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化散点透视

任何人都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抔土、本土的一部分。如果大海冲走一块土，欧洲就更小了，就象海角，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田庄缺了一块一样。每个人的死都削弱了我，因为我包括在人类之中。因此，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它是为你敲的。

——J.多恩：《突变引起的诚念》

多恩的这段话集中表达这样一种朴素而深邃博大的观念、态度和情绪：人是生态化的，并且，人的生存和生活更是属于人类生存、时代和社会生存的整体的。人的任何生存状态和生活行为都受制于人类行为，并又过来影响着人类，影响着时代和社会的整体状况和生存的完满性程度。社会任何轻微的整体运动都必然导源于个体的残损或完满生长与消亡运动。因此，语义场首先是社会的，是社会系统中的深层化自组织结构精神的运动状态。

语义场作为不同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种特殊的精神运动状态，它并不专注于社会系统，而更兴趣于社会的存在与变迁，更多地服务于社会个体的生存行为。因此，它的组织(孕育、生长、消亡）过程是自我性的和自变性的。在整个社会运动系统中，除语义场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结构运动都是为“要获取、耗费和贮存能量”，以便维持系统，实现系统的自我稳定、巩固和延续。语义场却是一条无形的社会精神流，在相互网络运动中追求自变。语义场的自变性构成了整个社会系统中最不稳定的内在因素，于是社会系统则为系统自身的目的，必然通过对其他组织形态(如权力、政治、伦理、宗教、仪式、信仰等)的加强、重复、实现等形式和行为来制约、扼制和稳定语义场，使其为现有的社会系统服务，这一外部强加的结果是语义场的相对稳定性。

语义场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组织结构的第三点区别是它的非形态性。人们习惯于把社会系统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层次，它们都有其外显形态作为自身的标志，语义场则是相对独立于二者的无形网络状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虽然是生成它的直接因素，但却不是其唯一的决定因素。相反，语义场却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成与消亡的巨大潜在力量，它居于整个社会系统结构的最深层，成为社会系统得以稳定或变迁的内在骚动力量和准确的晴雨表。

从文化看，语义场实质上是一种感性的文化状态，是文化作用于人的生存行为和人的生存行为影响文化、变革文化的中介桥梁(感性场所)。

“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a，英文为Culture，德文为Kulture，意为对土地的耕作，即耕耘和培育的意思，后引伸为对人的培养、教化、发展等,具有修养、文雅、智力发展和文明等含义。由此可以概括，“文化”一词有双重词源（原初）语义：一是指人力作用于自然界，对自然事物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用于自己；二是通过这种作用于自然界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自身进行了训练活动。所以，文化既是人作用于自然界的积极成果，同时也是作用于自己（人本身就是自然的构成因素，是自然的具体形态）的积极成果。这一双重成果标志着人类从顺应自然存在向人力存在方向演化。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对“文化”概念做出最初定义：“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讲，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6]泰勒对“文化”的定义，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认为文化等于文明，但实际上文明只是文化的进步状态，社会无时不在创造新的文化，比如二战期间法西斯文化、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文化，以及当今生活中每天都在生产的各种“黄段子”，都是文化形态和文化内容，但却不是文明；二是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由许多要素构成，它体现了一种机械组合观，却缺乏对文化及其构成因素的功能审查。马林诺夫斯基在《在文化诞生和成长中的自由》一著中指出：“文化直接意指自由的最初阶段。因为文化可被界定为人式的辅助的和自道的环境，它给予人类一种附加的控制力以制约某些自然力量。它也使人类调整自己的反应方式，即创造一种比以反射和本能适应更为灵活有效的新的以习惯和组织再适应的方式。”[7]它应该由人的行为、社会结构、组织、政治制度和经济思想以及基于人、社会、自然三者而生成的理想和神话构成。“在真正现存的人类生活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独自活动的。他永远是某一集团，更确切的说是数个集团如家庭、邻居、同事、城市、民族和主权国家中的一分子。这话适用于最原始的野蛮人、大学教授、砌砖工和共产党员、纳粹分子或法西斯极权主义者。因此，一种文化是由一个相关的机构制度系统在起作用。一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理想、神话、政治结构和经济思想：其媒介通过和谐的合作和制度的作用而发挥功能。生活的存在及其质量的标准，取决于财富、权利、权力、艺术、科学和宗教的规模、范围、分配和享受程度。”[8]钱穆先生在《人类文化之展望》一文指出：“文化便是人生，只不过是大群体多方面的人生。”他以此为出发点，认为文化源于三个方面的问题并由此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一是属于物质经济方面的，是人对物的问题；二是属于政治社会方面的，是人对人的问题；三是属于精神心灵方面的，是心对心的问题。[9]整合论之，文化作为人类全部物质和精神创造成果的总和，它的形态构成实际上是由下图所呈示的各因素整合生成。然而，将下图各种要素予以整合生成的那个整体力量，却是动态变化的文化生态场，而推动这个文化生态场生生不息的整体力量，恰恰是语义场。

