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在度过了最初的八年后，“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7]生活蒙上了阶级斗争的阴影，直至“十年浩劫”。
在政治上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对于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在发配江西的日子里，每日晚饭后，他就围着小楼散步，他一声不吭，而且走得极快。十几年后，当他再次取得政治高层决策人的地位之后，他以政治家的简洁朴素的语言，对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的历史，做了这样准确和深刻的概括：“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8]
“左”的罪过首先在于搞运动：极左思潮一经产生便迅速蔓延，在阶级斗争的观念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全国的政治运动，甚至是一个运动套着一个运动。“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9]在文革时期的非人状态下，人们只是活着，只是出于生命体的本能而不得不活着。贫嘴张大民和儿子张小树有一段对话就是对文革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
“爸，人活着没意思怎么办？”
“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
“爸，为什么？”
“我说不大清楚，我跟你打个比方吧。有人枪毙你，你再死。只要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
政治运动不仅使社会生活政治化，而是使社会生活贫困化。政治运动连带出的第二个恶果是贫困：“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达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坦率地说，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10]
在人民公社时期，在一些贫困地区，社员如果能弄条尿素口袋做件背心，会为自己因此而剩下几个钱和几尺布票而高兴许久。社员的家中是真正的家徒四壁，唯一的装饰是放在粮食的木箱上摆放几个洗干净的空玻璃瓶，以此来证明他们还是万物之灵。而城镇居民，则盘算着如何利用各种购物票证上可利用的物质维持生计，居住窘迫的还要抽空捡些碎砖头，想方设法地在原有的房屋前如何再接出半间房，哪怕只有两平方米，因为有了两平方米就可以安放一张单人床。
对于这“文革”，中共中央有一个历史决议，这是一个政党对其历史的反思总结。民众的心意如何呢？我们还是借用邓小平这位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简洁的话语吧：
“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11]“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12]把这浓缩了的政治语言展开来，其间有多少政治运动的酷烈、无情和荒诞。“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这是一种精神生活的“折磨”。
“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13]“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14]这是一种物质生活的“折磨”。
精神上，人民“厌烦”了。物质上，人民“太穷”了。
美是生活，但必须是“丰衣足食无折磨”的生活。
生活是美的，但只有“丰衣足食无折磨”的生活才是美的。
让我们把历史翻回到1937年，《解放周刊》第1卷第18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发表的意见》，提出总的奋斗目标有三条，第三条是“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朴素的语言既是一个政党提出的奋斗目标，也历史地反证了文革时中国人民生活的无限辛酸和痛苦。
让我们把历史再翻回到1935年，那一年方志敏满脸胡须脚戴镣铐，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展望着未来的新中国。在《可爱的中国》的这段文字中，方志敏用了两两相对的评语，描述了当时的苦难和对未来的希望：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文化大革命恰恰与方志敏烈士的遗愿构成了相反的两两相对：悲叹代替了欢歌，哭脸代替了笑脸，贫穷代替了富裕，疾苦代替了康健，愚昧代替了智慧，仇杀代替了友爱，死之悲哀代替了生之快乐，凄凉的荒地代替了明媚的花园！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四人帮”的垮台，那个时代的终结，实在应该是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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