——绝不会有人知道或想到长子名分会给任何人以统治权或帝位，会给任何一个人以支配他们兄弟的父权或王权。这种情况，假如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还不能证明，请读者查查《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至二节，在那儿会看到这样的话：“以色列的长子原来是流便，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以色列的儿子）约瑟，但是按家谱约瑟不算是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兄弟，君王也是由他而出，而长子的名分却要归约瑟。”这个长子名分是什么，雅各在给约瑟祝福（《创世记》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二节）时，用这样的话对我们说：“并且将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得的那块地，我都会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由这些可以明显看出，长子名分不过只是双份产业，而且《历代志》的原文也显然与我们的作者的学说相反，说明支配权并不是长子名分的一部分，因为它告知我们说，约瑟虽有长子名分，而犹大却有着支配权。我们的作者既举出雅各和以扫的例子来证明支配权是嗣子支配他的众兄弟的权，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很欣赏“长子的名分”这一个名词罢了。

首先，它只是一个拙劣的例子，不足以证明依照上帝的意旨支配权是属于长子所有，那是因为幼子雅各——不论他怎样得来——却是享有这种权利的人。如果这例子可以证明什么问题的话，它只能够证明同我们的作者相反的意思，即是“支配权之指定给长子，不是出自神的授予”，假使是的话，他便不能变更。如果按照上帝或自然的律法，绝对权力和帝位应属于长子和他的继承人所有，因而他们是最高的君主，他们其余的兄弟们都是奴隶，那么我们的作者便给予我们理由来怀疑长子有没有权力让渡这个支配权，使他的后裔受损害。因为我们的作者曾经告诉我们说：“那些从上帝或自然得来的授予物或赏赐品，任何人类的低级权力都不能够加以限制，或制定任何与它相反的法规。”

第二，我们的作者所提出的这个地方（《创世记》第二十七章第二十九节），同一个兄弟支配别些兄弟或以扫服从雅各这些事情，都毫无关系。在历史上，以扫显然从来就没有服从于雅各，而是自住在西珥山。在这个地方，他另行建立了一个部族和政府，自己便是他们的君主，正如雅各是他自己的家族的君主那样。如果把这句话中的“你的众兄弟”和“你母亲的众儿子”加以考察，绝不可以照字面解释，认为是指以扫，或认为雅各对以扫有个人的支配权，因为以撒知道雅各只有一个兄弟，他不会使用“众儿子”和“众兄弟”这两个名词的。这些话要照字面解释既很不准确，也不能确证雅各有支配以扫之权，在《圣经》故事中，我们看见的正好与此恰恰相反。雅各有好几回让以扫做“主”，自称为他的仆人（《创世记》第三十二章），并且“他曾经七次俯伏在地向以扫为礼”（《创世记》第三十三章）。那么以扫是否是雅各的臣民（不，照我们的作者所说，一切的臣民都是奴隶），雅各凭借着长子的名分是否成为统治的君主，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而且假如可能的话，我也让读者相信，以撒的这句话——“愿你做你的众兄弟的主，你母亲的众儿子向你跪拜”，证实了雅各凭着他从以扫那里得来的长子名分拥有统治以扫的权力。

凡是读过雅各和以扫的故事的人，都能发现，在他们的父亲死后，他们两人中谁也没有支配谁的权力或权威。他们彼此间是以兄弟间的友爱和平等相处，谁也没有做谁的“主”或“奴”，而是彼此独立。两个人都是他们各自的家族的领袖，他们中谁也没有接受谁的法律，他们俩彼此分居异地，他们是两个不同政府管辖下所产生的两个不同民族的根源。那么我们的作者想用来确立长兄支配权的以撒祝福词，其所要表达的意义，不过是利伯加听上帝所说的话：“两国在你腹内，两族都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同样雅各对犹大祝福（《创世记》第四十九章）并给他以笏和支配权。从这儿，我们的作者也许可以同他从以撒的祝福词断言支配权属于雅各那样，主张第三子有对他的弟兄们的统治权和支配权。上述两次祝福都是很久以后才应验在他们后裔的身上的，而不是宣告其中一人具有对支配权的承袭权利。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的作者用以证明“继承的嗣子是他的众兄弟的主”的仅有的两大论点。第一，因为上帝告诉该隐说不论“罪”怎样引诱他，他应该能制服它（《创世记》第四章），在这里，就是最渊博的注释家也会认为这话是指“罪”，而不是指亚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很有力的，以至于无法从这样可疑的经文中推论出有助于我们作者目的的任何东西来。第二，由于在上述引《创世记》第二十七章的话中，以撒预言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会有支配以扫的后裔以东人之权，所以我们的作者便说，“嗣子是他的众兄弟的主”。这两个结论对不对，我让任何一个人去判断好了。

现在我们看见，我们的作者是怎样规定亚当的君主权力或父的支配权传给后裔，即是由他的嗣子来承袭，且继承他父亲的一切权力，在他的父亲死后，成为与他父亲一样的人主，“不独支配他自己的儿孙，而且支配他的兄弟”，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父亲传下来，而且永无止境地这样传下去。不过，他从没有告诉过我们谁是这个继承的嗣子，在这样一个基本性的问题上面，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全部启示，就是在他所举的雅各的例子中，因为他用了从以扫传到雅各身上的“长子名分”这个名词，使我们推测出他所谓的嗣子是指长子。不过，我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明白地提到过长子的身份权利，而是一直躲藏在“继承人”这个含糊的名词的阴影后面。就算他的意思是指长子为继承人（因为如果长子不是继承人，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解释为什么众子不能同样地都是继承人），但是根据长子继承制具有支配他的众兄弟之权，这只不过是解决继承权问题的第一步，在他还不能够指出，在当前的统治者没有儿子等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下，谁是正当的继承人之前，困难之多仍是与前无异。但是他一声不响地越过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聪明，因为在断定了“具有此种权力的人，乃至于政府的权力及形式都是神的意旨，出自神的规定”之后，除了留意不再触及关于人的问题以外，还有什么比这更为聪明的办法呢？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肯定将会让他不得不承认，上帝和自然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作过任何决定的。在我们的作者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制造出来的这个自然的君主一旦死了，没有留下儿子时，如果他没有指出，根据自然的权利或上帝明确的法律，谁是最接近的一个有资格来承袭他的支配权的人，他满可以不必在讨论其余的事情上花费更多力气了，因为要安定人们的思想和决定他们的服从与忠诚，更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知道，谁是根据原始的权利——优于和先于人类的意志与任何行为的权利——应享有这种“父权”资格的人，而不是指出这种“权限”的存在是基于自然。除非在许多有觊觎这种权力之心的人当中，我知道谁是正当地具有这种权力的人，不然我只知道有这样一种人，我应当而且非常愿意对它服从，对我是无任何意义的。

现在所争论的主要问题涉及了我的服从的义务，以及我对我的主人和统治者所负的内心上的责任，所以我必须知道这种父权存在于其身上的那个人，即有权力来要求我服从的人。我们的作者说，“不独国家权力一般是出自神的规定，甚至连特定地指定应归最老的两亲所有也是如此”，他又说，“不独是政府的权力或权利，连统治权的形式，连同享有这种权力的人，全是出自上帝的意旨”。假使这些话都是对的，可是除非他指给我们看，在一切场合谁是这个上帝“指定”的人，谁是这个“最老的两亲”，否则他的关于君权的一切的抽象观念，在应用到实际和人们从内心表示服从时，就毫无意义了。因为“父的权限”本身既不可以命令人，更不是为人所服从之物，它仅仅是给予一个人别人所没有的权利。如果根据别人不能占有的承袭权而获得命令人和被人服从的权利，于是就说，当我服从那个父权并未赋予他以取得我的服从之权的人的时候，我就是服从“父权”，那是非常可笑的。一个不能证明其具有统治我之权力的神权的人，就如一个不能证明世界上真有这种来自神权的权力的人一样，是不能享有使我应对他服从的神权的。

