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所谓的艺术，唱歌就是“高、响、快”，画画就是“红、光、亮”，演戏就是“高、大、全”，其本质就是“假、大、空”。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使一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左的病变。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一些人的适应力变得麻木迟钝。当人们以一种脆弱的心理承受力和苍白萎缩的想象力面对着现实的发展变革的时候，许多人就处于了一种迷惘困惑的心理失衡的状态。一些艺人认为自己是最早苏醒的人，殊不知迈出的第一步就跌入了另一种深渊。
如果将艺术作品视作纯粹的商品，那就得听任市场来决定它的命运，艺术也就剩下了唯一的一个目的：力图获取最大的利润。当代文人为了推敲一个字而拈断几根胡须的事是绝对不会再发生的了，年轻一代的为文者以年产数部长篇小说的速度奔跑着。艺术本身的优雅、深沉和高贵没有了，它屈膝一跪，为的是面前的一位苍老丑陋但却是富有的老太婆。现实又和历史的某一画面重叠了，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从前，热情的作者写文章，/往往格调十分高尚，/他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榜样。/他总是把敏感的心灵，/聪颖的智慧和美丽的面庞，/赠予那个惨遭迫害的/可爱的对象。/永远热情洋溢的主人公，/怀着最纯洁的热望，/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献上，/而且在最后一章，总是罪恶受到惩罚，/善良得到应有的花冠。
如今所有的思想家都糊糊涂涂，/道德只会使我们进入梦乡。/小说里的罪恶是可爱的，/它在那儿真是得意洋洋。/不列颠的缪斯谎言，/惊扰着少女的梦乡，/无论是阴沉的吸血鬼/或者是忧郁的流浪者梅里莫特，/或是终身漂泊的犹太人，或是海盗，/或是神秘的斯波加尔，/现在都成了她崇拜的偶像。/拜伦用奇妙的幻想，/使绝望的利己主义，/披上了忧郁的浪漫主义的衣裳。”[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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