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理性的界线

在第六章第二节中，我们指出康德以时间的总体范围，在图式的形态下，为科学知识划定了一个明确的可能经验的论域。通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来确认这些能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康德理性批判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他为“先验逻辑”研究所规定的内容中，范畴、理念等先天知识的运用范围，就是其中的一个。⁽¹⁷⁾现在，在理念论中，康德再度回到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了科学认识的“界线”概念，并且论述了形而上学与经验认识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这些正是现代分析哲学集中争论的问题。

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者遵奉休谟的思想路线，要进而彻底否定形而上学。然而休谟区分推理、事实与价值的学说的重大意义，实际上是康德首先意识到，并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加以深刻思考的。他在提出理性的界线问题时，一开始就提到休谟。他指出，休谟的怀疑论本来是为了维护理性的经验使用的，它把凡是超出经验使用的东西都认为是无价值的、骗人的。但是，它这种怀疑的结果，却使得连经验原则也怀疑起来，并且给科学造成一种混乱，使科学不能决定对理性究竟可以信赖到什么地步。因此康德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把我们的理性使用的界线按照原则正式加以规定之后，这种混乱才可以消除，并且使它今后永远不再出现。”⁽¹⁸⁾康德的这一说法，其实质是要理清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不过这样做的结果，并非像逻辑实证主义者那样走向虚无主义，彻底否定形而上学（这在康德看来是“因噎废食”），而是要为二者协调出共处的关系，使形而上学服务于科学，达到引导科学趋向统一的目的。

把理念视为“规定人的理性的界线之用，”⁽¹⁹⁾为的是给这种协调关系提供一种澄清的概念方面的基础。像“灵魂”、“上帝”这一类的理念，在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者的意义标准中，纯属无意义的概念，是应绝对加以抛弃的。不过康德并不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他对这方面问题的考虑，同样表现了他思想的中庸性质，就像他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一样。

为了说明理念的这种划界作用，首先就应界定什么是“界线”（Grenze）。康德把它与“限度”（Schranke）区别开来。“界线（在有广延的东西里）永远以存在于某一个确定的场所以外并且包含这个场所的一个空间为前提；限度并不需要以这个为前提，它仅仅涉及没有绝对完整性的量的一些否定。”⁽²⁰⁾这就是说，界线与限度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借助一个实在的空间与一个虚空的空间的毗邻关系，划出以确定的空间为边缘的场所，因而它包含有肯定的东西。如康德举例说的，面就是物体空间的界限，而面本身也是一个空间；限度则没有这种空间上的肯定性，它只包含着否定。这种否定性在于，从量上说，它所划定的范围是相对的，开放的，包含着在量上扩展的可能。

按照界线与限度的这种定义，康德认为，在数学和自然科学里，“人的理性固然承认有限度，然而决不承认有界线。”⁽²¹⁾这就是说，理性承认在它以外固然有某种东西是它永远达不到的，但并不承认它在经验的发展中会终止于某一点上。联系到康德在“思维公设”中用模态范畴所划定的经验科学范围，即以时间为形式的可能感觉的范围，上述说法的含义就很清楚了。康德的意思不外是，在质的方面，数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其确定范围的，但从量上来说，这一范围又是开放的。因为通过数学认识的扩大与不断发明，通过自然科学在经验上发展的连续性，将不断发现自然界的新性质与规律，因而数学与自然科学在其范围的限度上是不断延伸的，永远不会封闭在一个量上不变的空间内。这就是它们不承认有界线的原因。

数学与自然科学在范围上有限度，康德认为这表现在数学只涉及现象；凡不能属于感性直观对象的东西，如形而上学与道德概念，都在数学的范围之外。数学决不导向这些东西，也决不需要这些东西。可见，在数学的范围以及它与形而上学、道德学的关系问题上，康德的看法是非常明确的，“可以说数学和形而上学及道德学没有一点一线的接触。”⁽²²⁾同样，自然科学在其研究对象上，也仅仅以现象为范围。在对这些现象作出解释时，不能以超经验的、假想的概念，例如“上帝”“物自体”等为根据，而只能依据经验的法则。因此，不论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上、还是它所赖以解释这些对象的法则上，自然科学也与形而上学、道德学无涉。

然而这只是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自然科学又是与形而上学密切不可分的。这种密切的关系，来源于理性的特点以及形而上学自身的性质。

理性并不满足于在现象领域中探讨的所得，它的特点是要从自然事物的条件制约的链条中，从有条件者那里寻根问底，沿着这一条件系列上溯，追问终极的无条件制约者。例如，当我们探明了太阳晒是石头热的原因时，我们一定会再追问，为什么太阳会发出热量？倘若得出一个答案，那么，理性又会循此再追问下去，一直要追问到某个终极的原因。因此，在这种追溯的过程中，“理性看得明白：感性世界并不能含有彻底性；作为理解感性世界之用的一切概念：空间、时间以及我曾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名称之下提出的一切东西，也都不能含有彻底性。”⁽²³⁾为了追求这种彻底性，在康德看来，理性就要从现象进入作为它们的根据的物自体。“现象实际涉及与它们本身不同的什么东西（即完全异质的东西），这是因为现象永远以自在的东西为前提。”⁽²⁴⁾

理性这种追求彻底性，把握物自体的愿望，所产生的正是形而上学。在这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是自然界本身建立在我们心里的东西。”形而上学正是理性为了探求现象世界的本源构造、为了从对有限事物的探讨，进而把握无限的事物而产生的学问。因而，“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²⁵⁾康德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大体相当于我们现今所说的世界观（主要是自然观），以及理论思维。后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过类似的肯定哲学作用的话。⁽²⁶⁾这在我们看来，要么是与康德的看法有所偶合，要么是对康德这一看法的肯定。

理性既不可避免地产生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又是以无限、物自体为对象，因此，形而上学要把握的不过是一些思维存在体。这些单纯的思想物并没有实在的对象，不能见之于感性世界之中，因而它们所拥有的，只是“空的空间”。而与之相反的自然存在，则占有“满的空间”。　

利用空间的概念，我们可以明确地将自然科学的对象同形而上学的对象区分开来，而它们两者在空间上的区别，又使我们得以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因为如前所述，界线要以空间上的区分为前提。康德认为，这条界线的划出，是由理念进行的。因为“先验的理念迫使我们一定要向这些思维存在体前进，并且看来已经引导我们一直走到了满的空间（经验的空间）同空的空间（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空间——本体的空间）的接触点上，因此我们也就能够规定纯粹理性的界线。”⁽²⁷⁾康德这段话告诉我们，理念规定的界线是在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的“接触点上”，因而它是对模态图式所划定的科学认识的范围，从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上，进一步加以确认。从图式论到理念论，我们可以看出横贯于康德思想中的一条线索，这就是为科学与非科学认识提出一个划界标准，以为科学认识提供一个牢靠的地盘。

此外，康德在这方面还有着更深入的考虑，这是他之所以在思维公设之后，还要以理念来划定上述界线的目的。这一目的就是为科学与形而上学规定出一个合理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使二者截然分离。因为既然形而上学是理性的天然趋向，并且如果这种趋向不加以正确引导的话，就会产生假象与谬误，那么问题的适当解决办法应当是因势利导，校正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即设定一些只具有观念性的思维存在体，一方面用以引导本来只有“分散的”（distributiv）统一的科学，达到“整体的”（kollektiv）统一；⁽²⁸⁾另一方面也可同时满足理性所渴望的把握无限与本体的要求。这种理念对于知性的经验知识的引导作用，康德称之为“范导的”。因而我们下面可转向理念的第二种效用，即作为范导原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