我们的作者由于不能从任何君主是亚当的嗣子这个角度来确立君主取得统治权的资格，所以这种理论就毫无意义，还是置之不论为好。他还喜欢把一切问题归结到现实的占有上，使对国家的服从归于篡位者，犹如归于一个合法的君主那样，从而使僭位者的资格也同样有效。他的这些话值得记住，他说：“假如一个僭主篡夺了真正的继承人的位置，人民对于父权的服从，必须继续下去，等待上帝的意旨。”关于僭主的地位这一问题，留到适当的地方，我再对其加以考察，我希望头脑清醒的读者想想，君主们应该怎样感谢这样的政治学说，它竟会把“父权”即统治之权给到开德或克林威尔这样的人手中，那样既然一切服从都是归于父权，根据同一权利，臣民的服从也应归于僭位的君主们，其理由之充足，与对于合法君主的服从是完全一样。但是像这样一种危险的理论，势必把一切政治权力都归溯到亚当的神授的与合法的父权上，只说明权力是从他传来的，却并不说明是传之于谁，或者谁是这种权力的继承人。

我认为，要确立世间的政府，使得一切人从内心接受服从的义务，我们必须（就算依照我们作者的意见，一切权力都只是对亚当的“父权”的占有）就像告诉人们在父亲死了以后，长子有权继承一样，使他们明白当在位者死后，又无儿子直接继承他时，谁有权利取得这种“权力”、这种“父权”。我们还要记住，重要的问题，并且也是我们的作者极力主张的问题（如果他不是有时忘记了的话），在于哪些人有权受人服从，而并不在于在不知道谁具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世上有没有所谓“父权”这样一种权力。既然它是作为一种统治权，只要我们知道谁有这种权力，那么不论它被称做“父权”、“王权”、“自然权”或“获得权”，还是“最高父权”或“最高兄权”，都是无关紧要。

那么我要继续追问下去，在这个“父权”或“最高的父权”的承袭问题上，一个女儿所生的外孙，比起一个兄弟所生的侄儿，是否有优先权呢？长子所生的孙子，还是婴儿时，是否也比成年或能干的少子有优先权呢？是否女儿比叔父或其他从男系出生的人优先呢？是否幼女所生的孙子比长女所生的孙女更有优先权呢？是否庶出的大儿比正妻所出的幼子更加有优先权呢？这样下去，还要出现多少关于合法与否的问题，比如，在性质上来说，妻与妾有什么分别呢？就世上的民法或成文法来说，它们在这里都不说明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去问，如果长子是一个傻子，他是否应比贤明的少子优先承袭“父权”呢？愚蠢到什么程度然后才能剥夺他的这种权利呢？谁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判断者呢？一个因愚蠢而被排除的傻子所生的儿子，比起他的在位的舅子所生的儿子是否有优先权呢？如果国王死后，寡后有遗孕，还没有人知道她将来生的是男是女，此时谁应享有“父权”呢？如果因为母亲剖腹，两个双生男孩同时出生，那么谁是嗣子呢？不同母或不同父的姊妹是否比同父母的兄弟所生的女儿更有优先权呢？

这些以及诸如此类有关继承身份和承袭权利方面可以提出的疑问，并不是无聊的空想，而是我们在历史上时常会碰到的与王位承袭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需要它们，我们不用到别的地方去，只要在英伦三岛上就可以找到著名的例子，关于这些，《父系的君王》一书的精明而渊博的作者对此已有了很详尽的记述，我不用再来赘述了。在我们的作者把关于下一代嗣子问题上可能出现的一切疑难都解决之前，在他指明这些疑问都显然是受自然法则或上帝所启示的法律决定之前，他关于“君主的”、“绝对的”、“最高的”、“亚当的父权”以及有关这种权力是如何传给他的嗣子等的一切假定（我说，他的这一切假定与其说是证明，倒不如说是适得其反），对于权力的建立或对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君主的资格的确定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反而会引起纠纷，使一切成为问题。即使我们的作者不厌其烦地对我们说了又说，而所有人也都相信亚当是有“父的权利”，因此有“君主的权力”，相信这个权力（世界上唯一的权力）“传给他的嗣子嗣孙们”，除了这一权力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权力，可是如果在父权传给谁和它现在属谁所有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那就没有人能有任何服从的义务。除非有人说：“我有责任对一个同我一样没有父权的人的父权表示服从，而这就是说，我服从一个人，是因为他有统治的权利；如果有人问我，他怎样会有统治的权利，我就可以回答说，他到底有没有这种权利，是无法知道的。”因为我知道一个“不是使我应该服从的理由”，不可能成为使我服从的理由，那么一个“没有人能够知道的理由”当然更不可能成为使我服从的理由了。

因此，我们的作者关于亚当的“父权”，它的权力如何巨大，以及它的假设是多么必要等一切胡言乱语，如果不能告诉人们他们应该服从的是谁，或者谁是应该统治的，又有谁是应该服从的，那么这些话对于确定统治者的权力，或者对于决定那些应该服从别人的臣民的服从义务，都没有任何帮助。同样，亚当的这个“父权”，这个传之于后嗣的“君主权”，对于人类的统治也毫无用处。正如我们的作者如果告诉人们说，亚当有赦罪或治病的“权力”，这种权力按照神的规定应当传给他的嗣子，而他的嗣子为谁却无从知道一样，这对于使人类心悦诚服，或对于保障他们的健康，都毫无补益。如果有人相信我们的作者这些言之凿凿的话，去向一个自命为僧侣或医生的人忏悔他的罪恶，希望得到赦免，或服食他的药品希望健康，或跑到这些职业者跟前，说道‘我接受这个传自亚当的赦罪权’，或是说‘我将为这个传自亚当的医疗权所治愈’，他这样做，不是正像一个人承认这些权力都是亚当传给他的唯一的继承人，而他又不知道到底谁是这个继承人，于是说接受并服从这个传自亚当的“父权”一样不合理吗？

诚然，世俗的法律家们曾自诩能解决某些关于王位继承的案件，然而依照我们的作者的原则，他们不能干预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如果所有政治权力都只是从亚当那里得来的，并且根据“上帝的意旨”和“神的规定”只传给他一代接一代的嗣子，这即是一种先于一切政府和凌驾于一切政府之上的权利，因而人们制定的成文法律不能决定其本身就是一切法律和政府的基础，而且它的法则只是从上帝和自然的法则那里接受而来的东西。如果我们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响，我就倾向于认为并不存在用这种方式移转的任何权利，我相信，即使真有这样的权利，也不会有任何用处。在有关统治和对统治者的服从的问题上，人们甚至会比没有这种权利感到更加无所适从。因为依照那些被“神的规定”（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所排斥的成文法和契约，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疑问，是可以妥当地加以解决的。但是一种神授的自然权利，并且是与整个世界的秩序和和平同样重要的权利，怎样能够在没有与此有关的任何明确的、自然的或神的规定的情况下传之于后代，这确实是永远不能使人明了的事。如果国家权力是由“神的规定”指定给嗣子，而“依照那个神的规定”，嗣子为谁又无从知道，那么一切世俗的统治权便都完了。这个“父的王权”既然依照“神授的权利”只属于亚当的嗣子所有，那就不会有任何余地，使人类思考并同意可以把这种权力安排在别人身上。假若只有一个人享有为人类所服从的神授权利，那么除了那个能证明自己有这个权利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对这种服从提出要求，世人的良心也不可能根据别的理由而感到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这个学说就把一切政府从根本上推翻了。

由此可知，我们的作者在把统治权是“上帝的意旨”和“神的规定”这种说法作为一种可靠的基础之后，告诉了我们说，这个人就是继承人，但是究竟谁是这个继承人，却留给我们去猜测。于是这个把权利指定给一个我们无法知道的人的“神的规定”，根本就等于没有指定给任何人一样。然而不管我们的作者怎样做，“神的规定”绝不会作这样滑稽的指定，我们也不能设想上帝会立下一个神圣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对某物享有权利，却不把辨认这人的法则告诉我们，或者给予一个继承人以神授权力，而又不指出谁是这个继承人。这倒会让人认为，与其说上帝授予继承人以这种权利，但是在谁是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却含糊其辞，不予确定，倒不如说一个继承人按照“神的规定”并不享有这种权利。

