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采取“哀者”态度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出兵中国东北。苏联对日宣战，两军激战的结果，日本关东军伤亡惨重，无力挽回败局。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关东军放弃抵抗，从此苏军控制了东北。

抗战胜利后，美国插手中国政局，继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蒋介石一方面与中共抢夺东北，积极准备内战；一方面又为了扰乱视听，继续与中共代表谈判，以拖延时间，为全面内战做准备。

1945年11月7、8两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发去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

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指苏联——笔者注）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东北方面，山海关三日已打响，第十五师在美军支持下由秦皇岛进攻，事先要求我军退出山海关及离开铁路线，当地我军没有接受，彼即攻击，被我击溃。沈阳得失，决于作战结果，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之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于我有，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战不利，蒋（指蒋介石——笔者注）得沈阳、长春，则我方只能获得边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战争才能解决，洮南、龙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谈判可以获得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使将来不好说话的条件之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请你全盘考虑，写出一个详细条文，并加分析告我，以便研究成熟，再向彼方提出。（《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这是在延安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仍然唇枪舌剑战斗在重庆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肯定周恩来提出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的意见是对头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举国上下一片沸腾。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蒋介石为了向世人表明他对国共和谈的诚意，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从民族大局出发，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谈。毛泽东指出，只有去和谈，才能表明中共和平建国的诚意，才能取信于天下。经过四十三天的反复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协议。张治中、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签字。由于签署日期为10月10日，又称为“双十协定”。

对于重庆谈判《纪要》本身，国共两党自然不会十分重视，但国内民众的期望值却大不相同。包括中间党派，也对《纪要》另眼相看，因为透过《纪要》所提出的方案，他们不仅从此有了合法的身份，而且可以和国共两党一道，通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办法，与共产党，乃至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地讨论国家的政治决策工作了。

由于《纪要》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共两党的意见分歧，所以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由于社会舆论和中间势力对《纪要》的高度期望和重视，国民党也很快就意识到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过去，中共代表力主召开政治会议，是想借此暴露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性质。而《纪要》发表之后，中共领导人发现，新的政治会议只具有协商的性质，对国民党并无约束力。特别是《纪要》公布后，民众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加高涨，如果国民党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倡导国家的稳定与和平，必须建立在军令、政令统一和取消武装割据的基础上，很可能会通过种种限制中共要求的决议，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尽管国民党方面几次提出召开政协会议的问题。中共代表只能以国民党必须先停止进兵，避免内战为由，拒绝马上召开政治会议。这种情况使中共代表深感被动，也不利于宣传。而要求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恢复各铁路交通，国民党对此也不能接受，因而中共就会因为力主停止内战而重新处于主动地位。

周恩来提出：因抗战初胜，“双十协定”签订未久，人民渴望和平，一般人多幻想政治协商会议能解决问题，故要使人民相信必须经过战争才能真正保障和平，非经相当时间体验不可。对此，毛泽东复电称：“你提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

自古以来，穷兵黩武，必然会遭到彻底的失败。两军相争，首先采取“哀者”的态度，采取宽容忍让，以争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伸张正义，做到仁至义尽，这是一种智者的态度，它体现《老子》“哀者胜矣”的思想，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斗争策略。尤其在国人和中间势力对和平建国呼声愈高、渴望愈切的形势下，采取“哀者”的态度，不激化矛盾，不引火烧身，无疑是对的。

毛泽东在给重庆中共代表团的电函中，即表现出“哀者”的态度：（一）拿下东北，“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二）“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不同”。（三）“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四）为使将来好说话，谈判“可以保留伸缩余地”。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庆中共代表于11月8日正式要求国民党“负责向其所属部队立即命令实行下列四事：（一）全面停战；（二）从解放区撤退；（三）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四）取消各地剿共命令，保证以后不再进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则在延安和重庆，用新近缴获的蒋介石国民党的各种剿共指令和文件，来证明内战的爆发实为国民党所为。

针对中共方面的提议，国民党方面提出了先下令停战，各在原地不得进攻，然后再商谈一切；或定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首先讨论停战问题等；周恩来则回应说：第一种名为停战，实则政府可以利用停战间隙运兵运械准备大打，这是假停战，甚至还可以借机向国际表示内战已停，取得外援，陷中共于不利地位，故中共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是谈不出结果的。周恩来尖锐指出：双十签字还不是说避免内战，但不久蒋介石就下令歼灭“奸匪”吗？周恩来坚决表示：除非停止内战，否则一切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1945年的和平谈判，一直延续到1946年年底。尽管1945年的“双十协定”迅速被内战的炮火吞噬之后，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仅饱尝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历尽劫难的世界人民也希望和平。于是，整个1946年，无论是谈判桌上，还是争夺东北的矛盾冲突和摩擦中，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以及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和与战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在这个斗争中，尤其是在谈判桌上，中共采取“哀者”的态度，赢得了国内国际各种政治势力中绝大多数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民心军心，也赢得了宣传上的主动地位，为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并最终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