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势

时间:2022-09-0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无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是滞后的。如果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在技术、信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那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超乎寻常的想象空间。这些中国文化的特色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创造的独特资源。

无疑,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是滞后的。但是滞后不等于没有优势。如果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在技术、信息等方面与发达国家有一定程度的差距,那么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广阔的文化消费市场。

(一)资源优势:传统文化的当代延伸

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人们生活中的长期累积。尽管当今文化产业的发展大有如火如荼之势,但是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文化资源作为底蕴,否则,就会成为文化人的空想。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并且一脉相承。在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当中,中国的文化保存得最完整。“世界古代几大文明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印加文明等都被埋入历史的尘埃中,唯有中国文明长盛不衰,从远古洪荒一直延续到现代。”[42]这些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和文明底蕴,不但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屹立于当今世界文化之林中,而且在今天为文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价值资源。

1.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意向型思维定式,这种开放性的思维定式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开阔的空间

众所周知,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甚至东方人注重的是意向型思维,而西方人注重的是逻辑思维。从西方人逻辑思维的立场来看,中国人的意向型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思维。这种非理性思维方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形成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的超乎寻常的想象空间。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不受任何理性思维方式的限制借天说事、借物说理、借鬼神平衡现世。这些中国文化的特色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创造的独特资源。

神话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以象征性叙述故事的形式表达着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中国和西方的神话中,能够明显地看到其文化的差异。中国神话故事中的诸神显然是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人是人、神是神,而且诸神浑然一体,分不清彼此。即使有分别,也是大致的区分。“中国古史传统中,我们看到的是圣贤君臣们都过于相似了:‘三皇五帝’的性格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关于他们的事业、行迹和个性描写都是模糊不清的;舜、禹的品行和个性也几乎相同,尽管他们有着不同内容的传说和故事,但他们仍然挣脱不了共性多于个性的樊篱;夏桀与商纣、商汤与周武的面目也分别组成两种不变的类型——或是狰狞可怖、残暴专横;或是道貌岸然、慈眉善目。这种状况与希腊个性鲜明的神话及传说有很大差别,后者重视个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而不是伦理性、教化性和社会性。”[43]西方神话中各神的职责有严格的区分,个性鲜明。希腊神话中最初的四神中卡俄斯即空间,该亚即大地,塔耳塔洛斯即深渊,厄洛斯即爱,他们分工明确,不能互相替代。不仅如此,西方神话中的人物应是人们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版本。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之首,他在奥林匹斯山上纵情欢乐,不但不同情蒙昧、饥寒的人类,还常常捉弄、甚至三番五次地想毁掉人类。“希腊神话的世俗性强,人情味浓,凡人身上存在的缺点与毛病神也不能幸免,甚至还不如人。天神宙斯既不仁爱,也不公正。他对人类态度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人们献给他祭品的多少。他不仅看重物质享受,更放纵情欲,与众多女神、人间美女相恋。诸神之间争名夺利、争风吃醋,打闹报复之事层出不穷。在神与神、神与人之间演出了种种风流戏和悲喜剧。”[44]这与中国神话中神、人两分,神祇们为人造福、替民除害的形象大相径庭。

神话的创造是人类思维方式的直接见证。西方神话依社会中的人而创造,而中国的神话则依靠的是创造者的想象力。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恰恰是意向型的,不依靠严密的逻辑推理。所以中国神话世界中,各路神仙纷纷登场,他们在天界中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在《西游记》中,道教的教祖太上老君佛教的各路菩萨和平相处。各路妖魔鬼怪也大都是神仙为了使唐僧师徒取经时经受磨难而设定的,而唐僧师徒与群妖斗法的手段更是光怪陆离,令人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超验性的思维,很难创造出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的神话作品中,神仙们可以腾云驾雾,在瞬间翻越高山大河,甚至还可以同时分身几处,以善的使者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人民造福。只要是神仙,说他怎样都不为过,怎样想象他也没人认为不合理。于是,中国的神仙无所不能,怎样想象人们都能理解。这样,就有了《封神演义》里的千年狐狸精、有哪吒的三头六臂、有姜子牙遇险时神仙的及时救助。上天界域中神仙的法力是地上的人无法预测的,神仙可以超越人类的一切烦恼和苦难。这为中国神话作品的创作留下了放射性空间,创作者可以按照个体思路信马由缰、任意想象进行创作。正因为如此,现代的一些电视剧如《大话西游》《新白娘子传奇》等吸引了许许多多观众。

