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分析哲学评述

西方分析哲学评述

中国传媒大学　冯宋彻

有人把20世纪哲学称为“分析的时代”，这种称呼虽然过于简单，却能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成为20世纪最强有力的哲学趋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其发生于20世纪初的英国剑桥，20世纪中叶以后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流传，在英语国家哲学界长期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后半叶开始走向衰落，延续了约一个世纪，几乎统治了英美的学院哲学。

一、序　　言

19和20世纪之交是西方理论科学的危机时期。亚里士多德曾把理论科学分为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三门。从那时起，这三门学科一直是西方科学的主干和基础，并在近代全都取得长足的进展。然而，这三门学科在世纪之交都发生了危机。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观念失效，由此出现物理学危机。数学的基础在20世纪初被成功地归结为逻辑，但随着逻辑悖论的发展，数学的基础也被动摇，由此发生数学危机。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新发现，物理学危机被克服。数学哲学的发展克服了逻辑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摆脱了危机。与物理学和数学的危机相比，哲学面临的危机更加尖锐，历时更长。哲学所面临的不只是一些基本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失败，而是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每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失去了研究对象，那么这门学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权利。

传统的以古希腊哲学为源的西方哲学思考整个世界，研究世界的本原或世界的最高原理，由此构造出世界观和方法论。传统的西方哲学有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上帝在哲学领域占有的地盘越来越小，上帝非但不是现代哲学的首要对象，而且也不是哲学的一般对象，只是在宗教哲学等分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由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则是反思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以探究知识的本质为中心任务。认识论问题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建立在主客体对立基础上的传统认识论，在康德哲学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但也充分暴露了其内在的困难：主体与客体的鸿沟始终无法真正跨越。

导源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初的当代分析哲学，企图抛弃理解认识本质的努力，去研究知识的表达形式——语言和逻辑。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以及认识论的语言学转向构成当代分析哲学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这两种特征是紧密关联的：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分析哲学，基本上摒弃了近代认识论问题及其理论预设——主客体对立。分析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或价值哲学都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只是语言游戏而与事实无关，它不能提供给我们关于事实的任何知识。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知识意义上的言说呢？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命题呢？于是，分析哲学关于知识问题的探讨就成了对命题之间的关系或者命题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传统认识论关于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等一系列的“虚假”的“本质”问题，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已荡然无存。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认识论的延续，它是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澄清或替代传统认识论问题。对于分析哲学家来说，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能够获得知识，而是如何使我们获取知识的条件与工具——语言与逻辑更加精确与可靠。因此，他们特别关心达到真理的可靠的探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做出正确有效的论证的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必然与逻辑有关。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其它流派相比，所有的分析哲学家都特别注意对语言逻辑的研究。他们认为，逻辑处理的是人类特有的言语能力、推理能力、概念思维的能力和理性探究的能力。因此，他们往往通过逻辑研究来开展他们的工作，探讨确保语言有效交流的各种条件和方法。不论是日常语言形式化、逻辑化的努力（弗雷格、罗素、卡尔那普等），还是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详细分析（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学派），均是服从于这样的目的：更加有效地使用知识的表述工具——语言。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把分析哲学称为语言哲学。正是由于当代分析哲学的蓬勃发展，才使人类有机会全面而细致地反思我们思维赖以发生的工具——语言。

分析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本哲学不一样，人本主义哲学要回到生命、回到直觉、回到存在本身，而分析哲学则要回到经验、回到逻辑。人本主义者要探索生命的真谛，分析哲学家们则企图弄清什么是知识。如果“拒斥理性”是现代人本哲学的基本精神，那么拒斥“形而上学”则是分析哲学的中心口号。分析哲学家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是没有意义的命题，它既不是逻辑的，又不是关于事实的。分析哲学家石里克说“形而上学只是概念的诗歌。”分析哲学认为知识首先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命题，关注语言是分析哲学家们的普遍倾向。他们认为哲学不再构造命题，而是澄清命题。哲学分析的全部任务就是分析命题和语词的逻辑意义和经验的意义。20世纪是分析的时代，也是语言的时代。当然，语言问题不是哲学的全部，也不是思维的全部，但它至少是哲学和思维的起点。牛津日常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汀说过，我们总不能还没弄清楚这个工具的用法和功能，就去运用这个工具。

当代分析哲学可以包括弗雷格、摩尔、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思想，逻辑实证主义（包括石里克、卡尔那普、莱辛巴赫、艾耶尔等），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以及威斯顿、奥斯汀、赖尔等）以及语言哲学的后期发展（包括奎因、斯特劳森、戴维斯等）。

虽然分析哲学最基本的主张之一就是要求意义的精确，但它本身却没有一个普遍同意的精确定义。有人认为，分析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分析哲学的直接思想先驱是弗雷格，他最先致力于逻辑语言的构造，并认为这是哲学唯一正当的任务。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三人被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罗素在1905年发表的《论指示》一文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形成的正式标志，该文第一次较集中地陈述了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如逻辑分析的应用、对日常语言的批评、摹状词理论等等。以后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别从语言的逻辑化、经验化和日常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探究哲学问题、知识问题和语言问题。两个学派的精神和方法虽有区别，但它们在对形而上学的反叛以及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上却是一致的。分析哲学的后期发展，尤其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发展使分析哲学变得零碎、琐细，以致人们无法分清这是语言学还是哲学。由于对语言现象，特别是细碎语言现象的过分关注，使分析哲学多少有点像“消解哲学的哲学”。但是，在晚近的大分析哲学家奎因那里，我们又能看到把语言问题、认识问题、哲学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良好倾向。所有这一切深刻地证明：哲学研究应充分地关注语言，但不能止于语言。