如果上帝把迦南的土地赐给亚伯拉罕，并用笼统的话说在他身后赐给某人，而并没有指明是他的子孙，以便使人知道这个某人是谁，这种对于迦南的土地所有权的指定，是没有什么效力和用处的。正如在决定王位上要把帝国赐给亚当和他的后代继承人，而没有告知谁是他的继承人一样，因为“继承人”这个名词，如没有准则让人识别谁是此人，那就等于是指我不知道为谁的“某一个人”。然而，上帝既然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说过下一代的继承人应该承袭他的父亲所有的产业和支配权，因此上帝在什么地方都没有指定谁应该是这个继承人，就不足为奇了。他既从没有作此想，从没有在这一意义上指定过任何继承人，我们自不能期望他会在任何地方任命或是指定一个人做继承人；否则，我们便可以有此期望。所以《圣经》中虽出现有“继承人”的字样，但是没有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意义的继承人，即是一个凭着自然权利应当承袭父亲所有的一切，而把众兄弟排除在外的继承人。所以撒拉以为，如果以实玛利留在家里，在亚伯拉罕死后和以撒共同继承他的产业，这个使女的儿子与以撒都是继承人。因此她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能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原谅我们的作者，因为他既然告诉我们说，在每一群人中都有一个是“继承亚当的真正和嫡亲的继承人”，那就应该告诉我们传袭的准则是什么。然而他是那样吝惜，不肯把怎样识别谁是嗣子的准则告诉给我们。

我们的作者为给他的书带来声誉，他用这样的话开始了他关于亚当的王权传授的记述：“亚当凭着上帝的命令而获得的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并且先祖们凭着由他传下去的权利而享受的统治权，是很广大的，像……”他是怎样证明先祖们凭着传袭真正地享有这种权力呢？他说，因为“我们看见族长犹大有生杀之权，曾因他儿媳他玛装做妓女，而宣告了她的死刑”。这事怎能证明犹大有绝对的统治的权力呢？因为他“宣告她的死刑”吗？事实上，死刑的宣告并不是统治权的一个肯定的标志，常常是下级官吏的职责。制定令人死活的法律之权确实是统治权的一种标志，但是依据这种法律而宣判，可以由别人执行，因而这只是对他具有统治权的一种不充分的证明——正如有人说“新近法官遮佛里宣告了人的死刑，所以法官遮佛里有统治权”一样没有道理。但是，我们的作者会说：“犹大这样做，并不是受别人的委托，而是根据自己的权利去做的。”谁知道他到底是否有权利呢？一时的激愤很有可能驱使他去做他本来没有权力做的事情。“犹大有生杀的支配权。”怎样见得是这样呢？他行使了这种权利，他“宣告他玛的死刑”。我们的作者认为犹大既然已经做了这事，因此他便有做这事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然而犹大还跟她同寝，依照同一的方法证明，他也有做这事的权利了。假如做过某一桩事便有做某一事的权利这一推理是对的话，押白沙龙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统治者之一了，因为他在相似的情况之下对他的兄弟阿嫩宣告了这样的死刑，并且还把死刑执行了。假如这就足够证明是一种生杀予夺的支配权的话，押白沙龙不也是统治者吗？

不过，就算上述的一切都是统治权的证明，这个“凭着由亚当传下来的权利，并且拥有广大到像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般的统治权”的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的作者说“是犹大”。犹大是雅各的少子，他的父亲和长兄都还活着。假如我们相信我们的作者的证明的话，一个幼弟在他的父亲和长兄活着的时候，“凭着传袭的权利”，就可以享有亚当的君权。假如一个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可以继位做君主的话，我不明白还有什么人不能做君主，假如犹大当他的父亲和长兄在世时是亚当的继承人之一，我不明白还有谁不是继承人，所有人都可以像犹大一样继位做君主。

那些在先祖时代的富人，购买男仆和女奴，通过他们的繁殖和购买新的奴仆，慢慢出现许多人数众多的大家庭。他们在平时和战时虽都使用这些奴隶，然而支配他们的权力本是用钱购买来的，我们能认为他们的权力是传自亚当的承继物吗？举例来说，一个人骑着马对敌远征，他从市场上买来的马，就是一个好证据，证明这马的主人“根据下传给他的权利，享有亚当凭借着上帝的命令而拥有的对全世界的支配权”。这个证据之有效，如同亚伯拉罕率领他的家奴出阵，是先祖们享有由亚当传下来的统治权的证据一样，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人拥有这种权力的资格，不管是支配奴隶或支配马的权力，都只是从购买得来。这样，通过交易或金钱取得对于某种东西的支配权，便成了证明一个人由传袭和继承获得权力的一种新的方法。

“但是宣战和媾和是统治权的标志”，在政治社会里，诚然是这样。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中有一个人，领着他的朋友的儿子们，或是同伴们，或是雇佣的士兵们，或是用钱买来的奴隶们，或是一支由上述各种分子构成的队伍，他可不可以因此宣战媾和（如果可能有这种机缘的话），以及“用宣誓的方式来批准条约”呢？假如有人说他不能如此，那么他就一定得承认许多船主或私人种植园主是绝对的君主，因为他们能做的事情和君主们一样多。然而在政治社会里，宣战与媾和只能由社会的最高权力者执行，因为战争或和平，对这种政治团体的不同力量起着不相同的推动作用，除了对这整个团体的力量有指挥权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从事宣战或媾和，在政治社会中，这就只能是最高权力。但是在临时自由结合的社会中，根据社会成员的同意享有这种权力的人，也都有战争与媾和之权，一个人为了他自己也可以有这种权力。战争的状态并不在于参加战争者的人数多少，而在于在没有上级可以申诉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存在的敌意。

实际上进行战争或媾和的行为并不是其他任何权力的证明，而仅仅是进行战争与媾和的人们进行或停止敌对行动之权力的证明。在许多情况下，任何人都具有这种权力，而不须有政治上的最高地位。因而作战或媾和不能证明凡是这样做的人就是政治上的统治者，更不用说是君主，不然共和政府也是君主了，因为他们的确也像君主政体的政府一样作战和媾和。

不过，就算这是亚伯拉罕具有“统治权”的标志，这又是不是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传给他的一个证明呢？假如是的话，它当然也是亚当的“统治权”传给别人的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样一来，那些共和国也同亚伯拉罕一样都是亚当的继承者，因为他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作战媾和。假如你说共和国政府虽也宣战媾和，亚当的“统治权”并没有根据传给共和国政府，我也可以同样地说，亚伯拉罕也是如此，那么你的论证便已站不住脚了。如果你坚持你的论证，认为凡是作战媾和的人（毫无疑问，那些共和国就是如此）的确“承袭亚当的统治权”的话，那么你的君主政体便站不住脚了。除非你说，凡是由继承而享有亚当的统治权的共和国都是君主国，你就可以自圆其说。不过这样的做法，就真的会成为使世上一切政府变成君主制的别开生面的方法了。

为要给予我们的作者以这种新发明的荣誉——因为我承认并不是由于我追溯他的原理而首先发现此点，并因此强加于他——我最好让读者知道（虽然看起来是那样的荒谬）这是出于他自己之口的，他曾经巧妙地说：“在世界上的一切王国和共和国中，不管君主是人民的最高的父亲，或只是这样一个父亲的真正继承人，或者由篡夺或经选举而取得王位，不论是几个人或一群人统治此共和国，任何一个人，或许多人，或凡此种人物所具有的权力，仍然是最高的父的唯一的权力和自然的权力。”我们的作者经常告诉我们这种“父的身份的权利”就是“君主的权力”。他说，统治共和国的人们亦有这种王权。假如说那些统治共和国的人们具有君主的权力的话是对的，那么说，共和国是君主所统治的也就是对的了。如果统治者身上具有的权是王权，那么统治者必定是一个王，于是一切的共和国就都是货真价实的君主国，那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还需要费这么多的麻烦吗？要世界上的政府应当是什么样子，它们就得是什么样子，世界上除了君主制的政府之外，不能有其他的政府。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的作者能发明来把君主制以外的一切政府都排斥于世界之外的最可靠的办法。