武侠小说是映衬文学创作者思维方式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西方的武侠作品中的侠客一般是比常人多了一点善良心和作为侠者的技能(如佐罗),充其量加上一些科学的幻想(如蜘蛛侠);中国武侠作品中侠客的能力似乎要比常人强得多,《三侠五义》《七侠剑》等的侠客都能飞檐走壁,而现代作品中侠客的能力更强,他们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内力充沛,点穴手法高明。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侠客的技能多种多样:《天龙八部》中段誉的武功超强,凌波微步运用起来即使蒙上眼睛,武功高手也不能用剑刺到他,他的六脉神剑只用手指就能发出剑气杀人,他的北冥神功能吸别人内力,他误吞莽牯朱蛤竟百毒不侵;《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既是非常高明的医师,同时也武功高强,竟然能连续接住从几十米高的塔上跳下来的人……至于会武功者运用轻功日行百里后,面不改色心不跳是再平常不过了。这样的功夫恐怕西方人连想也不敢想。而张艺谋导演的武侠片《英雄》,竟然将剑术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心中无剑。这种将武侠与中国传统道家的无为思想结合在一起,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西方人却怎么也理解不了。难怪《英雄》在国内上座率非常高,创下过亿的票房收入,而国外却不看好,参加奥斯卡奖项竞争时空手而回。

2.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和谐的生存理念,使中国人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这些娱乐方式一直延续到现代,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广阔市场

由于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长期影响,中国历史上,人们特别注重和谐相处,讲究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睦。因此,尽管在五千余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也曾发生过各种战乱,但是和平相处仍然是中国文明史的主题。特别是汉、唐盛世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人们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共同生活。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富有情趣。