二、分析哲学的产生

如前所述，传统的西方哲学有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上帝只是在宗教哲学等分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自然科学在近代的飞速发展，对大多数近代哲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对于哲学家来说，自然科学之令人信服与向往，主要还不在于它们产生的实际结果，而在于它们及其结果的可靠性与确定性。康德（1724～1804年）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里说自然科学及逻辑和数学都已走上科学可靠的阳关大道，唯独哲学还没有走上一条同样可靠的道路。实际上表达了大部分近代西方哲学、哲学家的共同感觉。哲学的不可靠，首先表现在它基础的不可靠，其次是它方法的不可靠。这基础与方法的不可靠则必然使他产生的结果也不可靠。

基于这种认识，通过怀疑达到确定可靠的知识，成了近代西方哲学自觉地追求，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两个主要特征在它的两个奠基者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和法国的笛卡尔（1596～1650年）那里就已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两个人都将自己哲学关注的目光主要放在获得知识的可靠基础和方法上。培根反对经院哲学，是因为它是“不会生育的尼姑”，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而要使知识进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必须清除自己头脑里的种种成见，以自然经验为基础，以理性为工具。培根提出“二重真理论”：一种由自然的光亮所陈示，另一种则由神圣的启示所激起。

在追求知识的可靠性方面，笛卡尔比培根更自觉。虽然他经过经院哲学的教育，也受到它的影响，但他和培根一样，认为经院哲学无法提供可靠的知识。在笛卡尔看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为知识找到一个确定可靠的基础或基点。如果不能得话，我们将陷于无穷的荒谬和怀疑之中而无法自拔。笛卡尔自信他通过“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找到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或基点，这就是“我”，或主体。从此，主体这个概念成了近代西方哲学的轴心，虽然它是经院哲学的发明。

法国的笛卡尔开启了近代认识论，他是唯理主义的代表。分析哲学主要是近代认识论的某种延续。认识论至少要面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的心灵能认识外部世界吗？究竟什么是认识对象？人类心灵认识对象的能力有多大？心灵如何获得知识？知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由此涉及感性和理性、经验和先验、主体与客体、先验真理与事实真理、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偶然与必然、特殊与普遍、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感觉与外物等一系列重要的知识论范畴。笛卡尔陶醉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公理的自明性、普遍性、严密性。他认为心灵中的这种理性的能力是先天的。笛卡尔认为几何学或数学的方法是寻找真理的最好方法。真理的标准是观念自身的“清楚、明白”，犹如心灵对几何公理的自明。感觉不能直接提供知识，如“我面前站了四个人”这样的命题不是必然的知识，只是偶然的事实。牛顿的好朋友，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继承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白板”说，提出与笛卡尔相反的观点，他在名著《人类理智论》中系统地批判了“天赋观念”论，奠定了近代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原则。他认为“人最初的心灵，如一块白板，上面没有印记，没有观念。”一切知识都导源于经验，心灵内部的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以及对这些“印象”的“组合、增大、概括和抽象”。德国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针对洛克的经验主义，写了一部《人类理智新论》，重新提出天赋观念和先验理性的问题。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感觉的局限，提出“普遍真理”不可能来自感觉的经验。比如“明天早上太阳会升起来吗？你能证明吗？”所以他说：“要讨论哲学吗？来！让我们坐下来演算演算。”莱布尼茨提出了更清晰的“二重真理”观：数学原理和逻辑规则属于“推理真理”，而对实际存在的认识则属于“事实真理”。事实真理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它是个别的、具体的、有条件的；推理真理则是先验的、普遍的、必然的。英国主教贝克莱（1684～1753年）把经验主义推向一个极端。他认为，“外在的事物”就是“观念的复合”或“感觉的复合”。英国的休谟（1711～1776年）认为：人心的全部创造力，只不过是把感觉和经验共给我们的材料混合、调换、增加或减少罢了。凡不曾呈现于我们的感官的任何东西，我们对它不能有任何观念。17世纪的认识论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方向：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前者醉心于“永恒真理”，后者寻求关于实际事物的可运用感觉进行验证的具体知识，认为没有感觉经验就没有知识。

德国的康德引导了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他认为“人为自然立法”。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说法：“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德综合了相互对立的经验论和唯理论，认识到知性和感性的关联：“如果没有感性，就么有认识的对象；如果没有知性，就不能思维对象。”康德认为知识由两种成分配合而成，一种是外来的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一种是内心有管理的思维形式，这就是康德的“知性范畴”，感性材料＋思维形式＝知识。对应于四类判断就有四类知识范畴：（1）量的判断：单一、多数、总体；（2）质的判断：肯定、否定、限制；（3）关系判断：实存与属性、原因和结果、相互性；（4）模态判断：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不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比如：有些花是香的（量）。这肯定是花香（质）。花香才有蜜蜂来（关系）。花可能是香的（模态）。康德认为，在观察自然事物以前，我们的内心之中已经有了一套先验的认识形式。我们是立法者，认识的过程不是主体（人）适合客体（自然），而是客体适合主体。我们的认识永远不是按照事物的原本样子（自在之物）来进行，而总是有“先天思维形式”对“外在事物（自在事物）”的“增加或改变”。好比一个人天生戴一副蓝色眼睛，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就普遍必然地把一切看成蓝色。康德把判断分成先验（先天）的、经验（后天）的以及分析、综合的四种。先天判断不涉及对象，与我们的经验无关，诸如数学命题、几何命题或逻辑规则。经验判断是关于具体事实的判断，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分析判断是谓词的内容已暗含在主词之中，它不能提供新的知识；在综合判断中，谓词的内容是对主词的扩充，它能提供新的知识，却不具有普遍必然性。比如：单身汉就是未婚男子，是分析命题。凡物皆有重量，是综合命题。康德认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都不符合知识的要求。只有既是先天的，又是综合的先天综合判断，才是真正的知识。所以知识应该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又能增加新知。在康德这里，认识论已经大量涉及范畴分析和命题研究。这是一种崭新的知识论倾向，知识不再被理解为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被理解成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19世纪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使得传统哲学关于自然的研究成为多余。科学家们早就摒弃了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法国哲学家孔德（1798～1857年）开创的实证主义思潮，特别是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1838～1916年）在物理学领域发起的现象主义，把自然哲学的思辨从实证科学中驱逐出去，自然科学对具体物质现象的研究取代了哲学关于物质世界的一般性原理和结论。就是说，物质不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

