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94]审美模式的形成还受到审美主体生存的地域、民族等条件的制约。
社会环境。人自出生起就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各种思想观点、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形成的。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的生动形象呈现于人们的面前，能在情感上引起人们的共鸣。环境对人的审美作用是在人与环境的长期接触中由浅入深、日积月累地进行的，这种审美作用的发生是自觉的，效果是巩固的。“甜不甜，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从自然环境到风土人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几乎唱的是所有人的家乡。
自然环境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人文环境的一部分，它对审美主体的气质、性格和情感都有一定的影响，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对于生存于其中的审美主体来说有割不断的地缘情感。成长于黄土高坡的人，在战胜险山恶水的过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从生存的地理环境对象身上感悟到了阳刚之美，于是就有了安塞腰鼓，于是就“吼”开了秦腔。而江南鱼米之乡的人们在小桥流水、青山绿水中领悟到的是阴柔之美，于是柔曼的吴语就唱起了《太湖美》。
因为环境本身就是由丰富多彩的内容组成，因而环境总是以多种内容综合地对人的审美起作用，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人。能够调动多种心理因素，通过多种渠道对人施加影响，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综合塑造人的性格。“如今，方言电视节目正在各地升温。人们对方言节目的追捧，实质上是对家乡和自我的一种认同，一种对本土文化的自豪感。那些成功的方言节目，不仅仅是因其运用了方言，更重要的是在节目内涵的挖掘、文化表现力和贴近百姓生活等方面下了功夫。”[95]
从审美鉴赏的民族性来看，历史形成了各民族不同的美学传统，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一经形成，对民族共同体的成员都有规范作用，从而影响着民族的审美活动，使之具有了自身文化的特点。
不同民族的审美观也显示出一致性与差异性及相互交融的特点。一致性源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共同性上。尽管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的风格氛围，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对于假、恶、丑的憎恶都是相同的，这是人类审美鉴赏得以存在的根本原因，而真正的艺术也必然表达出人类共有的情感与渴望。差异性是由不同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差异所致，在于艺术家和艺术形态和艺术鉴赏接受者的审美观。
艺术家是在民族性格、习惯、文化、背景中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艺术精神是由民族的文化和经验造成的，这种精神气质贯穿于他们整个的创作活动之中，并成为艺术作品生命价值的内核、民族特质。一些艺术形态对于本民族的接受者来说是亲切易懂的，但对于不同民族的人来说，它们是陌生的、甚至是神秘的，乃至于以特有的眼光得出大相径庭的阐释。
民族经验与文化含蕴作为艺术美的根基，是通过艺术品而得以表现和阐释的。其民族精神内涵的表现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艺术所反映的特定的社会生活和创作者独具的思想感情；二是民族特有的交流和表达方式，形成了各民族艺术中特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在它特定的地域内，以其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生活条件，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在艺术形态这一民族的生活内容和艺术语言的统一体上渗透出强烈的民族审美意识，表现出和西方迥异的风貌和格调，这是中华民族艺术之所以能在世界民族艺林中一枝独秀的特质。对于西方的美学家艺术家来说，要体味中华文化的内蕴是比较困难的。事实证明，在西方众多的美学论著中，鲜有探讨中华民族艺术的，更不要说深入理解其精髓了。但是，我们对于输入的美学理论，却往往缺少分析而照搬照用于我们的民族艺术，因而就难以揭示出其独具的美学性能和审美规律，因此，也就难以有效地指导艺术创作和艺术鉴赏。
下面，我们对中国水墨写意画这一个案作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此领悟民族艺术的特质。
首先，关于绘画艺术性质的规定，下面这些传统看法便一直在艺术理论中流行着。
其一，描绘形象的具体性、精确性是绘画的显著特征。其二，情感表现具有间接性、不确定性，不能像文学那样直接自由地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思。其三，线条和色、形是艺术家表现艺术构思和传达情感的基本手段。因而，就形象的直接性而言，人们将其定为造型艺术，就表情的间接性而言，人们将其定为再现艺术。
在一般的范围内，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在世界绘画艺术中独具特色，自成一套完整的绘画美学体系的中国画，尤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水墨写意画来说，它显然没有作出本质的抽象。因而这种引进的理论就难以全面地指导我们的艺术实践。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画的特征以水墨写意为典型。为论证严密，此处增加内涵缩小外延，因而以下所论述的原理，基本上适合一切中国画。
我国的绘画经历了先秦两汉南北朝的奠基准备阶段后，画家对于物象的表达已趋准确精致，艺术想象力不断得到丰富提高。随着审美世界的开拓，山水画、花鸟画逐渐兴起并形成为独立画种，画论的出现说明中国画开始脱离稚拙阶段。正是在对艺术的大量实践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唐代绘画得以异彩焕发。其标志之一是，和李思训的青绿勾斫、“金碧辉煌”的画风相对，出现了王维、张璨、王墨等人的笔意清润、“水墨渲淡”的水墨画。自此，用笔的点线皴擦、方圆正侧等等与用墨的浓淡焦宿、破墨积蘸等等相结合，就产生出“水晕墨章”、“如兼五彩”的艺术效果。唐代王维作《辋川图》，云水飞动、意出尘外。宋代米蒂以泼墨法画云山烟村，见笔见墨，使水墨技法更为丰富。元代的方从义一反“干裂秋风，润含春雨”的笔墨常规，以渴笔焦墨为《云山图》，而给人以滋润感，如此等等，一代代的画家不断摸索前进，以致“笔墨”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水墨画的出现有多种因素，除了中国画特有的工具以及绘画艺术自身的发展外，还与经济、文化和各门艺术的丰富实践经验及相互影响有关。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不是出于“摹写”自然的需要，而更多地是一种哲学观、美学观的显现。水墨写意画的一切特质都因此而来，使它一开始就表现出和西方绘画形式极大的不同。它不拘泥于形象的精确性，而且在此后的发展中，绘画进一步与诗文、书法、篆刻相结合，以多种手段直抒胸怀，不仅突破了绘画表情的间接性，并且形成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综合的艺术形态。
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作一考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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