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为之

率性而为之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教。”

——《传习录》

这是王阳明在回答弟子马子莘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意思是：子思所提倡的性、道、教都是从最本质的方面来讲的。天命在人，那么命即在性；率性而为，性即为道；修道而学，那么道为教。率性是“诚者”这事，正如《中庸》中所说的“自诚明，谓之教”。圣人率性而行就是道。圣贤之下的人不能率性，他们的行为难免过分或欠缺，因此必须修道。修道后，贤明的智者不会过分，愚昧不肖者不会不及。依循这个道，道便成了教。

在王阳明看来，诚的本质便是明，而明则是一种率性而为、修道的必需智慧。当这种智慧不受外界事物所扰时，其发挥出来的作用便会越强大。王阳明十五岁那年，突然心血来潮，一个人骑马过去边关要塞考察，一个月后才回来，弄得家人四处寻找，心急如焚，以为他出了什么事。回来后，王阳明受到父亲的严厉申斥。这件事虽然体现出他胸怀大志，但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圣人以下不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

在其后的岁月里，王阳明受娄谅“格物致知”之学的启发，遍读圣人学说，又经历官场沉浮，终于在龙场悟道中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他不仅创立了心学，而且成为大军事家，实现了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

王阳明二十六岁时，在京师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明朝边境深受所谓的“套虏”侵扰，朝中上下忙着推选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却因长期以来朝廷崇文抑武，一时竟找不到得力干将可派，慌乱得不可开交。

王阳明看到当时所设的武举考试存在很大的弊端，就是只注重选拔懂得骑马射箭的人，而不能发现培养深谙军事韬略，能运筹帷幄领兵打仗的将才。如此下去，国家必将在军事上衰弱不堪，江山社稷毫无安全保障。于是，他便开始研习兵法，凡是能找到的兵法秘籍都悉心钻研，获益匪浅。

他研究兵法的方法很独特，不是像别人那样把兵书背下来就算了事，而是用“心”习之，务求达到消化理解、融会贯通，让书上的知识了然于心，形成可以灵活运用的能力。每次宴请宾客，他总是把果核收集起来在桌上排列阵势推演兵法，类似现代军事演习中的图上推演作业。有时，有人笑他太痴，认为他这样做不过游戏耳，是童子之举，他也毫不在乎，不为所动，而是坚持不懈，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一次，他领命督造威宁伯墓，仍然不放过钻研兵法的机会。他把民夫按兵书上的“什伍法”来编制队伍，有条不紊地调遣他们劳动。休息时，他还兴致勃勃地指挥民夫排兵列阵，演习诸葛亮的“八阵图”。

就这样在反复的琢磨研习中，王阳明逐渐把兵法精髓融会于心，掌握了运用自如的奥秘，这就是他对兵法的理解——“此心不动，随机而行”。他认为，所谓的兵法精髓，绝不是书本上死的、教条的东西，而是与心融合在一起的具有活力的东西。要通过反复的研习与锤炼，让那些知识融会在心灵中，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一旦遇到情况，要做的只是随机应变而已。这也就是修道。

据《明史》载：“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意思是，整个明朝一代，作为文臣领兵打仗，能用兵如神、克敌制胜的，没有哪一个人能比得上王阳明。在激烈无比的战斗中，局面越是危险复杂、令人疑惑不定时，王阳明的心反而越清明冷静。他指挥若定，所考虑的问题和计谋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这种超人一等的智慧和能力，虽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王阳明的天资较高，但它们也实在是得益于王阳明持之以恒的格物致知修养，得窥儒家之“中”，拥有心灵智慧的缘故。

由此可见，我们的心就是一种能力，能随着学习和磨炼的程度而提升自身的境界，最终达到率性而为，而无过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