哲学在失去“上帝”和“物质”这两个主要研究对象之后，面临着继续失去“精神”这一研究对象的危险。20世纪初德国心理学家冯特（1832～1920年）开创实验心理学之后，对人的精神现象的研究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心理学也成为一门实证科学。更为严重的是，用心理学代替哲学认识论的“心理主义”思潮侵入了传统哲学的最后一块领地。心理学的首要目标是数学和逻辑。英国的学者约翰・密尔（旧译为穆勒，1806～1873年）把逻辑和数学的基础归结为心理联想，密尔是当时众多心理主义支持者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心理主义思潮迎合声势强劲的实证主义，符合方兴未艾的实验心理学发展方向，因而在思想界产生强烈反响，对哲学家的挑战尤为严重。如果像数学和逻辑那样连传统经验论者也承认是纯思维的科学，归根到底也要依赖人的感觉经验，那么，再也找不到独立于感觉经验的纯思想领域，再也不可能存在于实证科学不同的思辨科学，再也不能有与经验真理相对立的先验真理了。西方哲学始终以具体科学的指导者、监护者为己任，以形而上学的精神价值为取向，以先验的真理为目标。如果心理主义得逞，那么哲学将从纯思想或精神这块最后领地被驱逐出去，将失去一切研究对象而不得不自行消亡。没有一门别的学科像哲学那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数学似乎是先天的正确；自然科学用实验来检验它的论断；人文学科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本身来查对自身。唯独哲学，却始终喋喋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公共地检验，而哲学的理论不可以公共地检验；科学地语言可以相互交流，而哲学的语言不能被大家理解；哲学需要一种新的方法。

在实证主义、心理主义思潮的挑战威胁着哲学的生存权利的同时，一些哲学家却从数理逻辑的成功看到了哲学的出路。自1847年布尔提出逻辑代数的构想以后，符号逻辑获得长足的进步。世纪交替之际，弗雷格、皮亚诺、罗素和怀特海等人建立了逻辑演算系统，并把数学的基本概念和规则纳入逻辑演算系统，从而首次把数学的基础归结为逻辑，证明了数学命题的分析性和数学公理系统的逻辑型。

数理逻辑的成功给哲学家以巨大的鼓舞。在哲学史上，数学和逻辑的性质一直是哲学家探讨的对象。休谟认为数学是分析命题，康德断定数学命题为先天综合判断，密尔则说数学公理为后天归纳命题。数理逻辑却以严密的方式证明，数学基础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这不啻是认可了休谟原初的结论，结束了关于数学性质的旷日持久的哲学争论。肯定数学的纯思想性质，不啻在实证科学扩张之时，捍卫了一块精神领域的“净土”，为哲学思辨的驰骋提供了场所。

数理逻辑的进展又向哲学家提出了新课题。把数学的基础归结为逻辑，并没有最终回答心理主义的诘难。现在的问题是：逻辑的基础是什么？如果确如心理主义者所说，逻辑的接触不过是心理活动，那么数学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并没有一个包容数学和逻辑在内的纯思想领域。于是，围绕着逻辑性质的问题反驳心理主义，成为摆脱哲学危机的一个关键课题。

哲学家通过对逻辑性质的探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哲学领域，这就是语言的意义。我们知道，逻辑由语言体现，语言的意义是与逻辑规则相辅相成的对应领域。更重要的是，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事实、思想和语言之间，既不属于物理世界，也不属于个人的心理世界。通过语言的意义来界定逻辑的基础、性质和作用，必然会通过一个超越物理和心理的经验的领域。历史上的哲学家一直以超越经验世界而又制约经验世界为其孜孜以求的理想，这个理想现在又重新向现代哲学家发出召唤。

在哲学危机的形势下，面临着心理主义的挑战，受到数理逻辑的鼓舞和启示，有作为的哲学家在20世纪初开始对数学的逻辑基础和语言意义进行探讨，开拓出新的哲学领域和哲学对象，实现了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谓语言学转向，指的是哲学接过语言学的对象为自己的对象，但哲学对语言的研究在方法、目的和结果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语言学。哲学通过语言分析进入传统哲学的各个领域：世界、客体、理想、自我、真理、规律、经验、善恶、美丑，等等。在这些领域，有的哲学家得出了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结论，有的却阐发出古老哲学问题的新意义。分析哲学和近代认识论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近代认识论主要是通过对人是心理的内省来回答认识问题，而分析哲学则是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探究认识论问题。在分析哲学这里，真理成为真命题；感性提供报告事实的经验命题或观察命题，理性则提供一个命题系统以反应普遍的原理；心灵认识的能力就是构造语言系统的能力等等。我们可以概括地认为，知识论在当代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分析哲学。

语言学的转向标志着分析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家常常自诩“语言学转向”是一场“哲学革命”，其实，那不过是哲学问题转换为语言问题，通过语言意义的路径来更新哲学对象的一种方式罢了。分析哲学家认为，有意义的哲学活动只是对语言进行分析。但是，他们分析的目的各不相同：弗雷格是为了给数理逻辑寻找本体论基础，罗素是为了对传统哲学进行根本改造，逻辑实证主义者想要创造与科学概念体系相适应的精确语言体系，维特根斯坦则要消除哲学问题。这些都不是成功的尝试。实际上，语言分析非但没有解决传统哲学问题，而且创造了新的问题，它自诞生便充满了争论和分歧。分析哲学初期的那些理论不再被看作是有效的；但是，它们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语言分析，它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态度，都成为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完整的学派，但它以后的各种形态与学说，都可以在初期的理论与争论中找到萌芽。

