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理性的源流

汪子嵩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指出：“早期希腊哲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支。一支是从东方伊奥尼亚地方米利都学派开始的，经过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一直到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逐渐完成古代希腊的唯物论哲学；另一支出现在西方意大利地方，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为主，寻求抽象的原则，为古希腊唯心论哲学开辟了道路。”^[4]其实，从古希腊到当代，西方哲学一直在这样并行的两条道路上竞相发展，一条道路是汪子嵩先生所讲的唯物论，更准确的讲应该是经验主义；另一条道路即是汪子嵩先生所讲的唯心论，更准确地讲应该是理性主义。因而，要讨论西方哲学方法，必须先对这两条并行发展的哲学道路予以整体概观。

经验主义哲学源流　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是米利都学派的物理哲学。米利都学派从泰勒斯开始，一直围绕“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宇宙是怎样生成的”、“世界（或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这三个问题而展开思考。思考所凭借的恰恰是经验，即运用生活经验或历史经验，对自然界某一具体事物或运动现象予以理性总结和抽象，由此开辟经验理性哲学的先声。

米利都学派的这种以经验为工具而开辟出的经验理性哲学，为后来者赫拉克利特所进一步的发挥，但首先在毕达哥拉斯得到了领域性拓展。毕达哥拉斯同样基于经验而对世界的本质、宇宙的生成、世界的本质等问题予以数学哲学解答。当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哲学不仅仅是经验理性的，而且还着上了观念理性的色彩。

基于对自然界的经验而考察世界的本原、宇宙的生成、事物的本质，彰显出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是以自然为中心的经验理性哲学。这种以自然为中心的经验理性哲学之率先诞生，既有其地域因素的激励，更体现了人的思维、认知发展的自身规律，即人的思维、认知总是由外向内的。但伴随着人的思维、认知的发展，人的感官思维必然朝向心官思维方向展开，以自然为中心的哲学探询必然要转向以人事为中心的方向。这一转向的最初消息在智者运动中透露出来，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尺度，也是非存在者如何不存在的尺度”^[5]，构成这一转向的标志。普罗泰戈拉的哲学思路并不承袭米利都学派，这一体现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性的哲学命题，却融进了经验论、感觉论、相对论，并构成了后来这种混合着经验论、感觉论、相对论的理性方式的母体。

智者们所开启的“以人事为中心”的消息，最终通过苏格拉底的努力才变成一条哲学道路。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一种纯粹的道德哲学，雅斯贝尔在《大哲学家》中认为他是一位“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因为他接受了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既然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他也是自己的尺度，即只有当人将自己作为尺度时，他才可成为万物的尺度；并且人也只有践行这一尺度，才可开创出人生的幸福来。然而，人确立自己的尺度到底是什么呢？苏格拉底以其一生的努力探索与践行，来解决这个尺度问题，这就是他为人们所提出的“德性就是知识”和“认识你自己”这两个原则。前一个原则为知识规定了可靠不变和普遍化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善，这个普遍不变的标准得以建立的人性前提，是“无人有意作恶”，只有“无知即是邪恶”；后一原则为获取知识开辟出普遍的道路。以这两个原则为标准而构建起实现幸福生活的基本德目，即“节制、勇敢、正义、理性、友爱、虔敬”。

苏格拉底以人事为中心所构建起来的道德哲学，既是经验理性的，也是观念理性的。苏格拉底哲学的观念理性范式和普遍性智慧，开启了柏拉图哲学，产生柏拉图传统；苏格拉底哲学的经验理性思想和实践方法论，经过亚里士多德而获得发展，并构成了亚里士多德传统。

希腊衰落，罗马帝国兴起。罗马帝国推行政教合一，得益于两个传统为其奠定基石，一是希伯来—基督教经典《圣经》，二是希腊哲学传统。希腊哲学传统可以概括为理性主义，它的主要构成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前者构成希腊哲学的观念理性传统，后者构成希腊哲学的经验理性传统。这两个传统虽然都成为罗马帝国的思想基石，但比较而论，亚里士多德的经验理性传统为经院哲学的创建发挥了更大的功能，这不仅表现在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思想来研究神学，将一个信仰的宗教变成一个理性的宗教，更在于以经验主义为基本诉求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是中世纪教育和智力活动的中心”^[6]，“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的哲学奠定并主宰了中世纪科学领域内容和概念”^[7]。