但是这一切极难证明亚伯拉罕是以亚当的继承人的身份而做过君主。如果他凭着承袭的权利而做了君主，则与他同一家族的罗得（亚伯拉罕的侄儿）一定应该是他的臣民，他以家人的资格，比他的家中的奴仆应先有这种义务。但我们看见他们生活在一起，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处，当他们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他们之间无人自以为有权或是地位较高，只是彼此协议分开（《创世记》第十三章），因而罗得实际上虽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和《圣经》原文都称罗得为亚伯拉罕的兄弟，这是友谊和平等的称呼，而不是统治和权威的标志。假如我们作者知道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继承人，并且是一个君王，这似乎比亚伯拉罕自身所知，以及他打发去替儿子娶亲的仆人所知的还多了。因为当这仆人举出这门亲事的好处（《创世记》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来说服那少女和她的朋友时，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的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将所有的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们是否能设想，一个谨慎的仆人那样详细地夸示他的主人的昌大，假如他知道以撒将来要取得王位会把此事略去不说么？我们能否想象，在这样重大的时机，他会因疏忽而没有告诉他们亚伯拉罕是一个王——在当时这只是一个周知的名号，亚伯拉罕的邻地就有九个王——如果他或他的主人曾经想到过这是一件很有可能使他的使命得到成功的事情的话？

但是这事似乎留待二三千年之后，我们的作者方才发现，那就让他享有这份功劳吧。不过他必须要注意，要使亚当土地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全部统治权那样传给这个“嗣子”。虽然亚伯拉罕——假如我们的作者的话是可信的——像其他的先祖们一样“统治权广大到和创世以来任何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样”，但他的产业、他的领土、他分封的土地实在是很狭小，因为在他还未向赫人的子孙购买一块田地和其中的洞穴来埋葬撒拉以前，他连一寸土地都没有。

我们的作者结合着亚伯拉罕的例子，还举出了以扫的例子来证明“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依据由他传下的权利，为先祖们所享有”，这个例子比前者更加滑稽。“以扫领着四百武装的人去会他的兄弟雅各”，因而他依据亚当的继承人的资格，成为一个王。那么四百个武装的人，无论是怎样集合起来的，就足能证明率领他们的人是一个王和亚当的继承人了。爱尔兰有些保守党员，是会为我们的作者对他们有那种可钦佩的看法而感谢他的，尤其是假如附近没有一个因领有五百个武装而资格更高的人出来对他们的四百武装的权力提出异议，他们就更感谢了。在这样一个严肃的论证中，采取这样一种无足轻重的态度——不要再从更坏的地方说吧——实在是一大耻辱。在这个地方，是把以扫提出来证明亚当的统治权，亚当的绝对支配权是同任何其他君主的权力一样广大的。在同一章中，雅各又被引出来作为“根据长子名分而为他的众兄弟们的统治者”的一个例子。于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两兄弟凭着同一的资格都是绝对的君主，并且同时都是亚当的继承人，长兄之所以成为亚当的继承人，是因为他率领四百人和他的兄弟相会，幼嗣则因“长子的名分”也成了亚当的继承人。“以扫依据传给他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用以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其权力之广大与任何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一样”，同时，“雅各凭着继承人作为主人所具有的支配他的众兄弟的权利，支配以扫”。还是忍住你们的笑声吧！我承认，我从没有碰到过像罗伯特爵士那样精明能干的才子，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辩论的。然而他的不幸在于，他所发现的原理与事物的本质和人类的事务都不相适合，并且与上帝在世界上确立的结构和秩序也不能一致，因而不能不经常与常识和经验发生冲突。

在下一节中，他告诉我们说：这种先祖的权力不仅延续到洪水时代，并且在这时代以后，“先祖”一词就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先祖”一词不仅是部分地证明了世上一天有先祖，便继续有先祖权，因为只要有先祖便有先祖权，就如只要有父亲或丈夫，便必须有父权或夫权那样。但是这只是名字的游戏罢了。他想要谬误地加以暗示的东西，正是有待证明的问题，即先祖们依据都是从亚当传下来的权利，也都具有亚当所有的支配全世界之权，即假设之中属于亚当的绝对的普遍的支配权。假如他肯定在世间有这样一个绝对君权继续传到洪水时代，我很乐于知道他是从什么记载中得来的，因为我承认，我找遍我的全部《圣经》，也没有发现有一个字提到此事。如果他的“先祖权”是指的另外什么东西，那它同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事情就完全无关了。至于“先祖”这一名称怎样可以“部分地证明”凡是那些被这样称呼的人都有绝对的君权，我承认我并不了解，因而我以为，在根据这句话进行的辩论没有进一步变得更清楚一些之前，没有必要作出任何答复。

我们的作者说：“诺亚的三个儿子得到了这个世界”，“并由他们的父亲把世界分配给他们，因为整个世界是为他们的后裔所布满”。诺亚虽从没有把世界分给他的儿子们，然而世界却可能是为他的子孙和后裔所布满，因为“地”可以为人类所“充满”，而不被分配。因而我们的作者在这里所提出的一切论证都不可以证明这种分配。不过我就承认他证明了吧，那么我要再问一下世界既分给他们了，三个儿子中谁是亚当的继承人呢？假使亚当的“统治权”、亚当的“君权”，根据权利只传给了长子，那么其余两个儿子就只有做他的“臣民”、他的“奴隶”。如果按照情理传给了所有三个兄弟，那么依照同一理由，便应该传予一切人类，于是他所说“继承人是众兄弟的主”这一句话，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而所有的兄弟及所有的人类，就都是平等的独立的，大家都是亚当君权的继承者，最终大家也都是君主，彼此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作者会说：“他们的父亲诺亚把世界分给他们。”这样我们的作者就承认诺亚还胜于万能的上帝了，因为他认为上帝自己很难把世界赐给诺亚和他的儿子们，从而损害诺亚的长子名分。他说过这样的话：“诺亚是剩下来的世间唯一的继承人，为什么我们要认为上帝会剥夺他的长子名分，使他在一切世人中，与他的儿子们同样成为唯一的寄居者呢？”可是在这个地方，他又认为诺亚剥夺闪的长子名分以及把世界分给他和他的兄弟们，是适合的。这样看来，只要是我们的作者喜欢，这个“长子名分”有时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时又不一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如果诺亚的确曾经把这世界分配给他的儿子们，如果他分配领地给他们是有效的，那么神授之说便可以告终，我们的作者关于亚当的继承人的所有论述，连同他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东西便全站不住。君主的天赋权力垮台了，于是乎统治权的形式和具有这权力的人物，都将出自人的命令，而不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出自上帝的意旨。因为如果继承的权利是出自上帝的意旨，是一种神授的权利，便没有人——不管是父亲或者不是父亲——可以变更它。如果它不是一种神授的权利，那它就只能是人为的，依赖于人类的意志，于是在人间的制度便没有这种规定的场合，长子便没有优于他的众兄弟的权利，人类可以随意将政府交给任何人以及选择任何形式。

他继续说：“世上大多数的最文明的民族极力想从诺亚的儿子们或者侄子们溯寻他们的渊源。”所说大多数的最文明的民族有多少呢？他们又都是谁呢？我恐怕很伟大和文明的民族——中国人，以及东西南北四方其他几个民族，他们自己也不大会关心这个问题吧。信仰《圣经》的一切民族（我以为就是我们的作者所指的“大多数的最文明的民族”）只好从诺亚那里去溯寻他们的渊源；至于世上其余的民族，他们是不会去想到诺亚的儿子们或者侄子们的。各国的谱牒官和考古学家（因为极力设法溯寻民族渊源的通常就是这些人）都努力从诺亚的某个儿子或者侄子那里去溯寻他们的渊源，这对于证明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按理应传给先祖们有什么联系呢？各民族或种族的人们努力从某些人溯寻他们的渊源，我们可以断定那是由于他们以为这些人是有名望的人，对后世有荣誉的人，或是因为他们的德性和行为伟大的缘故。除此以外，他们却不询问或不想问他们是谁的后嗣，他们只是为了凭借自己的德行，把自己提高到一定的地位，从而可以给后世那些自称为是他们后代的人带来光彩而已。即使像奥古机兹、赫丘利、婆罗门、坦伯连、法拉梦德，甚至于像朱匹忒和萨腾这些人，都是古代和近代好些种族都曾努力寻求渊源的对象，难道这就能证明这些人“享有按理应当传给他们的亚当的统治权”吗？假如不会的话，这不过是我们的作者用来迷惑他的读者的一种闪烁其词而已，其本身根本毫无意义。