分析哲学产生的另一重要理论背景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抗。20世纪初，新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各国传播。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1846～1924年）建立了一个绝对唯心主义的体系。剑桥大学的一批青年哲学家起来批判他们前辈的思想，其结果是用柏拉图式的实在论代替绝对唯心论，用数理逻辑代替辩证逻辑。剑桥可以说是分析哲学的策源地，分析哲学的三位创始者——穆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都是剑桥的哲学家。在他们三人中，穆尔是师长，罗素说，他是跟随着穆尔反抗新黑格尔主义的。

可以说，分析哲学和近代认识论面临同样的问题，只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近代认识论主要是通过对认识心理的内省来回答认识问题，而分析哲学则是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探究认识论问题。在分析哲学这里，真理成为真命题；感性提供报告事实的经验命题或观察命题，理性则提供一个命题系统以反映普遍的原理；心灵认识的能力就是创造语言系统的能力等等。可以概括地认为，知识论在当代的语言学转向就是分析哲学。

三、分析哲学家简介

在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至少有四五十人作出过相当杰出的贡献，这里只简略介绍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和学派。他们是弗雷格、穆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奎因以及维也纳学派、日常语言学派。还有一系列光辉的名字：艾耶尔、威斯顿、赖尔、斯特劳森、塔尔斯基、塞尔、戴维森、普特南、克里普克等等。

分析哲学的形成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的头十年，这是分析哲学的形成时期，以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摩尔与罗素等人反叛绝对唯心论和提出哲学的分析方法为标志；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年代至40年代，这是分析哲学得到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维也纳学派的形成为标志；第三个阶段是在50年代之后，这是分析哲学从欧洲大陆移师美国之后的发展阶段，同时也是分析哲学开始从鼎盛走向衰退的阶段，主要以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为标志。

弗雷格的逻辑思想是当代分析哲学的发源地。弗雷格在他的《算数的基础》中为自己的逻辑研究规定了三条基本原则：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明确区分开来；在句子的关系中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语词的意义；注意概念和对象的区分。这三条原则对分析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素首次把弗雷格的思想介绍到英语国家，他在逻辑分析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形成和传播。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推动分析哲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书中对逻辑语法的肯定和建立逻辑语言的要求对维也纳小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石里克、卡尔那普等人的思想向逻辑实证主义方向转变。维也纳学派是分析哲学初期阶段的主要代表，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个学派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由于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政治迫害，迫使维也纳学派的许多成员逃离奥地利，一些人去往英国或北欧，更多的人则前往美国。随着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卡尔那普等人移居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也转移到了美国，并逐渐变成逻辑经验主义，最终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以蒯因为代表的逻辑实用主义。

蒯因既是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也是分析哲学的终结者。他于50年代提出的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即反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和还原论主张，直接摧毁了分析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既然么有任何东西可以被看作是与经验命题无关的纯粹分析的，那么，分析哲学自诩能够通过分析（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日常语言的分析）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理想就破灭了。同时，蒯因提出“本体论承诺”和“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又为分析哲学的发展出路开辟了新的方向。

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克里普克、普特南、戴维森等人的工作，分析哲学进入所谓“后分析哲学”时代。尽管他们对分析的理解和哲学观念已经不同于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逻辑经验主义者们的思想，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思路，例如对语言意义的精细考察和对真理、实在、逻辑、命题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仍具有分析哲学的特征。

分析哲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它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过时。相反，当今的任何哲学家，只要是讨论与语言、意义、真理、逻辑命题以及实在等问题相关的内容，就一定要受分析哲学的洗礼。分析哲学的影响也早已不限于哲学领域，它所提倡的分析方法和追求语言精确意义的精神，对文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政治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对经济状况的分析、计算机科学的推进以及一些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学科的发展等等，分析哲学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穆尔的语义分析法

乔治・穆尔（George Edward Moore，1873～1958年），英国哲学家，在剑桥学习古典文学，后转入哲学，1925～1939年任精神哲学和逻辑学教授，著有《伦理学原理》（1903年），论文收集在《哲学研究》和《哲学论文集》中，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摩尔和罗素先是作为“实在论”的代表，而后作为分析哲学各流派的元老，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的英美哲学。

穆尔是第一个起而反抗新黑格尔主义的。他于1903年发表的《批驳唯心主义》和《伦理学原理》标志着与黑格尔的决裂。分析运动有时被认为是以《批驳唯心主义》一文的发表为开端。这篇论文给英国唯心主义以致命打击，宣告了一种新的哲学形式——新实在论。穆尔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揭示而是澄清我们的语言。这个澄清过程就是语言分析。想讨论哲学问题吗？首先要弄清楚语词的意义！但是穆尔反对的唯心主义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立场，而不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似乎认为，所有的唯心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区别意识的内容和意识的对象。他指出，意识的内容是心理活动，意识的对象是独立于心理活动的客观实在。比如，“蓝色”是事物的性质，是客观实在，而对蓝色的感觉构成主观观念或心理过程。在《为常识辩护》（1925年）一文中，穆尔详细论证了“常识世界观”，用它来批驳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常识世界观由自明之理（Truism）的命题组成。这些自明的命题包括“我的肉体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还有其他许多具有形状大小的东西存在”，“地球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存在了许多年”，“许多人在地球上生活，其中有些人已经死去”等等，这些常识是对唯心论的最有力批驳。针对“只有意识才是真实的”的唯心论观点，穆尔举着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只手”，因此知道世界上至少有一样不是意识的事物存在；他又举着另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另外一只手”，因此知道世界上还有另外的意识之外的东西存在；他由此“证明”唯心论的荒谬。

