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异则事异”的历史观

韩非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其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商君书·开塞》曾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即“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思想，用历史分期的观点分析历史的进程。他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等四个不同时期，“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五蠹》）。上古时，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界禽兽虫蛇的危害，架木居住，为了避免疾病，钻木取火煮食；到了中古时期，天下大水，禹疏导江河，受到人民的拥护；到了近古时期，有桀纣的暴乱，出现了汤、武的讨伐。他说，如果到了禹的时代，再有人架木居住，钻木取火，就必然使禹时代的人感到可笑；如果到殷周时代，再像禹那样疏导江河，必然使汤武时代的人感到可笑；同样，时代发展到今天，还有人赞美尧、舜、汤、武治理国家的办法，必然要遭到当代圣明君主的讥笑。因此，他认为：“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社会变化了，一切事情也要随着变化，情况变化了，政治设施也必须相应地变化。他说：“夫物之一存一亡，乍生乍死，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解老》）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对于决定历史变化的内在原因，韩非认为，这主要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物质财富的状况决定的。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五蠹》）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因此，他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更法》）时代在变迁，客观环境在变化，治国的办法也必须相应地作出改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五蠹》）即使先王的政治措施在古时是多么奏效，但如果将它原封不动地照搬到后世，就同“守株待兔”没有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