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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时间:2022-09-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知行议题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所讨论的重要命题、话题。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孔子、墨子的论断有关。王守仁正是依据知行合一之说,揭露当时知识界割裂知行合一之弊。据王守仁的解释,知行合一的“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良能”;“合一”,就是“致良知”。他认为,提倡知行合一,目的是为了彰显良知良能这个本体的作用,并不是人为杜撰的。因此,知行合一才成为致良知的必要条件。

王守仁的致良知及其教说,基本上论证的是其心学的理论,是属于“知”的问题,不含有“行”,即实践的意义。为了使人实践致良知,将知行统一,他深入地研究了知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

(一)知行合一的缘起

知行议题也是中国历代思想家所讨论的重要命题、话题。在王守仁以前,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知易行难、知轻行重、知之必行、知先行后等。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与孔子、墨子的论断有关。孔子说:“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同上)墨子说:“言足以迁(“迁”,即举之义,引申为提出)行者常(“常”即尝试之义,引申为用)之,不足以迁者勿常。”(《墨子·贵义》)又说:“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这里说的言是对知的表达。正如苏轼所说:“知无不言,言无不行。”(《苏轼文集·策略第三》)这是说,“知”才能“言”,不知就言,被墨子斥之为“荡口也”(《墨子·贵义》),即胡言乱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言”与“知”是词异而意同。

上述孔子、墨子等人知行统一的学说,王守仁不可能不受其影响,特别是孔子的知行观,可以说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的直接来源。由于他尊孔又尊孟,故被其友席政视为圣人之学复见。据《年谱》记载:“是年(正德四年,1509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全书》卷三十三)这虽是溢美之辞,但也有其合理性。王守仁正是依据知行合一之说,揭露当时知识界割裂知行合一之弊。他说:“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全书》卷八《书林司训卷》)这里所说当时的道德危机,也就是致良知的危机,为了挽救良知的不“致”,才是他提出“知行合一”的宗旨所在。

(二)知行合一的宗旨

据王守仁的解释,知行合一的“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良能”;“合一”,就是“致良知”。他把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会通为一个整体,以二者的不可分割,强化实践致良知的力度。所以,他说:“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全书》卷二《传习录·中》)。这是说,“良知良能”是本体,“知行合一”是本体的发用流行。为此,王守仁又强调说:“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全书》卷三《传习录·下》)。他认为,提倡知行合一,目的是为了彰显良知良能这个本体的作用,并不是人为杜撰的。

王守仁对知行合一宗旨的界定,就从知与行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强化了人们对良知良能的体认,使之成为致良知的助推力。

既然知行合一是良知良能的发用流行,为什么本来是合一的知行,却在流行发用中被分离?他认为这主要是“被私欲隔断”。《传习录·上》记载了他与弟子的一段对话。弟子问:“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王守仁回答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割断的。”(《全书》卷一)既然知行合一是良知良能本体的发用流行,那么,对父知孝自然要尽孝,对兄知悌自然要敬爱,如果知而未行,就是私欲利己,这不仅割断了知行合一,而且也使良知良能无以发用流行。因此,知行合一才成为致良知的必要条件。

(三)知行合一的方法

王守仁对此的论述较多,但他认为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所以,他说:

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这里说的“一念”,就是指不善的念头,当其萌发时就要“彻根彻底”将不善的念头克服了,以免造成行的恶果。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知也包含着行,并不是要以知代行。为此,他又用行也包含着知作对应的论证。他举例说:“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全书》卷二《答顾东桥书》)他总结说:“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全书》卷一《传习录·上》)并宣称这是“我立言宗旨”。他提倡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已自有行在”,自觉根除恶念,主动去恶为善,是中国古代知行学说史无前例的创见,其影响深远,并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与人们的日用常行之中。

王守仁的著作,有《传习录》《文录》《文录续编》等。后由明谢廷杰汇集以上著作及年谱、世德纪、墓志铭、行状、祭文等,编为《王文成公全书》38卷。今人所编《王阳明全集》41卷,其中是将《全书》卷三十三《年谱》分为一、二、三列入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卷,并增加《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为第四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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