穆尔的做法使我们不禁想起当年有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博士，他为了反驳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观点，踢了踢路边的一块石头说，石头在我踢它之前已经存在了。这真可谓是：约翰逊一脚踢倒贝克莱，穆尔双手打倒唯心论。毋庸赘言，他们对于唯心论的理解和批判都是十分粗糙的。维特根斯坦后来批评穆尔说，他没有看到，唯心论者并不是没有健全常识的人，唯心论的命题不是反对常识，而是反对日常语言的语法。哲学上的很多自明的命题是语法命题，即，我们对之确定不疑、不可能否定的命题。对于语法命题，不能用“我知道”这样的用法。“我有一只手”是一个有确定性的语法命题，“我知道我有一只手”是没有意义的，不能作为有效的哲学论证。

穆尔由批判唯心论而否定整个传统哲学。他在《伦理学原理》前言中说，伦理学和其他哲学领域中之所以存在着不可解决的争论，主要原因在于：

人们企图去回答问题，却没有首先精确地确定什么是他们所想要回答的问题。哲学家们试图以“是”或者“不是”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但这两种答案中没有哪一样是正确的。^[1]因此，在回答问题之前首先要分析问题。语言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概念下定义，就是列举概念对象的种种性质。

伦理学问题的主要概念是“善”。穆尔是如何分析“善”的呢？他认为，善是一种性质，并且是简单的、不能再加以分析的性质，和“黄色”这样的简单性质类似；另一方面，善与黄色不同，它不是自然性质，不能通过感性经验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把握。什么是善？善是正义、适当、友爱、诚恳……关于善的判断构成伦理学公理，是不可还原和继续分析的自明之理。伦理学中的形而上学传统混淆了简单性质与复杂性质，把伦理学公理作为思辨的对象和推论的结果。自然主义的伦理学（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快乐主义）把善看作是自然性质，把感觉作为伦理学的基础，这也是错误的。穆尔关于伦理公理的直觉主义对于伦理学有不小的贡献。

穆尔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是对概念按照其字面上的意义进行分解，如把“兄弟”分解为两个概念：“男性”和“同母所生”。由于缺乏逻辑知识，穆尔没有进行逻辑分析工作。他所从事的分析要确定一个词语或表达式的日常用法，我们不必逃避日常语言，只要分析清楚，并在此基础上比较哲学用法和日常用法之间的差异；找出差异的目的是为了否定哲学用法，分析是批判的手段。如一个评论家所说：“他的哲学兴趣完全是分析的和批判的，他根本不相信任何建设性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可能性，他是摧毁这个体系所固有的各种错误和混乱的批判者。”^[2]穆尔的常识哲学并不代表早期分析哲学的方向，只是在后来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中，他的思想才有一定的地位。凯恩斯说：“穆尔的精神具有一种朴素的美。”

2.弗雷格

弗雷格（Gottob Frege，1848～1925年）是德国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分析哲学的奠基者，被誉为分析哲学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规定了分析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他1848年生于德国的魏玛，父亲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1869——1871年间，他在耶拿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和哲学，随后转学到哥廷根大学，1873年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返回耶拿大学数学系任教，1879年起担任数学教授，直到1918年退休。他一生的教学生涯都是在耶拿度过的。在耶拿平静地度过一生，但他的革命性思想却与他的平静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在这方面，它可以说是逻辑学界的康德。

弗雷格最早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而闻名于世。他在数学上的主要成就是使高斯以来建立的数学体系更趋精确和完善，确立了数学演算的基本原则。他的哲学活动开始于对数学哲学的研究。

弗雷格的数学哲学基于三个主要原则，这也是他毕生遵循的哲学信条：第一，否定数学来源于经验，强调数学真理的先天性；第二，数学真理是客观的，这种客观性基于数学的非经验的基础，而客观性是思想的必要条件；第三，一切数学最终都可以化归为逻辑，数学概念可以定义为逻辑中普遍要求的概念，数学公理可以从逻辑原则中得到证明。这条原则后来被罗素作为逻辑主义的基本主张而广为传播。从这三条原则出发，弗雷格认为哲学首先必须是一种逻辑，后者不是某些特殊的逻辑系统，而是一种关于思想的哲学。这种哲学不同于对思维的哲学描述，而是一种对思维的逻辑表达，是一种建立在意义理论上的真理理论。对逻辑的探讨首先就是对语言意义的探讨；而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就是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弗雷格对哲学任务的这种重新规定，标志着当代分析哲学的开端。

弗雷格的思想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1879年至1890年，他主要从事逻辑和数学研究，出版了《概念文字》（1879）和《算术的基础》（1884）。前者是他后来所有著作的基础，其中第一次提出了一种新的包含量词、变项以及否定、蕴涵、统一等概念的逻辑系统，建立了一阶谓词演算体系，明确阐发了从逻辑推出数学的逻辑主义纲领。《算术的基础》应用《概念文字》中的方法解释数的理论，把算术表现为一种公理理论，提出可以用逻辑所需要的概念来规定算术的全部概念，用逻辑所需要的原理来证明算术的全部法则。1890年以后，特别是在1890年至1892年期间，弗雷格连续发表了《函数和概念》（1891）、《论概念和对象》（1892）和《论意义和意谓》（1892）三篇重要文章，以及其后发表的《算术基本法则》（第一卷，1893年；第二卷，1903年），明确区分了概念和对象、意义和意谓。这些重要观点标志着他思想的成熟，并对后来分析哲学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反心理主义

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最初影响是他的反心理主义的观点。在《算术的基础》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进行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始终把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严格地区别开来。”^[3]

