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生态变迁

对于生态问题的专门研究，起于19世纪，但生态研究多注重于自然环境的研究，虽然后来产生了社会生态学，也只停留在社会生态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的研究上。并且，无论是自然生态研究，还是社会生态研究，其基本上都是沿着达尔文指引的路子在进行。

达尔文认为，生物的生存史是生物自身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进化史。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则构成了生物进化的基本原则。其中，生物自身的生存斗争是重要的，但其生存适应更为根本。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中，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即使你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并不一定会成为生存的“适者”，因“天择”对生物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天”就是自然环境生态。就终极意义论，自然环境生态对生物的选择，比生物间的生存斗争更重要，当自然环境选择了你，即适合于你的生存，而你又在生物物种间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那么，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者；相反，当你在生存斗争中失败，你就只有走向退化的渊谷，尽管你在物种间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自然环境生态并不适应于你的生存，那么，你也就只能停留在滞化阶段，而最后走向消亡(比如说恐龙这一物种的消亡就属于此种情况)。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法则告诉我们，生物的生存并不总是进化的，退化和滞化同样是生物生存的两种状况。生物生存的这三种不同状况，不仅体现在生物世界，就是整个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一切生命的生存都如此。拉兹洛在广义综合进化理论中把整个宇宙世界都视为进化的产物，并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以生物圈的进化为基础为前提的，而生物圈的进化则又是以宇宙空间的物理进化为条件。拉兹洛的最大功绩是以生命的观点来看待整个宇宙世界，强调世界的生命性，强调生命世界的整体性，正如两则古老观念所表述的那样：“天上如同人间”，“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无知，才使我们看不清世界的完整性”。在达尔文那里，生物才有生命，才可能进化；而在拉兹洛那里，石头也是生命物，也在求取着进化，当然有时是在求滞化，有时是在求退化，虽然这种“求”是有些不随生命自身之愿的。这有点近似于人的躯体的新陈代谢一样，求生长与求死亡总是在同一生命身上发生，只是它是在人的生命敞开的不同生存阶段发生着而已。

因此，我们将取一种较宽容的态度来看生命的生存。生命的生存是求“变迁”的。“变迁”是一个中性词，它既指进化，又指退化，也指滞化。并且，生命的生存的变迁动力主要不是来源于生命间的生存斗争，而是来于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对它的取舍程度。当自然环境生态对生命的取舍态度与生命求生存的欲望相融汇时，就构成了这一生命体的独特生存状态，这一生命体就在这一生存状态中求取自我变迁。因此，我们把生命的这种变迁称之为生态变迁。

生态变迁客观地展开为两种形态，即原生态变迁和逆生态变迁。原生态变迁是竞适相生的变迁形态，是属于生长的、繁荣的、生生不息的生态变迁形态；逆生态变迁是相适相克的变迁形态，是属于枯萎的、死亡的变迁形态。

生态变迁适应于整个存在世界、生命世界和生物世界，同样也适应于人类世界。人类生态变迁同样具有两种形态并展开为两种方向，即竞适相生的原生态变迁和竞适相克的逆生态变迁。竞适相生的原生态变迁，是人类遵循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自身存在本性和生育法则而展开的生态进程状态，因为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自身存在本性，就是自创生和自秩序相适应相协调的存在本性；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自身生育法则，则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与其地球生命互为体用、共生互生的法则。竞适相克的逆生态变迁，是指人类遵循其自身物种的文化强力法则而展开的生态进程状态：人类自身的文化强力法则，就是人类以其自身强力意志、智慧和力量展开对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单向改造与征服的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根据物质幸福论伦理目标要求，向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要霸权，向生命世界要绝对主宰地位的片面竞斗法则。它的基本信念是“人是万物的尺度”，它的最高理念是“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己立法”，它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唯一目的，并实现人类的物质幸福观。因而，竞适相克的逆生态变迁，其动力因素更多地来源于文化内部的各种因素的变迁，这些变迁因素主要有人口、技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而促进和支撑这些变迁因素处于极度活跃状态的内在力量，恰恰是伦理理想和道德目标的激励。

无论是自然世界、生命世界、生物世界的原生态变迁或逆生态变迁，还是人类世界的原生态变迁或逆生态变迁，其最终的整体动力都是其生存语义场；并且，这种推动生态变迁无论是朝着原生态方向变迁，还是朝着逆生态方向变迁，都是自然世界语义场、生命世界语义场、与人类世界语义场的整合作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