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宗教有没有佛教

明清两朝(从明太祖洪武元年即1368年至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按时代性质划定的470多年的统治政策，由前二朝奠基，前后没有多大变化。执政者除继续强化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以外，对佛、道二教既利用，又严加控制和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管理佛、道的行政机构。对汉地佛、道则防止其与农民起事联手，成为其统治的威胁;对西藏地区则严防境外势力入侵，以维护国家统一。

朱元璋目睹了元朝崇尚喇嘛教的诸多流弊，他执政后，废除了喇嘛教在内地的特权，但并没有中止喇嘛教与内地的联系。他继续给喇嘛以优厚的礼遇，并以此作为皇权与中央管辖西藏地方的重要渠道。洪武六年(1373年)，前元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赐以炽盛佛宝国师称号;次年八思巴之后公哥监藏巴藏卜入朝，尊为帝师。又置西宁僧纲司，由喇嘛任都纲;在河州设番汉二僧纲司，由藏僧任僧官。明成祖对西藏喇嘛教尤为重视。即位之初(1403年)，即遣使迎哈立麻至京，给以大宝法王称号。又遣使入藏邀请宗喀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智(1354—1435年)来京，成祖给以大慈法王称号，任成祖、宣宗两代国师。永乐年间(1403—1424年)受封的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丁国师。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被迎入哲蚌寺。

满族入关前，原来信仰萨满教，但对佛教也不陌生，早在入关以前即与西藏喇嘛教发生联系。在17世纪初期，已有喇嘛到关外传教，曾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太宗时(1627—1643年)，盛京(今沈阳)方面已开始和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建立关系。及至统一全国，清承袭明制，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年)和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和五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意希先后受中央政府金印册封，主持前、后藏政教事务。

清朝对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非常重视，于雍正六年(1728年)设驻藏大臣，管理西藏政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制定章程二十九条(即《钦定章程》)，确定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所有西藏地区寺庙和喇嘛都受清朝理藩院管理。

至于汉地佛教、道教，由于缺乏政府的经济资助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限制与排斥，其义理论辩已经停滞。就佛教而言，明代佛教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为最流行，但在教理上并无新意。他们不得不在传教方法上力求创新，兹概述如下:

(1)高僧传教。在此以前，历代高僧一般都致力于译经释经，阐明教理教义。传教之事基本上由弟子主持。而明代高僧则不同，他们虽也参与教义的研究，主要是为前辈的成果作注解，以作传教之用。其中以明末的袾宏、真可、德清、智旭为代表，他们也对促进居士佛教起过重要作用。以祩宏(1535—1615年)为例，他继续贯彻宋明以来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而以净土为归宿。他认为，“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是故学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为模楷”(《竹窗随笔·经教》)，认为念佛才是求得解脱的最好方式:“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经，经是佛说，正好念佛;若人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竹窗随笔·经教》)。自称“予一生崇尚念佛”。祩宏对净土实践也十分重视，他提倡戒杀放生，慈悲众生，以传统道德约束徒众。为使各种佛教法会在民间更加普及，重订了水陆仪轨。关于三教关系，祩宏认为，佛教可阴助王化，儒教可显助佛法，两者可相资而用:“核实而论，则儒与佛，不相病而相资……不当两相非而当交相赞”(《竹窗随笔二·儒佛交非》)。原因是三教“理无二致，而深浅历然;深浅虽殊，而同归一理。此所以为三教一家也”(《正讹集·三教一家》)。这既是向佛徒的教导，更是向排佛者的解释。他一生的著作30余种，后人辑为《云栖法汇》。其他三位高僧思想与祩宏雷同，故不赘说(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诗画传教。明末清初，遗民出家为僧的颇多。其知名的有戒显、淡归、药地、蘖庵、担当、大错等。这些人物都以诗文传授禅宗和净土教义为世人推崇，产生了一批画僧、诗僧。八大山人、石涛、石溪、渐江以擅画，被称为清代四大画僧。