早在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由于社会稳定、生活富足,人们在生活中有了一定的富余时间。在富余时间里,人们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娱乐。所以汉代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当普遍。乐舞是秦汉人娱乐的最常见的活动。汉代乐舞大量采集民歌充实到宫廷音乐之中。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乐——“郑卫之声”被宫廷接纳,特别是“楚声”更是随着刘邦开国而名声大起。刘邦曾经用“四面楚歌”瓦解项羽部队的军心,所以西汉建立政权后,“楚声”逐渐与雅乐共进。汉武帝时更是扩大乐府管理机构,汲取异域乐舞的形式。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下令对乐府进行一次大改组,扩充了搜集、整理、改编民间音乐的人员,乐府人员专门从全国各地采集民间歌谣到宫廷演唱。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民间音乐兴盛发达,并不断创新。汉代新产生的相和歌就是在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点是歌唱者自击节鼓与其他伴奏管弦乐器相互应和。《宋书·乐志》记载这种相和歌“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最初相和歌几乎全是来自民间和街陌讴谣,并没有乐器伴奏,后来发展到主唱伴以和声的形式,在楚国流行。“下里巴人”“四面楚歌”都是应用相和歌的形式演唱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还乡时唱“大风歌”,亲自击筑并令沛中少儿百二十人和之,唱到后来,“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代相和歌这种形式更加流行,并配以管弦乐器,有的演唱配以舞蹈,成为一种由歌唱、器乐、舞蹈组成的演出,被时人称为“相和大曲”。“大曲”的结构比较复杂,一般由艳、曲、乱(或趋)组成。艳是序曲或引子,委婉而抒情。乱(或趋)是结尾,往往众音奏鸣形成高潮。曲是整个乐曲的主体,一般由多个唱段连缀而成,一个唱段称为一“解”,解与解之间有过门。歌、舞、乐随着情绪的高低错落或快或慢穿插变化。“大曲”演奏乐器一般有节、筑、笛、笙、琴、瑟、筝、琵琶,乐器的多少和组合依曲目而定。汉代“大曲”有许多有名的曲目妇孺皆知,如《江南》《妇病行》《白头吟》《陌上桑》《广陵散》等。同时,汉代乐舞受少数民族艺术影响成分比较普遍。自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的乐器和歌舞很快传入中原。西域的琵琶、觜篥、笳、角、都昙鼓、鸡娄鼓、铜钹、贝等乐器纷纷加入中原乐队,使中原音乐的旋律节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西域的音乐开始在中原大地流行,尤其是鼓吹乐一时勃兴。鼓吹乐是一种以鼓、铙、箫、笳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为主的音乐,西汉时广泛应用于军队、仪仗和宴会之中。由于乐队的编制和应用场所不同,鼓吹乐有横吹、骑吹、铙歌、箫鼓等之别,其乐曲内容奇幻,声调雄壮。汉代的舞蹈十分盛行。除宫廷乐舞外,一些贵族公卿也蓄有私家女乐,民间的大量风俗活动更是少不了舞蹈。汉代舞蹈以楚舞为基础,汲取了西域和各地舞蹈的精华,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汉代舞蹈分为雅舞和俗舞。雅舞是严格按照礼制规范敬天祭祖的一种仪式,如汉代祭祀灵星(主掌农业的神)活动比较普遍,祭祀时要跳灵星舞。雅舞一般是群舞,讲究队形整齐、动作规范、进退有序、整体协调。灵星舞由16名少女表演,动作主要是模拟生产劳动,如除草、耕种、驱雀、舂簸等。俗舞是指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舞蹈。汉代舞蹈场合非常多,官员在宴会场合要起舞助兴,宫廷官员在空闲时也以舞取乐。汉代的贵族欣赏歌舞十分讲究,许多贵族家族蓄养倡优,供家族主人娱乐享受。更有贵族干脆将倡优纳为妾、妃。汉高祖的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汉武帝的李夫人也善舞,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更是舞姿翩翩。汉代舞伎表演的长袖舞大受人们喜爱。舞女多是长袖细腰,她们或婀娜多姿,或委婉飘逸,或舒展奔放,以身体的前俯后仰,左弯右折,腾挪闪跳,加之长袖飘飘,表达各种情感。盘鼓舞也很流行。盘鼓舞是将盘鼓置于地而人在其上表演舞蹈,舞人且歌且舞,并用足蹈击盘鼓,有时盘鼓舞也和滑稽戏串演在一起。与歌舞相关的百戏在秦汉时期也盛极一时。百戏泛指各种艺技戏耍活动,先秦已有,以角抵最多。角抵是一种比力度和智巧的竞技运动,类似于现代体育中的摔跤。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说明这次由官方组织的娱乐活动规模之大。到东汉,以角抵为代表的百戏活动更是花样百出,仅倒立技巧就有球上倒立、单手倒立、叠案倒立、走索倒立。其他如跳丸、旋盘、旋球、弄瓶、冲狭、幻术、缘橦等。跳丸是以手技为主并运用身体其他相应部位弹掷丸球的一项杂技运动;旋盘是用手持杆以旋盘碟,并伴以表演者个人的舞蹈动作,旋转盘碟时可以双手同时旋转,也可以单手旋转,旋转角度各有不同,旋转时的舞姿和动作表演各有千秋;旋球是演员在圆球上倒立并旋转圆球的一项技艺;弄瓶是演员以脚为主,辅以手、腕等进行的一项弹踢瓶表演;冲狭是钻圈或飞钻火圈;幻术类似于魔术,当时有“吞刀”“吐火”“支解”“屠人”等;缘是高杆表演,将所要攀缘的杆物立于地面之上,到后来发展为额头顶竿,竿上有人攀缘。汉代百戏除杂技外,还包括俳优戏、驯兽、象人戏等。俳优是对表演诙谐滑稽节目艺人的称呼,秦汉宫廷中蓄养了一批俳优供皇帝取乐,他们多是侏儒,以谐谑见长;驯兽是由斗兽发展而来,汉代已有驯虎、弄蛇、象戏、调骆驼,最著名的是马戏,即让马作出种种表演;象人戏是指戴假面装扮各类虫兽、神仙、人物的戏。由此不难想象出,当代文化产业中的许多形式,如歌舞晚会、杂技、民族器乐演奏、体育比赛等,早在汉代就已经兴盛,而在规模、技巧甚至艺术造诣上有些不逊于当代。到了明代,现代人的娱乐项目大多数已经存在。民间盛行的杂技百戏中有各种杂技、舞蹈如飞叉、中幡、耍花坛、双石、杠子、石锁、花砖、舞狮子等。象棋、围棋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喜闻乐见的消遣活动。特别是节日文化更是发达,明代是时令年节丰盛繁荣时期,年节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且蔚为大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诚然,这些古代的娱乐项目有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有的已经被新的娱乐方式所替代,也有的没有流传到现在。但是更多的是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或被人们漠视。2004年端午节过后,韩国人要将端午节定位为韩国的传统节日,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质疑。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日益在中国兴盛的今天,中国传统的节日反而被外国人重视,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反思。须知,文化产业的特色体现在民族文化而不是外来文化。

3.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留下了大量的典籍及人物事迹,可以作为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素材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久远而辽阔的时空进程中创造了极为丰厚的文化财富。中国人民凭着勤劳、坚韧、勇敢、顽强、聪明、智慧的优秀品质,在建立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创新世界的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浩如烟海的典籍、举世惊叹的遗存、卓越非凡的发明,记载了他们艰辛跋涉的履历和不畏艰难的勇气。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他们以非凡的才智树立了中国历史的卓越丰碑。这其中包括深邃的思想及道德境界,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义和团反抗斗争精神,学、问、思、辨、行相结合的教育思想,等等;也包括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火药等惊动世界的科学发明。这些文明的印记构成了当代文化产业的最好素材之一。