中世纪既是一个神学的时代，又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验主义时代。由于前者，教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这个时代描绘成为黑暗的；因为后者，科学得到了发展，并为文艺复兴奠定了认知基础，提供了思想、视野和方法论条件。

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航向。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胜利的标志，不仅是发现了新大陆和重新发现了人，更重要的是重振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前者即是牛顿力学大厦和机械论世界观的创建，以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获得了繁荣；后者是以笛卡儿为代表的法国理性主义的发展。

以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所开创的近代经验主义，朝着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朝着科学方向，开辟出现代的唯科学主义道路，实验科学兴起和科学哲学繁荣，恰恰体现唯科学主义既关注认知论拷问，又注重实践论探讨。前者是为科学主义寻求和构建认知论的依据，后者是为科学主义能够指涉一切并对一切发挥功能展开实践论证明。二是哲学方向，这一方向连缀起三个世纪：18世纪是以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诺、霍尔巴赫等唯物论者为主角；19世纪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的却是以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马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正是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推动，才使美国本土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盛行，即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不仅构成美国的半官方哲学，而且通过杜威等人的创造性传播，而走向世界，形成一种世界哲学。

经验主义的科学方向和哲学方向，经历18世纪和19世纪的并行发展，到了20世纪走向了整合，这种整合形态就是逻辑分析主义，即分析哲学。分析哲学之所以能够整合科学经验主义和哲学经验主义，主要是分析主义方法。分析主义方法之所以能够对科学经验主义和哲学经验主义起到整合的作用，是因为时代使之然。概括地讲，18世纪向19世纪展开，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思考世界”而是认识世界；而19世纪向20世纪开进，最重要的不是“认知世界”而是“向世界要行动”，所以，哲学的方法论探讨比哲学的认知探讨更重要、更迫切。

理性主义哲学源流　希腊早期的经验理性哲学基于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而探询世界，既看到它感性流变的一面，又发现它静态不变的一面。这就是“变中不变”和“不变中变”的视域融合，它为后来者赫拉克利特所总结提炼出一种形而上学方法，即转换生成辩证法（logos）。世界的变化不居，总是不能给人的存在带来最终的安全感，也不能为人的认知提供稳定的秩序世界。因而，消除世界的动态生成、变化不居的那一面因素，突出和放大世界静止不变、秩序稳定的那一面，并揭示它何以始终秩序和稳定的最终依据和理由，构成了观念理性哲学始终不渝的努力方向。毕达哥拉斯的“数”本原论认识，虽然还是源于经验，但“数”本身已经获得了剔除感性因素的抽象品质。然而，“数”却蕴含着“多”，而“多”就是非秩序性、非稳定性的重要根源。正是对动态性、多等非秩序性、非稳定性因素的正视，爱利亚学派才开辟自己的独特道路：即静止、永恒、不变的一元论道路，它表征为塞诺芬的“理神”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芝诺的“静”、“一”论。

爱利亚学派力求排除“不变中变”的所有因素，探求“变中不变”的永恒法则和普遍规律，但其考量的对象仅仅是物理世界。随后的智者们改变了这种单向状况，尝试窥视人的世界，这一不经意的行为却带来了对世界认知的根本性改变，即从以自然为中心的认知视野拓展开去，形成以人事为中心的认知理路，这就是苏格拉底世界的诞生。苏格拉底所构建起来的人的世界，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法则和秩序的道德世界，这个道德的世界在事实上融合了经验理性和观念理性，并呈现出综合性的认知视野和方法取向。

苏格拉底的这种努力，为柏拉图所发展。雄心勃勃的柏拉图，不仅要进一步为证明人的世界本身具有普遍法则和规律而探寻最终理由和依据，更要对他之前的所有哲学思想、方法予以一次时代性的整合，并通过这种整合方式来揭示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之间何以能够构成交通的内在关联和共守法则。柏拉图认为，感觉所能感觉到的事物，始终是变化不居的，而任何变化不居的东西都不是最终的实在。真正的实在即是排除所有变动因素之后的“存在”，它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讲的永恒不变的概念。但苏格拉底关于永恒不变的概念，仅仅限于对人的世界，只具有对人的道德世界的指涉功能。柏拉图却认为，概念不仅仅是思想的范畴，而本来应该独立存在于事物和人心、或自然和社会之外的实在。进一步讲，概念应该是联络起事物和人心、自然和社会，使二者成为一体的东西。这个东西被柏拉图称之为“相”（有的译为“理念”），它所指涉的是不变、秩序、永恒的实在世界。