朱耷像

八大山人，俗名朱耷(约1626—约1705年)，为明朝宗室，明亡出家，久居南昌，擅画山水、花鸟、木石，不拘泥成法，画笔以简劲胜。石涛，名道济，亦明宗室贵族，俗名朱若极，号大涤子、苦瓜和尚等。善画山水、花果、兰竹，王麓台称他为清代江南第一画家，郑板桥亦极推崇他的兰竹。石溪，名髡残，自号残道人，受觉浪道盛衣钵，住金陵牛首山，每以笔墨做佛事，所画山水，有奇逸风格。渐江，名弘仁，善山水，好画黄山松石，晚学倪云林笔法，自成一家。这些人的画风，在清代四王、吴、恽六大家之外，别树一帜，为艺术家所重视。此外，如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上海的竹禅等，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

清代的诗僧也不少，比较知名的有苍雪、天然、借庵等。苍雪(1587—1656年)名读彻，云南人，著有《南来堂诗集》8卷，吴梅村很推崇其诗(《梅村诗话》)。天然(1608—1685年)名函昰，番禺人，著有《天然和尚诗集》(一称《瞎堂诗集》)20卷。借庵(1757—1836年)名清恒，字巨超，浙江海宁人。为乾隆道光间(1736—1850年)焦山寺僧，诗名甚盛，著有《借庵诗钞》12卷。

上述诗画除表述“生不拜君”，反清思明的爱国情怀以外，其内在的禅、净教说，寓意含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有志于此的读者，可以“佛教文学思想史”为课题，进行研讨。

(3)宝卷传教。佛教三教合一思想向民间深层的广泛传播，促使许多适应不同信仰层次的著述问世，总称为“宝卷”和“善书”。

“宝卷”是由唐代的佛教变文演化而成，以三教合一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较早所用题材多为佛教故事，宋元以后则加入民间传说，据信现存的《香山宝卷》就是宋释普明所撰。随着民间宗教社团的出现，“宝卷”又成了阐扬其教义宗旨的基本形式，具有权威性经典的性质。明代万历(1573—1619年)前后，宝卷的刊印极盛，对佛教在民间的普及流传，起了重要作用。

“善书”，谓劝善之书。明清时，佛教僧人受作于宋代的糅合三教，以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道教著作《太上感应篇》的启发，释祩宏在明袁了凡著《阴骘录》的基础上，加以改编，撰成《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社会伦理规范完全融入佛教的教义之中。明末以来，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生活以深刻影响。

(4)居士传教。明代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形成一种风气。宋濂、李贽、袁宏道、瞿汝稷、王宇泰、焦竑、屠隆等，都于佛学有相当理解，著有许多有关佛学的著作。

宋濂是明初翰林学士，曾三阅大藏，著有《宋学士文集》。所撰高僧塔铭等文字39篇，祩宏辑成《护法录》，为元末明初佛教史传的重要资料。李贽出入儒释之间，尤好禅宗。著有《文字禅》《净土诀》《华严合论简要》等书。尤其是他对理学的激烈批判，公开打出佛学旗号，采用佛学的思想语言。他用《起信》等讲的“真心”解说他的“童心”，用般若的“真空”否定“穷理”的神圣，他也像南宗禅僧那样自在不羁。李贽开辟了居士佛教同宋明理学对立的一途，至清代而形成一大社会思潮。颇受李贽影响的袁宏道(1568—1610年)初学禅于李贽，后归心净土法门，撰有《西方合论》，认为，“禅宗密修，不离净土;初心顿悟，未出童真。入此门者，方为坚固不退之门”。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三人，皆好佛，主张类似。其兄袁宗道(1560—1600年)称颂《西方合论》，谓“念佛一门，于居士尤为吃紧，业力虽重，仰借佛力，免于沉沦”。瞿汝稷博览内典，汇集禅门宗师语要，撰《指月录》32卷，盛行于世。王肯堂精于医学，学佛研习唯识，著有《成唯识论证义》。焦竑长于文字，举进士第一，与李贽往来论学，因归心佛法。著有《楞伽》《法华》《圆觉》等经的《精解评林》各2卷。屠隆是著名的文艺家，晚年学佛，著有《佛法金汤录》3卷，驳宋儒排佛言论。

清朝居士的弘传佛学，成为近代佛教的支柱。清初著名的居士有:宋文森(?—1702年)以习禅传禅著称;毕奇(?—1708年)也习禅，著有《别传录》行世;周梦颜(1656—1739年)，深信净土教义，著有《西归直指》;彭绍升(1740—1796年)也习、传净土教义，著有《居士传》，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成书，56卷，广采诸家史传、文集、经书序录、百家杂说的资料，记载东汉以来历代著名居士的传略，是查证著名居士的重要文献。清中叶，有钱伊庵、裕恩等。他们除个别人精通密宗规仪以外，多数都习、传禅宗或净土教义，不再一一介绍。