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学成就,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建立在这些成就基础之上。儒家中的人伦孝道、道家思想的洒脱率性、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等思想,充斥在深受当代中国大众喜爱的各种影视作品中。儒家的思想甚至影响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的影视作品。中国古典小说,不仅在当代由许多出版社相继出版、再版,而且成了影视作品改编的主要素材。一部《三国演义》,可以在传统京剧中分解成《桃园结义》《捉放曹》《空城计》等独场戏,还排成了电视连续剧。一部《聊斋志异》,出版了许多连环画,也排成了许多集独立的电视剧,甚至美国大学学会出版公司出版的《少男少女》中,也将《聊斋志异》里的《种梨》《凤仙》分别改编为《奇妙的梨树》和《镜中少女》并收录到该书中,为此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对《聊斋志异》这部著作的维权活动。[45]而根据中国古代的民间传说、宫廷故事等改编的文学、影视作品更是多如牛毛。尽管如此,中国古代文明史的资源目前仍然有大量没有得到充分挖掘。翻翻已经出版的文学典籍,看看现在的影视作品,除了古典名著以外,大部分作品都是清代以后的,尤其是古装剧,大部分是清代的。五千余年的文明史,其中既有汉、唐时期的盛世文明,也有秦二世、隋炀帝的暴政,更有春秋战国及朝代更替的血雨腥风。这些历史事件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效吸引大众注意的素材,尚需我们进一步挖掘。

4.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传统文化特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这为文化产业发展中吸引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和将本民族文化特色推向世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中华民族是以华夏为中心成长壮大起来的。“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成一族之形。”[46]华夏有许多民族,自古以来,华夏的这些民族相互冲突、对立和交融,形成了中华文明。在多民族的交互冲突和往来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吸收和借鉴,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在思想上,中华民族是以儒家思想为人伦标准的民族。儒家思想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不断汲取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学得以发扬光大。魏晋时期,儒家思想汲取道家思想;宋明时期,儒家思想汲取佛教和道家思想,形成新儒学;20世纪20年代后,儒家思想又汲取西方现代思想,形成现代新儒学;进入21世纪,儒学在发展中不断引入现代西方的现象学、解释学等方法,实现其现代转换。在生活方式上,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带的人们,不断引入东夷、西戎、北狄、南蛮的种种生活方式并进行改易,引入“胡服”“以夏变夷”等,形成一个多种民族生活方式共同生存的状况。今天,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断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他们吃西餐、穿西装、说英语、过洋节。

中华民族这种开放融合的文化特色给全球一体化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条件。一方面,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使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拒斥变得越来越小,接收外来文化也非常容易,也使本民族的文化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自觉地融入世界一体化当中,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冲撞、交融,因而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也成为可能,而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正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在包容与开放中,始终保持着民族文化的特色,使本民族的文化以民族特色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成为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为其他民族文化所推崇和景仰。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理念、诚信思想、和谐观念、人本管理、礼仪文明等,都受到其他文化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要用儒家思想救治当今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更有的学者提出未来的文明冲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儒家代表的亚洲文化的冲突。这些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立足于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独特个性。

