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丹诺夫的讲话，不仅中国哲学专业和西方哲学专业，而且其他专业的一些学者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主动学习和自觉接受。这里之所以说“主动”，是因为在全国尚未解放、有关方面还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学者就已经开始学习了。据记载，仅在1949年5月24日前后一段时间，郑昕和金岳霖即召集有关学者进行过32次座谈会，讨论哲学和哲学史问题。5月24日是第21次座谈会，议题是讨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讲话，从此次开始座谈会改由新哲学会主持。此类会议共举行过三次。此后，第“28～32次讨论哲学史课程提纲”。[16]
1950年2月12日上午、3月5日上午召开过两次关于日丹诺夫哲学史讲话的讨论会，参加者有金岳霖、冯友兰、[17]朱光潜、汤用彤、张岱年、郑昕、齐良骥、王太庆、胡绳等。这两次会议《新建设》杂志都有记录。讨论前由马特拟了讨论提纲，发给大家参考。[18]提纲共列了四个问题：（1）关于哲学史的定义；（2）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关系；（3）哲学中的党性原则；（4）研究哲学史的任务。马特指出，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是“人类对于周围世界的知识之前进上升、发展的历史”，其根本错误在于忘记了阶级斗争在哲学史上的反映。马特根据毛泽东的话指出，“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民族斗争知识也包括在里面……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总结”，哲学史和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分不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哲学史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唯物论怎样克服唯心论的历史”。[19]马特引用毛泽东的话，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这可能是哲学史界第一次将毛泽东的话作为哲学史研究的“元语言”使用。[20]这表明，毛泽东的话语已经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指南；“思想改造运动”不仅是马列主义的过普及程，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普及过程；后一方面至少和前一方面同样重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旧哲学的关系，马特说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是只看到了两者的联系，没有看到两者的不同之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所在。第一，旧哲学只是少数哲学家的私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武器；第二，旧哲学要求解决包罗万象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贯穿在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和概括，“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分出来的一种独立的科学”。关于党性问题，马特指出，“党性便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党性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唯物论与唯心论两大阵营的斗争”。[21]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之一就是客观主义，不能从战斗的立场说明哲学的本质。关于哲学史的任务，马特重申了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
会上，郑昕希望围绕马特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讨论。任华说，“研究哲学史应该和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自己过去研究哲学史，没有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把哲学史讲得很抽象，看不出什么意义来；解放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觉得看得深了，对古代哲学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过去曾认为柏拉图的思想有代表全人类的地方，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柏拉图在当时是很反动的”。张岱年认为，“日丹诺夫的定义是很正确的，也可以用到中国哲学史方面。其中历史观尤其重要，譬如孔子和老子都有两方面，必须看他的主导思想在哪一方面，才能决定其进步或落后”。[22]胡绳认为，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有两点，一是把哲学看作全部科学知识。而事实上，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以后，哲学“不复是科学知识的总和，而是以科学为基础的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其任务在于分析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的过程”；[23]亚氏的第二个错误是把哲学史看成平静的进化史。其实，哲学史是“互相对立的思想各不相容的斗争史”，“研究哲学史必须把握一定的立场，否则便会产生客观主义的错误”。[24]汤用彤对日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以往哲学的“否定”的观点进行了解释，指出“否定”包含了继承，是“在新的更高的综合中吸收，批判地改造和联合人类历史上所达到的前进和进步的一切”。[25]朱光潜说，哲学体系是“整体”的，能否保留一部分去掉一部分，值得怀疑。齐良骥对批判地接受提出了疑问，指出过去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还能做什么？马特指出，批判地接受不是机械的，如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无疑是反动的唯我论命题，但当时有宣传理性主义的作用；不能脱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谈论其辩证法等。金岳霖指出，批判必须有立场，“我们首先要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然后再去看哲学上的体系，那时我们便会不把它们当作体系看；否定，就是把原来的体系完全抛开”。[26]贺麟对客观主义问题进行了检讨，说自己过去只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知道也反对客观主义。亚历山大洛夫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必须站稳立场，掌握好辩证唯物论，做到“主客合一”。