柏拉图构建起了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就是观念理性主义。其观念理性主义的本质是相论，其观念主义的灵魂是灵魂论。正是相论和灵魂论，使柏拉图主义构成了罗马帝国教—政合一的内在思想基石，亦构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真正底蕴。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神、上帝才是其致思的对象，柏拉图的相论和灵魂论却为确立神的世界的绝对性、普遍性、神圣性提供了最终的理性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经验论和四因说，为求证神的世界的绝对性、普遍性、神圣性，提供了理性方法。

一般人认为，文艺复兴开启了近代运动。并且，文艺复兴的源头是希腊的理性教化精神，更宽泛地讲是希腊的文化、思想、学术、方法。但开启文艺复兴的直接动力，却是经院哲学，是经院哲学所蕴含并涌动不息的以柏拉图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观念理性和经验理性思想、智慧与方法。埃齐厄那·吉尔松在《中世纪哲学精神》（1932）一书中指出：“基督教世界改变了哲学史的进程，通过信仰的中介为人类理性开辟了一个人类理性自身尚未发现的领域。”^[8]中世纪经院哲学为人类理性开辟新道路的第一站是文艺复兴，第二站是宗教改革，第三站是启蒙运动。这三个阶段恰恰构成了中世纪经院哲学为人类理性开辟新道路所实际展开的三个方面。首先，在中世纪，宗教孕育并催生了人类大学的诞生，而经院哲学却为最初的大学提供了课程、教学内容和方法。“大学的自发出现与12世纪拉丁文翻译的新学术活动紧密相关。确实，大学是组织机构，西欧通过大学来归并、吸收并扩充卷帙浩繁的新知识，大学又是后代在智力遗产中进行耕耘播种的工具。”^[9]因为“中世纪大学是硕士和学者两部分人结合，近代学科分成专业教师队伍（主要有文科［arts］法律、医学和神学），在每一个学科内都针对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设置了必修课程。”这些课程包括：凡是要在法律、医学、神学领域深造的人必须先获文科硕士学位，而文科硕士学位所要求的课程特别偏重逻辑和自然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科学和哲学著作构成其核心课程。而物理学、宇宙学、天文学、数学基础等却是其主要课程。^[10]其次，在经院哲学框架下的拉丁文翻译，推动了新学术、新科学的发展，为近代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积蓄了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12、13世纪这批翻译家小分队的辛勤劳动，不仅中世纪科学要成为泡影，17世纪科学革命也几乎不可能发生。‘新’科学是如此浩瀚，首先必须有一个吸收消化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贯穿整个13世纪，接着来临的是一个精心修正和重大变革的时期，到15世纪早期，建筑在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之上的中世纪科学进入了全盛阶段。与此同时，在亚里士多德科学框架内，大量反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也已出现。经过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一段时间的相对停滞之后，经院科学遭受了激烈的批判，新的航程开始了，并一直驶向了科学革命的顶峰。然而，如果没有早期翻译家为西欧提供理论丰满的胴体，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牛顿这些科学巨匠，就很难有什么可以思考和反驳的了，也无法使他们集中注意重大的物理问题。”^[11]其三，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中世纪经院哲学在事实上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土壤和母体，但文艺复兴又以反叛经院哲学为革命的标志，并以相继取得如下四个方面的最大成果为实质性体现：一是发现了新大陆；二是重新发现了人；三是掀起并完成宗教改革，包括英国加尔文的清教运动和德国的新教改革；四是开创新科学，重新认识世界，并由此重建认知世界的新方式，重建世界新秩序，这就是无所不包的机械论世界观。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这四大成果，被概括为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纵深敞开，即是英国的经验理性主义和法国的观念理性主义。