明清佛教在传教方式上的创新，标志着其传教对象的转型，即从过去以达官贵族和上层人士为主，逐渐下移，其中包含有为挣扎在生活贫困线上的下层群众利益呼号或给以精神慰藉的作用。

明清道教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全真道和正一道是当时两大道教派系。全真道是对金、元本道各派系的整合与统一;正一道是对东汉以来符箓各派的会通与延续。其状况与明清王朝的衰落同步。为了维系其继续存在的条件，首先必须得到执政当局的认可。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御制《玄教斋醮仪文序》，称道教有正一、全真二徒。洪武十五年(1382年)时设道箓司总管道教，所辖道士称为正一、全真二等。这是明王朝和社会各界对这两个道派的共识。清王朝态度没有改变。全真道继承张伯端、王喆提倡的“三教合一”思想，努力协调道、释、儒三者之间的关系。自元朝以来，北七真门下各自立派，以邱处机所创龙门派势力最大，传至明朝产生“龙门律宗”。其中，明思宗崇祯(1628—1644年)时该宗第七代律师王月常(?—1680年)所著《龙门心学》《初真戒律》对“三教合一”思想阐发甚详:①承袭传统内丹术，劝人断欲绝缘，看破功名利禄，学道修仙;②讲求儒家伦理，强调忠孝仁义;③参取佛教戒律，编写初真戒、中极戒、天心律“三坛大戒”，得到清顺治、康熙等的赏识，其传教基地就设在北京白云观。在此之前，北七真传人张三丰《三丰全书·道言浅说》更把学道炼丹和儒学相结合，他批评“彼抛家绝妻，诵经焚香者，不过混日之徒耳，乌足道哉!”

至于正一道也改变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等的简单传教方式，深入民间发展，以一般平民百姓为主要传教对象，把符箓说与民间传统的宗教、迷信观念糅合，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正一道除自己造神外，还不断从民间信仰中吸收新神，编入其神仙系谱，形成多神崇拜，并推广到民间。明清时期，关帝、玄帝、文昌帝君、天妃(马祖)、城隍神、天灵官等较新的神，在民间最受崇祀，敕建、私建的庙宇遍于城镇乡村。关帝(三国关羽)，被宋代佛教奉为护法神，在宋元道教雷法中被列为雷部将帅之一。到明代则被正一道提升为护国神(见《续道藏》中有张国祥校梓《太上大圣朗灵上将护国妙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加封关羽为“关圣帝君”，关帝信仰日盛。清初，在西藏和内蒙都有了关帝庙，关帝又被藏传佛教奉为八部神之一。玄武(真武)自明成祖崇祀以来，在民间被奉为镇邪斩妖之神，备受崇仰。文昌帝君则被视为主掌官禄功名之神，特受若干知识界人士崇奉。天妃(妈祖)作为海上保护神，在沿海一带香火最盛。正一道更把人们自己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祈雨求晴、治病除瘟、消灾免祸、男女婚育、功利寿考的法术寻求答案。这种多神崇拜是祭祀、庙会等民俗活动中重要的项目。正如朱元璋《玄教斋醮仪文序》所说:“军民之家，无有僧道，难以送葬。”至于正一道在弘扬《太上感应篇》以及当时俗文学中道教观念的作用，亦不可小觑(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从学术思潮看，佛教和道教到宋元以后就沉寂了，明清时期虽然还有一些教派在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却日趋衰微。究其原因，这不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的结果。“三教合流”不是三教同一，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主要原因，就是佛、道二教转型，其中的一部分演变为民间宗教，民间宗教占据了它们不少原有的领地和信徒。例如，产生于南宋的白莲教，就杂糅佛教净土宗、天台宗与禅宗的教规、教义，自成一系，主要在下层社会传播，到明代已遍及大江南北，贯穿了整个明代的历史。它如具有佛教特色的罗教，代表道教世俗化倾向的一炷香教、八卦教以及一贯道这些民间通俗宗教信仰风靡一时，在明清时期的思想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冲击正统思想的风暴。再就是佛、道二教中的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宗教必须服务民族、国家，而成为佛、道二教向近代道教和“人间佛教转型的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