(二)市场优势:文化消费横向展开

如果说资源优势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累积的话,那么市场优势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虽然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在时间上仅仅几十年,但它对社会生活的改变却是非常巨大的。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不间断地进行了三十多年。这期间,中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9%以上;人民生活不仅满足了温饱,而且整体上达到了小康。2005年我国全年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1700美元。从1979年到1999年20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9.6%。[47]与经济的发达相适应,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48]从居民消费来看,197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是184元,到1998年上升到2972元。而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50%以下,说明我国居民从总体上告别了温饱,进入了小康。其中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到90年代末降至40%以下,开始走进了富裕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结构中用于文化教育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49]而2003年后,“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都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9.0%。2004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7072元,同比增长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0%。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前三个季度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支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类支出增长11.6%,其中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增长52%,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居于首位”[50]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中国文化产业市场迅速发展。“从总量上看,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如果按照GDP增长持平计算,2004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创造的增加值将接近3900亿”[51]。但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市场的发掘远远不够,文化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许多文化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市场,甚至许多文化资源还处于没有开发的状态。“从需求方面说,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49美元,反映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恩格尔系数也降至50%以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28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是4998元,其中被列入统计的,与文化相关的旅游、娱乐和耐用消费品、教育、文化服务、通讯等项消费总计949元,占到可支配收入约19%。按照我国目前大约有4亿城镇人口计算,我国目前城镇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大约有379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2253元,人均消费支出中通讯和文教娱乐类支出280元,总计达到2520亿元。这样算下来,我国与文化相关的消费需求应该在6000至6500亿之间(6314亿元)。”[52]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跨越1000美元时,消费支出中吃穿用类比重大大下降,住房类基本不变,而文化精神消费类支出开始大大上升;第三产业应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40%左右,其中文化类产品的产值所占比例也大大增加。我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的比例(33.2%)低于这个标准达6个百分点,其总量大约是5000亿人民币。尽管我们可以去除由于消费习惯和体制因素而出现的误差,并去除可能用于非文化类消费的支出(如医疗等),余量也应该有3000亿至4000亿人民币。这说明,目前中国文化市场上仍然有3000亿至4000亿人民币的市场空缺。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目前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左右,银行存款约7万亿元,随着我国在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推出,人们对文化、教育和娱乐的消费需求将得到进一步释放”[53]。这又说明目前的文化市场潜力还要超过4000亿人民币。“有关部门初步测算,中国实际消费的文化产品只有近千亿元,只占消费能力的不足三分之一。”[54]

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市场,无疑是一块巨大的蛋糕,需要文化产业生产部门来分享。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部门都把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转向中国市场。如韩国的网络游戏、日本的动画片、美国的电影大片等都在中国市场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近年来,迪士尼的动画世界、韩国言情剧也都登上了中国的电视频道,甚至出现热播现象。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文化产品也逐渐走向世界。自从张艺谋1987年拍摄的电影《红高粱》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后,中国的电影不断在国际上的各种电影节获奖,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与此对应,中国电影在国外的票房收入也逐步攀升。2001年,台湾导演李安的武侠片《卧虎藏龙》在好莱坞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外语电影”“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道具装饰”“最佳原创音乐”等四个奥斯卡奖项。有评论说:“这是第一部获奥斯卡奖的华语片,翻开了华语电影走向国际影坛的新篇章。它的成功不仅属于影片本身,更属于全球华人;不仅属于两岸的电影界精英,更属于中华文化。”[55]《卧虎藏龙》在北美放映后,其票房收入累积的总成绩达到了l亿零30万美元。这部加英文字幕放映的华语武侠片“已经成为北美票房史上收入最多的外语片,远远超越了当年罗贝托·贝尼格尼的《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那部电影的最终成绩是5760万美元”[56]。“张艺谋导演的《英雄》虽然没有奥斯卡奖项,但在北美放映的头三天,票房收入达1780万美元,令人意外地成为北美票房新冠军。”[57]《英雄》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国内,在2003年的电影票房收入排行榜中,“颇为人瞩目的是来自中国内地大制作电影《英雄》超过了在中国内地2.5亿人民币的总票房成绩,以40.5亿日元票房收入(约合人民币3.2亿)名列第八,成为被众多好莱坞大片包围的鹤立鸡群的一部电影”[58]。不仅如此,《英雄》这部电影本身带动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产品的营销。首先,是海外版权的拍卖。美国米拉麦克斯(Miramax Films)公司购买了《英雄》在北美、意大利等地的海外全部版权,包括DVD和家用录像带制品,大约在2000万美元左右。韩国的版权卖掉200万美元。其次,2003年11月29日,《英雄》的VCD和DVD发行权在中国大饭店拍卖,从底价80万元起拍一路飙升,最终以1780万元的天价被广东伟佳音像公司拍得,约合200多万美元。再次,《英雄》贴片广告保守估计将收入2000万元,约合240万美元。《英雄》还没上映,就推出了邮票、画册等颇有收藏价值的附加产品,卖得十分火爆。另外加上《英雄》的纪录片《缘起》的销售收入,《英雄》相关纪念产品的开发,《英雄》图书的版权费用等,估计不会低于300万美元。《英雄》除了电影产品本身取得了好的市场业绩,同时电影附属产品的销售也非常成功,对今后国内电影形成产业化生产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消息给我们一个信息:“中国电影人终于开始学习电影的营销运作!这恰恰是好莱坞的成功经验。好莱坞电影帝国不仅是电影操作的成功,还是电影文化产业的成功。与其说好莱坞的辉煌是电影产品的辉煌,不如说是电影营销的辉煌。”[59]

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文化产品只要创意新、制作好、营销得当,在国际市场上大有销路,也必然能占据国际市场的重要份额。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