弗雷格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不以做出判断的人为转移；思想不是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思维的客观内容。他强调必须把语词的意义和与此相关的观念区别开来，把被判断的内容和作为一种思维活动的判断区别开来。前者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思维活动为转移；也是公共的，可以为不同的个人所掌握；后者则是主观的，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在不同的人那里是不同的。由于思想是客观的，因此也是自足的。逻辑并不研究主体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判断，它只是研究客观思想本身的性质以及这些性质之间的关系。

弗雷格对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的区分，在分析哲学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表现在：其一，这使逻辑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心理学影响，使逻辑学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之上，从而确立了其独立地位；其二，他把语词的意义和被判断的内容看作是客观的、公共的，可以为所有的人所掌握。这不仅保证了这些思想内容的可理解性，也为对这些思想内容进行逻辑分析提供了先决条件；其三，承认思想内容的客观性，意味着就确认了数学和逻辑对象的客观性，这为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试图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哲学的理想提供了思想前提。

弗雷格之反对心理主义重新为哲学研究确立了起点。古代哲学以形而上学为起点，本体论成为哲学的核心；近代哲学则以认识论为起点，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认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弗雷格则认为哲学应当从研究逻辑着手。如果不掌握逻辑这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认识论在哲学上并不具有优先地位，一旦我们想要寻求认识论问题表达的可靠性和精确性，我们就容易看到，对语言逻辑形式的研究才是哲学的真正开端。因而研究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对逻辑的探讨，本身就成为哲学的重要内容。

弗雷格之反对心理主义也为数理逻辑的建立开辟了道路。弗雷格首先是作为一个数学家，他认为数学概念和数学原理可以用一套纯粹的逻辑概念加以重新表述，并致力于构造一套逻辑演算系统作为算术的基础。可以用逻辑代替数学。逻辑语言才是能满足精确性要求的理想语言。它是知识语言的典范。弗雷格精心设计的逻辑演算系统包括明确的陈述规则、定义规则和推理规则。通过精密的逻辑语言，我们可以发现日常语言的缺陷和弱点，以便从逻辑上重建哲学语言。他认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逻辑有两个明显缺陷：根据判断者的主观地位决定判断内容的真实性；把主谓形式的判断看作是一切判断的形式。前者基于传统哲学中的心理主义影响，后者出于传统逻辑未能摆脱主谓词区分。他认为传统的谓词逻辑不能用于处理表达关系的判断，如“A大于B”，也无法解释两个命题经主谓词互换后的逻辑内容。

在弗雷格建立的逻辑系统中取消了主谓词的区分，引入了“┝”这个判断符号作为共同的谓词。他认为，传统逻辑中对主词和谓词的区分是说话者为了引起听话者的注意并使其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影响而采用的，而在他的逻辑系统中则不需要这样的区分，因为它完全排除了心理因素。日常语言中涉及下列这些东西的表达在哲学中都不能保留：如表达情绪、讲双关语、有意含混的表达方式、色彩丰富的言辞等等。比如：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三月里迎风初开……正是由于判断的内容与逻辑有关，而判断活动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作用与逻辑无关，所以，逻辑就与心理学完全区别开来。同时，由于主谓形式的判断实际上来源于判断者的主观地位，因而传统逻辑就无法处理表达关系的判断，特别是表达多重关系的判断。而弗雷格的逻辑体系则提供了对这种关系判断的客观分析，并把逻辑推理的过程确定为以判断为起点，而不是像传统逻辑那样以概念为起点。正是这种直接进入对判断与判断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进入推理的研究，更充分地显示出逻辑这门学科的科学性质。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就是根据弗雷格的这种思想，先是构造命题演算系统，然后再构造谓词演算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

（2）语境原则

弗雷格的逻辑系统把判断作为逻辑推理的起点，这是根据他的三条基本原则中的第二条，即“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是在孤立的语词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4]弗雷格提出语词意义的整体主义观：“绝不孤立地询问一个词的意义，而只在一个命题的前后关系中询问词的意义。”这是意义的基本单位。这条原则后来被称做“语境原则”，并在分析哲学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成了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原则。

从弗雷格的思想发展来看，这条原则是为它的第一条原则服务的，坚持语境原则就是为了区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他在谈到一个语词的内涵和关于这个语词的表象之间的差别是，特别强调了语境原则的重要性：“我们单个地考虑语词，询问他们的意谓，然后我们就把一个表象看作是它们的意谓。因而，我们如果对某个语词没有在内心形成相应的图像，好像这个语词就没有内涵似的。然而，人们总是必须考虑完整的句子。实际上，只有在完整的句子中，语词才有意义。这时，我们的头脑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内在的图像，而它们并不必对应于判断中的逻辑成分。如果句子作为整体有一个意义，这就足够了；这样，句子中的所有部分也就得到了它们的内涵。”^[5]这就是说，语词的内涵不同于关于语词的表象，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而造成混淆的主要原因，就是孤立地考虑语词，试图根据语词的表象寻求语词的意义。