因此，他告诉我们的关于世界的分配的那些话：“有些人说，那是用抽签的方法来分配的，又有人认为诺亚在十年之内环游地中海，把世界分成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欧罗巴”；他的三个儿子每人分给一部分的土地，亚美利加则似乎是留了下来，谁能够攫取它就算是谁的——这些话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什么我们的作者肯下那么大的工夫来论证诺亚把世界分配给了他的儿子们，而不肯抛弃他那连梦都不如的想象，以为他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对这种想象的支持？这样一种“分配”，即使能证明什么的话，必定会剥夺亚当继承人的权利，除非三兄弟全都是亚当的继承人才行。因而我们的作者跟着又有这样的话：“这种分配的情形虽不明确，可是有一事最可以确定，那就是，分配本身是由诺亚和他的儿子的家族进行，而两亲是这家族的领袖和君主。”如果承认他的效力，这也只能证明，儿子们的父亲全都是像亚当这种统治权的继承者。如果在那时代，含和雅弗以及除了长子以外的其他父母们都只是他们自己的家族的领袖和君主，有按照家族分配地面的权利，那么年纪较小的兄弟们，既然也是家族的父亲，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呢？含或雅弗既不曾因为他们的长兄有嗣子的权利，而失去那传给他的权利，不为君主，那么今日的众子也可以凭着传给他们的同样的权利，成为君主。那么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王的自然权力便只能传于他自己的儿女，按照这种自然权利建立的王国没有一个能大过一个家族。“亚当支配世界的统治权”如果不是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按理只应传给长子，就是按理应平等地传给所有的儿子，于是每家的父亲都会像诺亚三个儿子那样有这种权力。不管你承认哪一种，它都会破坏世上现有的政府和王国。不是全世界依照嫡嗣的权利只形成一个帝国，便是各个家族依据“亚当传给家族的父母的统治权”自成为一个政府，二者必居其一。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出的关于亚当统治权的传袭的一切证明，也只能归结为这样。

在继续叙述关于传袭的问题时，他又说：“自从诺亚的家族在巴别塔分散以后，我们自然发现王权建立在世界各地的王国。”王权建立于“世界各地的王国”，我认为是没有人反对的；然而说世上竟有一些王国，它们的国王“根据从亚当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王位，这不只是不见经传之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的作者除了靠一个关于巴别塔分散时发生的情况创立的假说之外，并没有更好的根据来作为他的君主制的基础，那么他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君主制，为了联合一切人群，它的顶端纵使高入云霄，也只能像那塔那样起分散人类的作用，它除了引起扰乱之外，不能产生别的效果。

他告诉我们说，他们被划分的诸民族，是不同的诸家族，每家族又都有父亲做他们的统治者，因此即使在纷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上帝小心地按着不同的家族分配不同的言语，来保存父的权力”。除了我们的作者以外，如有人竟能在他刚才所引的《圣经》原文中明白地发现，所有民族在那次分散时是为父亲所统治，并且“上帝小心地保存父的权力”，倒也真是一件难事。《圣经》原文的叙述中，关于他们的统治者及政府的形式、“父”或“父权”，都没有提及一字。然而我们的作者在还没有人能够瞥见“父权”的一点影儿的时候，已经眼明手快地发现它了，并且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统治者就是父亲，而上帝小心地保存父的权力”。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同属一家族的人，说同一样的言语，因此在分散的时候，必然团聚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辩论：在汉尼拔的军队中有几个不同的民族，汉尼拔把说同样言语的人集拢为一队，因而父是每队的队长，汉尼拔小心地保持“父的权力”。或者可以这样说：在卡罗里那的殖民时期，那里的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各自聚居在一起，于是在卡罗里那州，他们“各随他们的方言、家族和邦国”划分他们的土地，因而“父的权力”是被人小心地保存着。或者还可以说：因为在美洲许多地方，每一个小部落都是一个个别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因而我们可以推论出“上帝小心地保存父的权力”，或推论到他们的统治者“依据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统治权”。虽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谁是他们的统治者，也不知道他们政府的形式是什么，只知道他们是分别独立的小社会，说不同的语言，就已够做根据了。

其实《圣经》上没有一个字提及他们的统治者或政府的形式，只叙述人类是怎样逐渐分为不同的语言和民族。如果《圣经》上没有说过这样的事，就肯定地告诉我们，“父”是他们的“统治者”，这样做，并不是根据《圣经》的权威来进行论证，只是我们自以为是地断言其为事实，在自己脑子里建立空中楼阁。因而他所说的“他们不是没有头领和统治者的杂乱人群，随便选择他们所喜欢的统治者或政府”，也是来自于同样的根据。

我想问一下，当人类全体仍说一种语言，都聚居在西奈的平原里的时候，他们是否全都受一个君主的统治，而这君主是依据传给他的权利享有亚当的统治权呢？假如不是的话，那在当时就显然没有亚当继承人的想法，没有人会知道根据这个地位而来的统治权，上帝或人类都没有小心地保存亚当的“父的权利”。当人类还只是一个民族，同住在一处，说一种语言，共同建造一个城市的时候，当他们显然一定是知道真正的继承人是谁的时候——因为闪活到以撒的时代，远在巴别塔分散以后，假如在那时候，他们不是受治于根据亚当传给他的继承人的父权而建立的君主制政府，那么很显然并不存在受人尊重的“父权”。并没有人承认来自亚当继承人的君权，在亚细亚也没有闪的帝国，因此也没有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诺亚分配世界之事。关于这件事，从《圣经》原文这个地方似乎只可以看出，如果他们那时有什么政府组织的话，也就是一个共和政府，而并不是绝对君主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创世记》第十一章）：“他们说”——这不是一个王下令建筑这座城和塔，它并不是出自君主的命令，而是出自许多的人，一个自由人民的协商；“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他们要凭借自由人的身份，替自己建造城，而不是以奴隶之身份为他们的君长和主人建造；“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因为一旦把城筑起来了以后，就有固定的住所来安顿自己和家族。作这种商议和计划的人是可以自由分离的，但是他们愿意聚集为一个整体，这样的事，对于在一个君主政府下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来说是既不必需，也不大可能发生的。这些人，就像我们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如果全是受治于一个君主的绝对支配权之下的奴隶，他们也没有必要那样想尽办法来阻止他们自己流浪到他的领域范围以外去。试问在《圣经》上，这个意思是否比我们作者所说的亚当继承人或者“父的权力”更为明白呢？

但是假如像上帝所说的那样，他们既为一族（《创世记》第十一章第六节），有统治者，有一个根据自然权利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的王，假如上帝又突然间让七十二个“不同的邦国”（我们的作者说有这么些）从他们的中间建立起来，各受不同的统治者的管辖，并马上脱离旧的君主的统属，那么上帝又何必要对保存最高的父的身份的父权那样关心呢？这就是把我们的好恶任意加于上帝的关怀里。假如我们说，上帝小心地保存那没有“父的权力”的人们的“父的权力”，这话说得通吗？因为假如他们是在最高的君主统治下的臣民，而同时上帝又夺去自然君主的真正的“最高的父的身份”，他们能有什么权力呢？如果说，上帝为保存“父的权力”起见，让好几个新的政府和统治者产生，然而这些政府和统治者并非全都享有“父的权力”，这话是否合理呢？反之，假若有人说，上帝让一个有“父的权力”的人，使他的政府分裂，由他的几个臣民分有，上帝是在小心地破坏“父的权力”，这样说不是一样也有道理吗？