从近代始，如果说以英国为策源地的经验理性主义哲学所主要续接的是亚里士多德传统，而构成对希腊经验理性主义哲学的时代发展；那么，以法国为策源地的观念理性主义哲学所主要续接的却是柏拉图传统，而构成对希腊观念理性哲学的时代性发展。近代以来观念理性哲学的发展展布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7世纪，这是近代观念理性哲学的最初运动，法国的笛卡儿、荷兰的斯宾诺莎、德国的莱布尼茨构成了这一最初运动的三个坐标：即笛卡儿的第一哲学原理和心身二元论—普遍数学方法论；斯宾诺莎的神圣实体论哲学和心身平行论—几何学方法；莱布尼茨的神正论哲学和逻辑学。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这是近代观念理性哲学的自我完形运动，这一运动以德国为中心，包括康德的先验哲学、费希特的先验知识论、谢林的同一哲学和黑格尔客观唯心哲学和精神辩证法。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这是近代观念理性哲学的发展，其主要成就是叔本华的意志论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哲学。

一般认为，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是反观念理性的，并把它划归为非理性哲学的范畴。其实这种划分法不符合实际。客观论之，凡哲学，即是理性。唯意志论哲学仍然是理性的。唯意志论哲学标榜对理性、尊重事实和经验的哲学都采取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所反对的是信仰主义的神性理性和天赋的先验理性，当然也包括反对经验主义的理性哲学和方法。换言之，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所反的不是理性本身，而是某种具体的理性形态和理性观念。因为唯意志论哲学本身不仅是理性的，而且还是观念理性的，只是唯意志论的观念理性，既不是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的观念理性，也不是斯宾诺莎的神正论观念理性，更不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唯心论观念理性，而是唯意志论的观念理性，它是触摸到生命本源的观念理性哲学。正是唯意志论哲学，才改变了只单一关注世界的存在与敞开的观念理性的方向，开辟了关注生命的生成与敞开的观念理性之路，这条全新的观念理性道路，既为生命哲学的诞生创造了思维—体认的主体条件，也为20世纪的现象学运动铺平了道路。

20世纪，最大的哲学思潮有四：一是生命哲学思潮；二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潮；三是分析哲学思潮；四是现象学思潮。实用主义实质上是经验理性哲学的现代发展形态，而分析哲学恰恰是经验理性哲学向科学理性哲学渡让的产物。科学理性（即马克斯·韦伯所讲的“工具理性”）哲学的极端形式就是科学主义，科学理性哲学探讨主要敞开为两条路径，一条是科学哲学道路，另一条就是分析哲学道路。而生命哲学思潮和现象学思潮，则可看成是观念理性哲学向现代发展的不同形态。

17世纪的观念理性哲学，是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这块基石上的，心与物同时并存，并且经验构成其体认出发点和方法，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和斯宾诺莎的心身平行论，都体现了这种倾向。18世纪的先验论哲学却是力图摆脱机械论世界观，为求消解心身二元论的困境而走向超验。康德提出人的世界和“自在之物”的世界，就是想为哲学的工作划分一条界线，即“自在之物”的世界不是哲学探讨的世界，因为自在之物的世界是不可认知的。为此，康德还力图调和经验理性和观念理性，这表现在他的三大批判和对哲学方法论的构建上。后来者费希特、谢林的绝对唯心论哲学的努力，并没有排除科学思维，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哲学又回到了康德的调和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却是完全清除了经验因素，因为它不仅剔除了物质、身体，而且也抛弃了空洞的心，直接抵达生命的底部，把握生命的本质——生命意志，为其存在而敞开生存之欲望所磨砺的权力意志，最终完成了最彻底的观念理性的构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严格划分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并明确科学作为一种认知世界的特殊方法，它必须为通过直觉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提供正确的前提。唯意志论哲学发现了世界的意志性，生命哲学发现了世界的生命化和生命绵延对世界的构成性。以此来看现象学，它既是对唯意志哲学的浅表化，又是对生命哲学的一种内在化方式。

将现象学思潮归纳入观念理性哲学的范畴，是因为现象学所指涉的现象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领域的一切东西，现象学就是要在呈现人的意识领域的一切东西中寻找出其符合理性的本质因素，从而为科学提供理性的依据。所以，现象学以人的意识领域的意向性问题为出发点，探讨意向生成的本质及其本质的还原，其全部的努力是为创建科学的哲学开辟道路，提供方法和清扫场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学运动在最终意义上与分析哲学一样，回归于科学理性。科学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诉求。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几乎同时从布伦塔诺的“意向性”概念获得启发，并以此为出发点，各自走出一条完全不相同的道路，但最终的旨归却是创建科学的哲学，实现科学理性，并且其现实的目的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讲的“回到生活世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讲就是回到“粗糙的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