语境原则强调在逻辑推理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是判断而不是概念，在确定意义的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句子而不是语词。使用语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或做出判断，而孤立的语词或词组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在某些场合，表面上不成句的语词或词组也能够起到一个语句的作用，但这是因为它们处于一定的上下文关系之中。尽管语句的意义也是由它的组成部分（即语词或词组）的意义决定的，但当我们要解释一个语句及其组成部分的意义时，我们就必须求助于整个语句的意义，也就是语句成真的条件。因此，我们应当研究一个语词出现于其中的那个语句的最一般形式的成真条件，而这个语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确定这个语句在被说出时产生什么样的特定言语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语境原则的核心是判断或句子。判断或句子在先，而概念或语词在后；判断或句子的意义决定了其中的概念或语词的意义。概念或语词没有独立的意义，我们只能在判断或句子中分析和确定它们的意义。弗雷格把这种语境原则推广到对数的分析，认为它具有普遍的意义。他说：“我认为，这种观点可以用于说明整整一系列难解的概念，其中包括无限小的概念，而且它的应用范围也不限于数学。”^[6]对此，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和弗雷格研究专家达米特也指出：“《算术的基础》阐明的语境原则，体现的不仅仅是一个词的意义与含有它的语境的一般关系；它找出了作为句子的整个语境相关部分，因而使句子在语言中有了一种特殊的独特的作用。”^[7]弗雷格后来的《算术的基本法则》中又提出了“完全定义”概念，作为对语境原则的补充。“完全定义”是指每个谓词、关系词或函项词都应当可以用来定义一个对象。在自然语言中，大多数谓词都只能用来定义某些种类的对象，如“有野心的”这个谓词只能用来定义“人”这种对象，而“等边三角形”则只能用来定义“三角形”这种对象。如果把一个谓词用于一个它不能定义的对象，那么得出的结果便是无意义的。在弗雷格看来，这是自然语言的缺陷。而用他的完全定义，则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即每个谓词、关系词或函项词都可以用来定义对象。弗雷格把能够包含这种完全定义的语言称作“逻辑上完善的语言”，并认为应当用这样一种人工的理想语言取代自然语言，这样就可以克服自然语言由于自身的缺陷而无法对语词和句子的意义做出逻辑的分析。他认为，他在《概念文字》中建立的形式化逻辑系统，就是这样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

弗雷格的语境原则经过维特根斯坦的应用和发挥，如今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条基本原则。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援引了弗雷格的思想：“只有命题才有意义；只有在命题的联系中名称才有指谓。”^[8]用以说明他关于意义的图像论。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在解释“意义”一词的用法时，又使用了弗雷格的这个原则：“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9]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对分析哲学发展的影响，弗雷格的这条语境原则也就随之变成了分析哲学家研究语言的意义、真理与实在、理论与观察等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准，并形成了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整体论思想。同时，弗雷格关于自然语言缺陷的观点和建立一种“逻辑上完善的语言”的理想，则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意义与意谓

弗雷格的另一个经典性贡献是阐明了“意义”本身的不同意义，即涵义和指称的区分。语词的指称就是语词所指示的对象，语词的涵义就是语词所包含的观念内涵。

弗雷格对意义（含义）与意谓（指称）的区分，是他后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他发表于1892年的《论意义与意谓》一文被西方哲学界奉为当代分析哲学的经典，被认为开创了分析哲学对意义理论的研究方向。

弗雷格首先是从区分两种相等命题入手：“a＝a”和“a＝b”。传统哲学认为这两种命题的逻辑地位不同：“a＝a”是一个分析命题，可以先天地得到证明，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不具有认识上的意义；“a＝b”则是一个综合命题，表达了一个事实，传达了新的信息，必须由经验加以证实。弗雷格向传统哲学的这种解释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这种解释并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a＝b”这个命题为什么会比“a＝a”这个命题提供更多的知识？他用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暮星和晨星都是指同一个星体，那么为什么说“暮星就是晨星”这个命题就比“暮星就是暮星”这个命题提供了更多的知识？他的回答是，因为在一个命题中，除了名称及其所指的对象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这就是名称的意义。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指称它的对象，就是由于具有这种意义。命题“暮星就是晨星”之所以比命题“暮星就是暮星”提供更多的知识，就是因为暮星和晨星虽然指的是同一个星体，但这两个名称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弗雷格由此明确地把名称的意义与他所指的对象区分开来。

根据弗雷格的分析，一个名称可以由一个或几个符号构成，他把它称作“专名”，其中包括了指称单个对象的普通专名，如“马，四肢，善跑”、“伦敦”、“丘吉尔”等；也包括了摹状词，即带有定冠词的表达式，如“那个穿蓝衣服的人”。专名所指称的对象就是专名的意谓，如“暮星”的意谓就是它所指的那颗星星。专名的意谓只能是一个特定的对象，而不能是一个概念或一种关系。他写道：“一个专名（词、符号、符号的结合、表达式）表达它的意义，意指或表示他的意谓，我们用一个符号表达它的意义，表示它的意谓。”^[10]那么，什么是专名的意义呢？弗雷格认为，专名的意义是它所出现的句子所表达的思想的一部分，因此，专名的意义借助于句子的意义来说明。他指出，专名应该表示对象，但是它所表达的对象并不是句子的组成部分，因此，“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与专名结合在一起，它们与被表达的对象不同，并且对于含有这个专名的句子的思想至关重要。我称这样的东西为专名的意义。由于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因而专名的意义也就是句子思想的一部分”。^[11]他还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种意义与意谓的关系。当我们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时，月亮本身就是意谓。月亮是我们观察的对象，而我们的观察则是以望远镜内的物镜所显现的真实图像和观察者视网膜上的图像为中介的。弗雷格把望远镜内的物镜所显像的图像称作意义，而把视网膜上的图像称作表象或直观。他认为，望远镜上的图像虽然是片面的，但却是客观的，因为它可以为许多观察者使用，但视网膜上的图像却完全是主观的，每个人的眼睛构造不同，因而在不同的人那里不可能得到完全一样的图像。月亮本身是指称，在望远镜镜片上的月亮成像是涵义。语词的指称是客观的，涵义则是我们看到的或思维到的。因此，专名的意义是客观的、固定的、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的，可以为许多人所把握和共同使用。