同样，当一个君主国瓦解，被反叛它的臣民所分割的时候，假如君主制的政府认为上帝使一个安定的帝国分裂成许多小国，他是小心地在保存着君主的权力，这种说法不是跟我们的作者的论证法正好相同吗？假如有人说，凡是上帝决意要保存的，上帝便当做一件事物小心地保存，因此也被人类当做必需和有用的予以尊重——这是一种特别的说法，谁也不会认为应该仿效。如果闪（因为他那时还活着）应有统治巴别城那一个部族的“父的权力”，或者根据“父的身份”的权利，可是紧跟着，当闪仍活着的时候，另外七十二个人竟对分裂成多政府的同一个部族也享有“父的权力”，或依据“父的身份”享有统治权，我确信这样根本不可能是恰当和确切的说法。这七十二个父亲要不是恰好在混乱之前实际上已经是统治者，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一族，可是上帝自己说，他们是一个共和国，那么君主国到底在哪儿呢？要不就是，这七十二个父亲有“父的权力”，但自己并不知道。奇怪啊，“父的权力”既是政府的唯一根源，但是一切人类却都不知道！更加奇怪的是，口音的变化竟然会突然向他们透露这件事情，使这七十二个父亲在顷刻之间知道他们有“父的权力”，其余的人也都知道应当要服从他们的父权，并且各人都知道他所应臣服的特殊的“父权”是哪个！凡是能够从《圣经》上想出这种论证的人，也能够从那里找到最适合他的幻想或利益的乌托邦模型，而经过这样处理的“父的身份”，既可以为一个要求全世界的君权的君主辩护，同时也应能替他的臣民辩护，因为他们既然都是一个家族的父亲，就可以脱离对他的一切从属，并把他的帝国分裂为许多小国，自做君主。当我们的作者还没有决定究竟是当时还活着的闪，还是那七十二个新君主——他们在他的领土内开始创建七十二个王国，并且对他的臣民具有统治权——拥有父权以前，父权在他们中间谁的手上，始终是一个疑问。那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两方面都有“父的”（最高的）权力，并且被他引用作为例子，用来证明那些人的确“根据下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与任何君主的最高绝对支配权同样广泛的亚当的统治权”。至少，有一点是根本躲不开的，即是假如“上帝小心地保存新建立的七十二国的父的权力”，结果必然是，他也同样小心地破坏了亚当继承人的一切理由。因为真正的继承人（如果上帝确曾定下这样的继承权的话）必定为人知道，仍然活着，他们全是一个民族的时候，上帝竟这样小心地去保存那么多（至少七十一个）根本不可能是亚当嗣子的人们的父的权力，我们能做这样的结论吗？

宁录是他所举的享受这种先祖权力的第二个例子。但是我仍不明白，由于什么理由，我们的作者似乎对他有点恶感，而且说，他“不义地扩充他的帝国，用暴力侵犯别的家族之主的权力”。这里所说的“家族之主”在他的关于巴别城的分散的叙述中称为“家族之父”。他是怎样称呼都不要紧，我们也明白他们是谁。总之这个父的权力落在他们身上，不出两个原因：或者因为他们是亚当的嗣子，这样便不能有七十二个，也不能同时有一个以上；或是因为他们是子女们生身的父亲，这样每一个父亲凭借着同样的权利都有支配自己儿女的“父权”，其权力之广大与那七十二个父亲一样，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后代是独立的君主。他把“家族之主”作出这样的解释之后，又用下述的话很巧妙地叙述了君主制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被称为君主制的创建者”，即不义地用暴力侵犯别的家族之父支配他们儿女的权利。然而这种父的权力，如果是依据自然权利落在他们的身上（否则那七十二个父亲怎样可以够得到这权力呢），不得他们自己的同意，没有人能夺去它。那么我想请我们的作者和他的朋友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与别的君主有多大的关系，按照他在那一段中做出的结论，它将那些把支配权扩大到家族以外的王权化作暴君制和篡权制，或者化为族父的选举权与族父的同意权，而后者与人民的同意权就只有很小的差别。

他在下一节中所列举出的以东十二公，亚伯拉罕时代在亚洲一角的九个王，在迦南地区为约书亚所消灭的三十一个王，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为了证明这些王是有统治权的君主。但那时每一个城都有一个王所下放的力量，却是大量和他直接相反的证据，证明使他们成为君主的，不是亚当传给他们的“统治权”。因为假如他们是以这个资格而拥有王位的，那么结果不出二途，或者只能够有一个统治者支配他们全体，或者每一家的父亲都像他们一样，是一个君主，一样可以有资格要求王位。假如以扫的所有儿子，不论长幼，每人都有“父权的权利”，在他们的父亲死后，都成为统治的君主，他们的儿子在他们死后，也有同样的权力，以此类推，一直到亿万代；这样，父亲的一切自然权力，便可能被限制到只可支配他们自己生养的子女和他们的后裔。父的权力随着每个家长的死亡而终结，好让同样的父权落到他的每个儿子身上去各自支配各自的后裔；这样，父的身份的权力的确将被保存下来，而且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它对于我们作者的目的却毫无帮助，他举出的那些例子都不能证明他们具有的任何权力都是基于他们作为亚当的父权继承者而取得的父权资格，而不是基于自己本身的资格。因为亚当的“父权”是支配一切人类的，每一次只能传给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只能再传给他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以此种权利为依据，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王。假如说依据的不是传自亚当的父权，则这种资格就必然只是因为他们自己是父亲，于是他们除了支配自己的后裔之外不能再支配任何人。那么如果属于亚伯拉罕后裔的以东十二公，亚伯拉罕邻国的九王，雅各与以扫以及迦南的三十一个王，为亚多尼伯锡克所残杀的七十二个王，到贝纳德来的三十二个王，在托洛亚城交战的希腊七十个王，依照我们作者的主张，通通都是统治的君主的话，很显然这些君王的权力都是来自“父权身份”以外的某种根源，因为他们中有些人的权力范围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后裔，这又证明他们不能全都是亚当的继承人。

一个人凭借着“父的身份”而提出对权力的要求，我敢说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可以理解的或是可能理解的，即或是因为他是亚当的继承人，或是因为他是能够支配他自己所生的子孙的祖辈，在这两者之外，我敢断言没有人能够找出别的理由。假如我们的作者能够证明，他所举出的一大串君主之中，有任何一个是根据上述的资格之一而得有权力的，我或许可以承认他的主张。不过他们显然全都与他用来证明的论点不相干，并且是直接冲突的，他的结论本就是“亚当支配全世界的统治权按理应当传给先祖们”。

我们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先祖政治继续存在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身上，直到被埃及奴役的时代”，接着他又说，“我们能够按照明显的脚印追踪这个父权政府一直到入埃及的以色列人那里，到埃及后，最高父权统治的行使便中断了，因为他们已经为一个较强有力的君主所征服”。我们的作者心目中的父权政府的脚印——从亚当传下来的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依据父权来行使绝对君主权力的足迹——经过二千二百九十年，根本就不是什么足迹；因为在所有那段时期内他不能够举出一个例子，证明有任何一个人是依据“父的身份”来要求或行使王权的，或指出有任何一个做君主的人是亚当的嗣子。所有他的证据能证明的只是，在那个时代，世上有父亲、先祖和王。但是父亲和先祖有没有绝对的独断的权力，那些王凭着什么资格拥有他们的权力，这种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圣经》完全没有提及。很显然，依据“父的身份”的权利，他们既不曾也不能够要求享有统治权和帝位的资格。

说“最高的先祖统治权的行使之所以中断，那是因为他们已附属于一个较强有力的君主”这句话不能够证明什么，只能证实我从前所怀疑的，“先祖统治权”是一种谬误的说法。在我们的作者身上，它并不能表示“父的”和“王的”权力的意思，因为他假设的这种绝对统治权是属于亚当的。

因此，当埃及有一个君主，以色列人又是在他的王权统治之下的时候，他怎么可以说“先祖统治权在埃及已经中断了”呢？假如“先祖权”就是“绝对的君主权”，又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费那么些笔墨来论述一个不成问题而又同他的目的无关的权力呢？如果“先祖权”就是“王权”，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先祖的”统治权的行使根本没有中断。的确，那时王权的行使不是在神许与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手中，可是在那之前，我知道也是没有的。除非我们的作者认为只有这个神选的亚伯拉罕的宗系才有对亚当的统治权的继承权，否则这同他在上面讲到的“传自亚当的王权”的中断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所举的七十二个统治者——在巴别城口音变乱时父亲的权力保存在他们的身上——以扫以及以东十二王的例子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把他们与亚伯拉罕和犹大一道举出来，当成是真正“父权政治”的例证呢？如果不论什么时候，只要雅各的后裔没有最高权力，世间的“先祖统治权”的行使也就停止了，我猜想如果君主的统治权归埃及法老或别人掌握，倒是会满足他的需要。可是在所有地方，我们都不容易发现，他所讨论的目的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当他说到“最高的父权在埃及的行使……”时，他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甚至这话怎样足以证明亚当的统治权传给先祖们或其他的人，都含混到难以猜测。