［3-1］

语义场之所以既是文化作用于人的生存行为和人的生存行为影响文化、变革文化的感性场所和动力场源，是因为：第一，文化作为人类“整个生活方式的总和”具有相对的单纯性，语义场则是综合性的。因为文化是以民族为创造主体，一个民族有一种属于它的文化，文化构成民族生存的基本式样，也构成该民族区别他民族的根本精神标志。所以，一种文化相对其他文化来讲，虽然有其共同性和可交通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是自恃的和排它的。不仅仅如此，以民族为基本单位的文化，它的内部构成要素或者一种文化内部的亚文化形态之间，同样具有自恃和排它的倾向，这是一种亚文化形态区别其他亚文化形态的根本标志，比如企业文化相对独立于政治文化，艺术文化与宗教文化、企业文化、政治文化等等有其根本的不可通约的许多方面。但作为推动文化生成创化的语义场却相反，它具有一种绝对的开放性格，即任何一种语义场都纵横交错地渗透了多种人种多种形态的文化情绪。比如说夫妻两性语义场恰恰渗透、融合了民族、种性、伦理、政治、法律、经济等各种文化情绪，同时也融铸了种种非文化(如生物物种功能、体力、气质等等)的因素。第二，文化是被社会集团的成员所掌握和共同拥有的，并且作为社会性的遗产而构成传给下一代的生活规则和方式，文化是超有机体和超个人的。比较论之，语义场则主要是被个人所拥有的感性精神财富，它虽然也可以作为社会财富而遗传，但它始终是属于有机体的和个人的。第三，文化和语义场最终只能通过个体行为及其表现形态而得知，文化是通过集团整体而赋予个体行为及其产物以一致性或规则性，它是集团成员的行为所共同依据的准则；反过来看，文化无非是行为内容的抽象。语义场则不同，它是人按照个体生成的现实需求而把抽象的文化感性具体化，并按照人自己的需求而进行选择所生成的综合化的完整的精神形态，并且这种综合化的完整的精神形态直接成为个体行为的动力场。一个传统文化的坚强捍卫者，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爆发出反传统文化的行为和情绪来。一个彻底的反传统文化者，往往在其日常生活行为中表现出浓厚的传统伦理品格和人际礼仪水准。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所恃有的那种种文化准则、规范已自觉不自觉地为他的感性化的语义场所选择所过滤并现实地接受着语义场对它的支配和制约。因此第四，文化是共性的抽象，它对个体是绝对共性的强加。语义场则是个体对共性的选择和感性建构，它是个体的个性的遮蔽或敞开。所以，语义场具有个体的情景创造性和境遇生成性。

从生存角度看，语义场是对人的存在意向的回旋。这里的“存在”具有两层语义指向：一是指存有在，即企图把此时之在保存和恃有；二是指占有在，即企图占有此时之在。而“意向”不是指意识的倾向性，而是指人的存在态度和生存情绪在其生变运动中予以方向性的敞开的持续朝向。“存在意向”表达了企图把此时之在保存并恃有的基本情绪、态度和企图占有此时之在的基本情绪和态度朝向，前者是对此时之在的认同和把握，后者是对此时之在的抗拒和疏离。而回旋则是弥漫、笼罩、荡漾的意思。

人的基本的问题是生存问题，生存的基本命运是特定时空(此时此地此种情景)对它的恃有和制约，即任何个体的人的生存都是此时此地此种情景的生存。这个此时此地构成了人生存的此在性。而“此种情景”则是个体(主体)对对象(客体)的一次不可避免的契约关系，即所谓的实践行为。与对象的关系之为实践行为，这是因为生存本身即是人对对象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介入与参与行为。当人作为活的生命体降生于世，不管你意识到与否和愿意与否，你都不可避免地切割(介人、参与)了此在时空，这一切割行为既是你对此在时空构成的一次契约关系，也是你对此在时空的一次实践行为。正如你漫无目的地走进一间陌生房屋，这一走进的行为本身就是把你与这间房屋现实地构成了实践性的契约关系。与此同时，你也许打量这陌生的房屋，也许闭上眼静憩片刻，但无论怎样，都是你对这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的参与，准确地说这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强求你不可避免地参与。但这并没有完，你以什么方式参与这特定的时空，以什么态度、情绪实践于这特定时空，这已不完全由你，而是此时恃有你的语义场。这正如一个黑社会(如帮会)人员一旦跨进他的黑社会团体或从事黑社会活动，这一语义场就马上支配着他的整个言行，而使行为者身不由己。再比如，一个学者当他从事学术研究和当他与儿女或妻子在一起聊天时，他是进入几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语义场，即学术语义场、伦理语义场和性爱语义场，并自发承受着这些性质不同的语义场的支配。因此，人的生存是现实地承受此在时空及其情景压力，因为人最终是生存的行为主动者，他的生存意向并不能直接地支配和决定他的行为，它必须被纳入人的生存语义场中，与各种社会结构形态，与各种文化形态，情绪相碰撞、交融，并在特定的时空和情景中以不同的变形形态而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