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运的反思及其对当代思政课程改革的借鉴

如前文所述，近代中国学生运动与国家政治紧密相关，这既是革命年代的特有现象，又与当时政党的有意利用不无关系。在早已告别革命的今天，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各种政治思潮林立满目，政治事件报道及时，青年学生^[4]依然抱有参与政治、议论政治的热情，甚至出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激进态度。反思近代学运与政治相关联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耽误了学业，使学生不为学问而读书，而且学生走上街头难免会与当政者的暴力机关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正如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所演说，求学者必“抱定宗旨”，大学之性质，“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批评那些为谋一社会职位而入大学者，“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毕业之后“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不仅如此，热心于政治不求学问，“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治，则必贻误国家”。[2]蔡元培针砭时弊的一番话，对现今仍具警示意义。当代思政课程的改革首先应该教育学生正其心，诚其意，抱定求学问的宗旨，将社会政治与大学学问泾渭分开，求学于大学者，必定追求高深学问，切不可受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时而与社会活动发生联系，而不能安心读书求学。但这并不是要求学生脱离实际，转向虚无，凡真学问者，必定是从实践中来，为应用实际而产生发展，所以求真学问的过程也就能解决好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此为当代思政课程改革的重要借鉴之一。

第二，需要教育学生要以一个温和的态度去对待世界和他人，要具有科学的逻辑思维和辩证的人生态度，拥有独立思考和客观辨别事件的能力。切不可受社会不良思潮之鼓动，在某些人的煽动下做出极端举动。反思近代学运，发生流血事件并不鲜见，学生运动喊出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反对一切”等反叛、激进的口号，也为今日的我们所惊讶。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论及：“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3]梁氏一言可谓道出了当时学运激进倾向的有害一面。如今思政课程更应该教育大学生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珍视传统，要达到此目的，非有一种温和宽容的态度不可。培养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新民，独立、辩证的人生态度应是当代思政课程的必有之义。

近代学运中，有政治改革以救亡的主张，也有通过文化改造以救亡的呼声，后者的方法是通过“救心”以“救世”。随着革命时代渐行渐远，大规模的学运早已匿迹，学生早已复归象牙塔。“救世”也成为一个历史命题，成为勉励后人的精神。但“救心”的命题却因当代社会的性质有了新的内涵，当代大学生道德观和价值观显现出的问题，使得“救心”又成为社会的迫切呼吁和重要的任务。思政课程应该发挥其政治导向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功能，担当起这一任务。

参考文献

[1] 吕芳上. 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1）：10-11.

[2]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3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4：5-6.

[3] 梁启超. 新民说[M]. 宋志明，选注.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9.

^[4] 这里所指的青年学生主要为大学生，与革命年代的青年学生有所区别，革命年代参政议政的学生主要为中学堂以上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