我原本以为他是从《圣经》中给我们提出一些关于从亚当传下来的以父权为基础的君主政府的证明和例子，而不是给我们一篇犹太人的历史。这些犹太人，我们要在许多年以后，他们成为一个民族时才发现有君主，并且也不曾提到亚当的继承人是这些君主，或者他们是在具有父权的时候，根据父权而成为君主的。我本以为他既然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圣经》的事情，他想必能从那里面提出一系列的君主，他们都清清楚楚地具有亚当父权的资格，他们作为他的继承人，对他们的臣民拥有并行使父权统治，因此这是真正的父权政府。不料他既没有证明先祖们是君主，也没有证明君主或先祖是亚当的继承人，哪怕是冒充的继承人也罢。这样，倒不如说证明了先祖们全是绝对的君主，先祖和君主的权力只是父权，以及亚当传给他们的这个权力。我认为，所有这些命题都可以从菲迪南多·索托关于西印度的一群小王的杂乱记述中，或者从任一种北美洲的近代历史中，或者从我们的作者引自荷马的希腊七十个王的故事中得到证明，其效果与我们的作者从《圣经》里拿出的那一大堆他一一列举出来的君主们一样的好。

我以为他还不如抛开不谈荷马和他的特洛伊战争，因为他对于真理或是君主政体的强烈热忱已经使他对哲学家们和诗人们产生了如此高度的愤懑，以至于他在序言中告诉我们说：“在今日，喜欢跟着哲学家和诗人们的意见后面跑的人太多了，他们想从中找到一种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自由权利的政府起源学说，使得基督教蒙受耻辱，引出了无神论。”可是这些异教的哲学家和诗人们——像亚里士多德和荷马——只要能够提供一些还可以满足他的需要的东西，就根本没有被我们这位热诚的基督教政治家拒绝过。

可是，让我们仍旧回到他的《圣经》上的历史来吧。我们的作者接着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摆脱压迫回去，上帝对他们特别关心，挑选摩西和约书亚相继做君主来管理他们，替代最高的父亲的地位。”假如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压迫回去”是真的话，他们一定回到自由的状态，并且这话必定包含有他们在受压迫之前及以后都是自由的意思，除非我们的作者说，主人的更换就是“摆脱压迫回去”，或是一个奴隶从一只奴隶船搬到另一只船去，就是“摆脱压迫回去”。假如说他们“摆脱压迫回去”了，很明显，在那个时代——不管我们的作者在序言中说了些与此相反的话——一个儿子、一个臣民和一个奴隶之间的区别是存在的。但不论是受埃及压迫以前的先祖们还是以后的以色列统治者，都没有“把他们的儿子或臣民算做他们的财物”，像处置“别的财物”那样，用绝对的支配权来处置他们。

流便献他的两个儿子给雅各做担保，犹大最后为使便雅悯平安逃出埃及而充当了担保，这是明显的例证。假如雅各对于他的家族各人的支配权，像支配他的牛或驴一样，像主人对于自己的财物一样，上述的事便完全是空的、多余的，最多是一种笑话而已。并且流便或是犹大出来做担保，保证便雅悯回去一事，正像是一个人从他的主人的羊群中取出两只羊，拿一只出来做担保，保证他一定会好好地把第二只送回去一样。

当他们脱离了这种压迫，其后又怎样呢？“上帝因为对他们以色列人特别关心。”在他的书中，他竟有一回让上帝对人民关心起来，真好，因为在别的地方，当他讲起人类来时，一若上帝绝不关心他们中的任何部分，而只关心他们的君主，至于其余的人民，人类的社会，只被他当做若干群的家畜，供他们的君主使役、应用和作乐。

上帝挑选摩西和约书亚相继做君主来统治，这是我们的作者所发现的精明的论据，证明上帝关心父的权力和亚当的继承人。这里面，为表示上帝对他自己的人民的关心，他挑选来做他们的君主的人竟都没有做君主的资格，因为摩西在利未族中，和约书亚在以法莲族中，都没有父亲的身份。但是我们的作者说，他们是代替最高的父亲地位的。假如上帝曾在任何地方像他选择摩西和约书亚那样明确地宣告过他把这样的父亲作为统治者，我们就可以相信，摩西和约书亚是“代替他们的地位的”。但是那是一个还在争论中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被更好地证明以前，摩西为上帝选做他的人民的统治者，不能证明亚当的继承人或“父亲的身份”拥有继承权，正如同上帝选择利未族中的亚伦做祭司，不能证明祭司一职属于亚当的继承人或“最高的父亲”一样。纵使祭司和统治者两种职位都不是安排在亚当的继承人身上或是父的身份之上，上帝仍然可以选择亚伦做以色列的祭司，选择摩西来统治。

我们的作者接着说：“同样，在选择了他们之后没多久，上帝又设置了裁判官，在危险的时候保护他的人民。”这证明父的权力是政府的渊源，同从前一样，继承权是从亚当手中得到的。只是在这里，我们的作者似乎承认这些在当时全都是人民的统治者的裁判官们都不过是些勇敢的人们，在危险的时候，人民推举他们做将军来保护他们。难道没有父权为统治权力的依据，上帝就不可以设置这些人员吗？

可是，我们的作者说，当上帝为以色列立君的时候，他重新建立了父权政府世代承袭制这一个古老而原始的权利。

上帝是怎样重新建立的呢？是用一种法律吗，即一种成文的命令吗？这样的事情我们找不到，那么我们的作者的意思便是，当上帝为他们立君主之时，他就“重新建立了这权利”等等。所谓在事实上重新建立对父权统治的世代承袭权，便是让一个人占有他的祖先曾经享有的以及他自己根据世袭权也有资格享有。因为，第一，假如不是他的祖先曾有过的政府，而是另一政府，那就不是继承一种“古老的权利”，而是开始一种新的权利。如果一个君主，除了赐给一个人多年来他的家族已被夺走的早期遗产以外，还另外赐以从来不曾为他们祖先所占有过的财产，在这个场合，只有对于从前为他们的祖先享有过的产业，才能说是“重新建立世代承袭的权利”，别的产业就不能这样说。因而，如果以色列诸王所有的权力多过以撒或雅各所有，那便不是在他们身上“重新建立”对某一种权力的继承权，而是给他们以新的权力——不论你怎样称呼这种权力，不管是不是“父权”。至于以撒和雅各有没有与以色列诸王一样的权力，我请大家根据上面讲过的话去加以考虑，我不相信会发现亚伯拉罕、以撒或者雅各享有任何一点王权。

其次，除非那个取得这种权力的人确实有继承之权，又是他所继承的人的真正下一代继承人，不然对任何东西都不能有所谓“原始的与古老的世袭权利之重新建立”。在一个新的家族中开始的事情，能说是重新建立吗？让无权继承的人得到王位，然而这个人在世代继承没中断过的情况下又根本没有可能提出取得这种权利的借口，这能说是一种古老的世袭权的重新建立吗？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是出自便雅悯族。是否“古老的和原始的世代继承权”在他身上“重新建立”了呢？大卫是第二个王，他是耶西最幼的儿子，而耶西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的后裔。是否在他身上又“重新建立了对父权政府的古老而原始的世代继承权呢？”抑或是在王位的继承者他的幼子所罗门的身上呢？是在支配十族的耶罗波安的身上呢？抑或是在登基六年与王族血统完全无关的亚他利雅的身上呢？假如“父权政府世代承袭的这种古老而原始的权利”重新建立在上述诸人中的任一个人或他们的后裔身上，那样“父权政府世代承袭的古老而原始的权利”，不论长兄幼弟都可享有，只要活着，在他身上都可重新建立这种权利。只要幼弟们和长兄们一样，根据“世代承袭的古老的和原始的权利”可以享有的权利，无论它是什么，每一个活着的人也可凭着世代承袭权而取得这种权利，包括罗伯特爵士以至任何人。我们的作者是为了保障王权和王位继承权而重新建立了对“父权”或“王权”政府的世代继承权，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这种权利，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英勇权利，就让大家来考虑吧。