1950年3月5日上午召开的第22次座谈会的议题，是就哲学史的党性和哲学史研究的任务问题进行讨论。马特提出，党性问题可以和文化统一战线问题结合起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制度下，除了领导政党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是否也还有非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存在的可能呢？”[27]贺麟指出，“哲学的党性，广义说来就是阶级性”。自己过去对此很难搞通，只知道哲学的普遍性、哲学的个性、民族性等，其实，“每一个哲学一定代表着某一种利益说话，为某一种制度辩护”。“（一）从发展看，现在已经发展到阶级重点的阶段，所以应当强调哲学的阶级性。”（二）不能离开阶级性谈个性，也不能离开阶级性谈民族性。“（三）如果问阶级性是否束缚人，以及无产阶级是否一偏，我的回答是：不是的。因为无产阶级占大多数，最无偏见，不但不偏颇狭隘，而且最大公无私，自然不束缚人。”[28]任华认为，哲学的阶级性注重的是社会经济意义，党派性注重的是政治意义。讲哲学史，应先从哲学家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哲学讲起。胡世华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党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有战斗性的”。[29]金岳霖指出，自己过去是反对党性的，也不喜欢哲学史，总是把哲学看作一套抽象的思想结构，看不出党性。他决定先研究历史唯物论，再来研究哲学，认为这样也许能把握住党性。马特指出，即使二加三等于五之类的抽象命题，其背后也有唯物和唯心不同的立场。贺麟强调，金岳霖所讲的抽象的立场，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侯外庐辨别了党性和阶级性的不同，指出各阶级都有自己的立场，只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所以其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平实不虚”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阶级性反映上去，成为意识形态，集中为党性，再反过来指导社会政治……党性的根本精神是要作实际斗争的，我们今天所要的党性，就是辩证唯物论，是一种斗争的武器，批判的武器”；“党性的特征，则是把理论的结果化为斗争的武器”。[30]对于唯物论在政治上进步，唯心论在政治上落后，张恒寿慎重地指出：“不能机械地看，恐怕要细细弄清楚历史社会条件的细节，才能见其大体。”[31]对此，侯外庐指出：“历史上的唯物论大体上是代表进步阶级的，唯心论则视其时代而定其进步性。大体上唯心论的世界观总是反动的。”[32]侯外庐所说，可谓“对应史观”，其中包含有现实对于历史的投射。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与辩证唯物论的联结影响或塑造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认为历史上唯心论是与反动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的。从更深层次说，这种对应与其说是客观地了解历史得出的结论，毋宁说是为了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进步性或者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说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里也涉及研究者本人的存在价值问题。现实与历史的变动，民族与个人的存在，十分复杂地纠结在一起。
艾思奇也参加了讨论会。他认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是正确的，“应该对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引起一个认识上的根本变革”。只有坚持这个定义才有可能把哲学史的研究当作科学，掌握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为什么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史？艾思奇指出，唯心主义有其认识根源，也有其阶级根源。“反动的剥削阶级需要经常地对于自然界、客观世界的某些真相加以隐瞒、夸大和曲解，因此就要坚持唯心论的世界观，反对唯物论的世界观。因此，哲学史的发展……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过程。”[33]关于新旧哲学的区别，艾思奇强调，在与科学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与旧哲学根本不同。马克思主义“以全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做基础，以一切人类科学的成就作为基础”，加以概括和总结，得出普遍的原理和规律，反过来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指南；“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为一种科学”。[34]关于哲学的党性原则，艾思奇指出，它首先表现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由此“使哲学史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党派斗争的历史”。[35]哲学的党性也是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在本质上，唯物论反映着进步的、革命的阶级立场，唯心论反映着保守的、反动的或反革命的阶级立场”。[36]关于研究哲学史的任务，艾思奇认为是“为着解决现有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克服旧封建中国社会遗留下来的唯心论影响和‘五四’以来从帝国主义国家广泛流传进来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影响的问题”；在中国哲学方面，要研究太平天国革命以来以及近代思想发展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思想史；在西洋哲学方面，则应着重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进行研究，用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整理中外哲学史课程，“多讲一些唯物主义派别的课程，而减少不相干的唯心主义派别的课程”。[37]艾思奇的发言不是刊在讨论纪要中，而是单独成篇发表的。鉴于他的身份，他的发言具有总结或结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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