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释义:

君子以道义为准则与人交往,团结而不勾结;小人以一己好恶利害为出发点与人交往,勾结而不团结。

点题:

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周,普遍也。比,必二反,偏党也。皆与人亲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则在公私之际,毫厘之差耳。故圣人于周比、和同、骄泰之属,常对举而互言之,欲学者察乎两间,而审其取舍之几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有异曲同工之妙。古人常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在人生路途上,寻找志同道合之人,而不结党营私搞小圈子,是以前途逾宽,人生弥坚;而小人则是因为私利而彼此勾结,所以“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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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延伸悦读:

黄侃,清末民初一代名士。1905年,时年19岁的黄侃作为张之洞“故人之子”得以官费留学日本。某日黄侃内急,不顾“不可随处小便”之常识,一股黄流从楼上顺流而下,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革命先驱章太炎“章疯子”居住楼下,遂破口大骂。黄侃少年热血,岂肯罢休,对骂不绝。所谓“不打不相识”,对骂之中发现棋逢对手、相见恨晚,从此一见如故,拜入太炎门下。

黄侃拜章太炎为师之后,只是章门众多弟子之一,过往也不曾甚密,交往最密的时候则是1914年。那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软禁于北京钱粮胡同,此时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黄侃当时受聘于北京大学,辗转打听章氏下落,前与探视,见章一人寂寞,便搬来同住,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后黄侃被警察赶出方才离去。之后章太炎东山再起,位居高位,黄侃竟不复往见,太炎先生前往黄侃住所诘问,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黄侃一生治学严谨,曾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发愿50岁后方著书。1935年黄侃50岁大寿,太炎先生亲书一副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不想此联竟藏“绝命书”三字。是年10月8日,章门第一高足黄侃因饮酒过度,吐血而亡。因此巧合,章太炎疑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纵观黄侃与章太炎之相遇、相识、相交,可谓志同而道合,不以权、财、势交也,堪称友德之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