然而我们的作者又说“每当上帝选择王位的主人时，他预定使他的子孙也享有这种利益，虽然王位的授予只提到父亲，这种利益已被认为是充分地包含在父亲身上”，但是这也不能对继承问题有所帮助。因为即使依照作者所说，君权授予的恩惠亦要传及承受此权利者的子孙，这指的也不是继承权。为什么？因为上帝既把某项东西一般地给予某人同他的子孙，则具有此项权利的人不能是特定的某一个子孙，相等的权利应赋予每一个人。假如说我们的作者的意思是指嗣子而言，我想作者同任何人一样都很愿意用这个词，只要这样做能满足他的需要。然而继大卫为王的所罗门与继大卫统治十个支派的耶罗波安一样，虽然都不是他的嗣子，但却是他的后代。因此我们的作者有理由避免要嗣子们继承，因为这种说法在继承上行不通。这一点我们的作者不能反对，于是他的继承权理论便不攻自破，犹如他在这个问题上什么也没有说过一样。如果上帝把君权授予一个人及其子孙，就像他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岂不是他们大家都有权利——大家都有份儿了么？

然而我们的作者将怎样证明，每当上帝选择某一个特定的人做王的时候，他预定子孙们（我假定他的意思是指他的子孙们）也必定享有这种利益呢？他在同一节中说，“上帝因对以色列人特别关心，挑选摩西和约书亚做君主来统治”，他竟这么快就把摩西和约书亚连同上帝所立的士师们忘记了吗？这些君长既有“最高的父的身份”的权威，他们不是具有与君主同等的权力吗？他们既为上帝自己特别选任，他们的后裔难道不应像大卫和所罗门的后裔一样也享有那个选任的利益吗？假如他们的父权是由上帝直接交到他们的手上，为什么他们的“子孙”没有这种利益，继承这个权力呢？或者，假如他们是以亚当的嗣子的资格取得这种权力的，他们彼此既不能互为继承者，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嗣子们在他们死后不能凭借传给他们的权利享有这种权力呢？摩西、约书亚和士师们的权力是否同大卫和以色列诸王的权力相同，并且是出于同一渊源呢？是否一个人所有的权力必不能为另一个人所有呢？假如这种权力不是“父权”，于是上帝自己的选民也受那些没有“父权”的人所统治，虽然那些统治者没有这种权力但照样治理得很不错。假如这种权力是“父权”，而行使这权力的人是由上帝特选，那么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每当上帝选择一个人做最高的统治者（因为我认为君主这个名称并没有什么魔力，真正的差别并不在于称号，而在于权力），他预定这个人的子孙也都享有这种利益”这条规则便没有用处了，因为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大卫的时代（四百年），任何一个儿子除了在父亲死后与诸士师一起继承他的统治权，审判以色列人外，子孙们从来不是“那样充分地被包含在父的身上”。假如为避免这点，而说上帝时常选择继位者，这样把“父的权力”赐转给他，而不让他的子孙继承，耶弗他故事中（《士师记》第十一章）的情况很显然不是如此。耶弗他与人民立约，他们就拥护他做士师来统治他们。

我们的作者说，“每当上帝选择一个特定的人”来行使“父的权力”，假如这不是指为王的意思，我倒是很想知道一个王与一个行使“父权”的人之间有什么分别；他预定这个人的子孙也享有这种利益，就是白说的了。我们看见士师所有的权力及身而止，而不传给他们的子孙。假如士师没有“父的权力”，我恐怕要难为我们的作者或任一个信服他学说的朋友来告诉我们，那时谁有“父的权力”，即是说支配以色列人的统治权和最高权力。我恐怕他们只好承认上帝的选民，作为一个民族存在了几百年，并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过这个“父的权力”，或许没有出现过任何君主的政府。

若想充分明白这一点，只要读读《士师记》最后三章所载的利未人的故事，以及因为利未人的缘故，以色列人与便雅悯人战争的历史就行了。当我们看到，利未人民要求报仇，为这事而讨论、决议以及指挥当时行事的，都是以色列众支派和他们的公会，那么我们的结论不出二途，或者上帝在他自己的选民当中并不是“小心地保存父的权力”，或者在没有君主政府的地方，“父的权力”也可以得到保存。假如是后者，那么尽管“父的权利”得到极为有效的证明，却不能由此推论出君主制政府的必要性。假如是前者，那么上帝一方面规定“父的权力”在人类的儿子中间那样神圣不可侵犯，没有它就不能拥有权力或是政府，而另一方面在他自己的选民中间，甚至当他正在替他们设立一个政府并且正在给一些国家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规定法则时，这个伟大的根本的一点，会被隐藏和忽略达四百年之久，岂不是咄咄怪事，令人难以置信吗？

在我丢开这个问题以前，我不得不问一下，我们的作者怎样会知道，“每当上帝选择一个特定的人做王的时候，他预定这个人的子孙也都享有这种利益”？上帝是通过自然的法则或启示来说的吗？根据同一法则，他也必须说明他的“子孙”中哪一个应当根据继承法则享有王位，即是要指出他的继承人，否则便会让他的“子孙”们去分割或争夺统治权了。当有人提到上帝曾宣布过这种意思的证据时，我们有责任相信上帝确有这种意思，然而在没有提出证据前，我们的作者应该对我们提出一些较好的根据，之后我们才有义务奉他为上帝意旨的可信的启示者。

我们的作者说：“在他授予王位时只提及父的名字，子孙已经充分地包含在父的身上。”可是，当上帝把迦南的土地赐给亚伯拉罕时（《创世记》第十三章第十五节），上帝认为应该把“他的子孙”也包含在内；同样，祭司的职务是赐予“亚伦和他的子孙”；上帝不只把王位赐给大卫，还赐给他的子孙。不论我们的作者怎样对我们保证“当上帝选择一个人做王的时候，他预定这人的子孙也享有这种利益”，我们却看见，他赐给扫罗王位时，却并没有提到在他死后他的子孙怎样，并且王位也不归他的子孙所有。为什么在选择一个人做王时，上帝就预定他的子孙也享有这种利益，而在选择一个人做以色列的士师时，就不是这样做，我很愿意得到一个理由。为什么上帝赐给一个王以“父的权力”时，就包含他的“子孙”，然而对一个士师作同样的赐予时，就不包含这个呢？是否“父的权力”根据继承权只应该传给一个人的子孙而不应传给另一个人的子孙呢？对于这区别的理由我们的作者实在有说明的必要。如果赐予之物同样是“父的权力”，赐予的方式同样是上帝对于人物的选择，但是仍有分别，则区别所在必不单是名称了。因为我们的作者说“上帝立士师”，我认为他决不会承认他们是由人民选择的。

我们的作者既然那样自信地断言上帝小心保存“父的身份”，并自诩他所说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之上，我们可以预期那个法律、制度以及历史主要都包含在《圣经》里的民族会给我们提供更明白的例子，来证明上帝对于在那个民族中保存父权所表示的关心，因为大家都承认，上帝对这个民族是特别关怀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从犹太人开始成为一个民族以来，在他们中间，这种“父的权力”或统治权是处于什么状态。根据我们的作者的自白，由他们入埃及到他们脱离埃及的羁绊回来这二百多年中，这种权力是根本不存在的。由那时直到上帝为以色列人立君的大概四百年中，我们的作者对这个问题也只作了很简略的叙述。的确，在整个那段时间中，犹太人中间也没有父权或王权政治的一点迹象可寻。然而我们的作者却说：“上帝重新建立了父权政府的古老而首要的直系继承权。”

我们已经看到了当时建立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是什么。我现在只要考虑一下这种情况经历了多久，那就是到他们被囚为止，大约有五百年。从那时起到六百多年之后被罗马人灭亡这个时期中，这个古老而首要的“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再一次失去。此后在没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他们仍旧是在上帝赐予的土地上的一个民族。可见，在他们作为上帝的特选民族的时间里，他们保有世袭君主政府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然而在这一段时期，没有一刻有“父权政府”的痕迹，也没有“重新建立这古老而首要的对父权政府的直系继承权”的迹象，无论我们认为从来源上说，它是从大卫、扫罗、亚伯拉罕等人得来的，或者按照我们作者的原则来说是从唯一的真正的来源，从亚当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