关于符号的意义与意谓之间的关系，弗雷格有一个明确的解释：“符号、符号的意义和符号的意谓之间的有规律的联系是这样的：相应于符号，有确定的意义；相应于这种意义，又有某一意谓；而相对于一个意谓（一个对象），不仅有一个符号。”^[12]例如，“暮星”和“晨星”这两个名称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有着相同的意谓。这表明，两个具有相同意谓的专名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专名的意义与意谓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即使是同一种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甚至在同一种语言中，也可能有不同的表达。在理想的情况下，代表一个专名的语词应当只有一个意义，但由于自然语言的不严密，通常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满足于在同一个语境中的同一个语词具有相同的意义。同时，一个代表专名的语词也可能只具有意义，而没有意谓，例如“离地球最远的天体”这个专名就显然具有意义，但不一定具有意谓。因此，我们在掌握一个语词的意义时，不一定能够同时掌握它的意谓。

弗雷格还把符号的意义与意谓的区分用于对句子的分析。他认为每个句子都表达了一种思想，这不是指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思维的客观内容，是能够成为许多人共有的东西。句子表达的这种思想就是句子的意义，而句子的意谓则是句子的真值。弗雷格论证到，假定某个句子有一个意谓，我们把这个句子中的一个词换成另一个意谓相同而意义不同的词，那么，这并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谓，但却使句子的意义即句子表达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我们把“晨星是一个被太阳照耀的天体”换成“暮星是一个被太阳照耀的天体”，那么，这两个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即意义就发生了变化，但对句子的意谓却没有影响，因为任何人只要知道晨星与暮星是指同一个天体就都会明白，如果前一个句子是真的，那么后一个也是真的。因此，弗雷格断定，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只能是句子的意义，而不是意谓，只有句子的真值，也就是句子的对错才是句子的意谓。

弗雷格指出，对于一切表达事实的句子来说，它们都具有意义和意谓。因为这些句子中的专名都有意谓，因此包含了这些专名的句子也都必须具有意谓，也就是说这些句子必须有对错。但他同时也指出，有些句子，特别是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句子，可能只具有意义而没有意谓。例如：“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这个句子就只有意义，而没有意谓。因为这个句子中的“孙悟空”和“铁扇公主”都是虚构的人物，这些词本身没有意谓，因此这个句子也就没有意谓，无所谓对错而言。但他一定有意义，这就是这个句子表达的思想。

关于句子的意义和意谓，弗雷格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认为追求句子的意谓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他认为句子的意义是它所表达的思想，但我们通常并不会满足于仅仅知道这种思想，更重要的是关心句子的真假对错，因为只有确定了真假对错，我们才能说得到新的知识。可见，要想追求句子的真假对错，我们就必须从句子的意义到达句子的意谓。然而，如果句子的真值就是它的意谓，那么所有真的句子就会有相同的意谓，而所有假的句子也有相同的意谓，这样，在句子的意谓上，所有的细节都消失了。所以，弗雷格指出，“我们决不能只考虑句子的意谓，但是纯思想也不能提供知识，而只有思想与其意谓及它的真值一起才能提供知识。判断就可以理解为是从思想到它的真值的推进。”^[13]

弗雷格区分意义与意谓的思想，的确是对当代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贡献。它不仅澄清了传统哲学在语词与所指对象的关系上所存在的混乱认识，而且为后来的意义理论开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同时，弗雷格把意义研究看作是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并把意义理论看作是哲学的基础部分，这种认识为当代西方哲学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以语言研究为哲学核心任务的分析哲学的产生。

大多数人在当时或者不理解、或者忽视了他的著作，只有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少数思想敏锐的哲学家注意到他的开创性成果，从中获得很多启发。罗素曾提到“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弗雷格指引了方向。长期以来，人们只把他当作数理逻辑的开创者，对于他的哲学贡献知之甚少。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是通过杜麦特的解释，人们才把他看作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杜麦特在《弗雷格的语言哲学》一书中，把他评价为“分析哲学之父”，是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并列的第一流哲学家。确实，弗雷格和亚里士多德、康德一样，通过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过程。我们在此不再过多介绍他在数理逻辑方面的成就，而着重揭示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哲学意义。

3.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

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本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20世纪著作最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罗素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直接从事过教育改革试验、政治运动、和平主义运动、女权运动、性解放运动等项活动，参加过反核联盟，写过很多政论文章。是我们时代理性与人道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言人之一。罗素的精神和理智生涯横贯一个世纪，理解罗素能直接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他1872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父曾任英国首相，密尔是他的教父，罗素从小受自由主义的教育。16岁时，他开始思考宗教问题，认定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的信条都不可信。18岁时考入剑桥大学，随怀特海学习数学，也学哲学等其他学科。1910年任剑桥大学哲学讲师，1916年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取消讲师资格。1920至1921年间到前苏联和中国访问。罗素来中国，在北京大学等处做了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研究和数理逻辑等五个系列的演讲，当时北京大学西知书店把这些演讲辑集出版，在中国讲学回去后著有《中国问题》一书。罗素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抱有同情和理解，有友好的感情，但也并不是一味赞美。他曾撰文说，中国在历史上没有任何独断的宗教，崇尚自尊、自制和礼节等美德。他又说，西方人追求权力，创造了制服自然的科学和制服社会的民主；中国人追求娱乐，因为中国人太懒散，天性太善良，不适于追求西方人的目标。^[14]20年代至40年代主要著书立说，涉及包括哲学、宗教、政治、伦理、教育和科普等众多领域。1931年继承伯爵爵位，1944年任剑桥大学研究员，1949年获英国荣誉勋章，1950年因《中国哲学史》一书获诺贝尔文学奖。50年代—60年代，主要参加许多进步的政治活动，享有广泛的国际声誉。

罗素一生追求确定的知识，他先在数学、后在逻辑、最后在经验知识中，追求自己的目标。罗素的思想渊源是以洛克、贝克莱、休谟、穆勒等人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而他的直接思想来源是弗雷格的逻辑思想，这些思想包括：反对从语法结构方面把句子的逻辑形式归结为主谓词形式，主张用现代的量化逻辑加以分析；认为可以对句子所表述的思想进行不同的、但在某些意义上又是相同的逻辑分析；认为逻辑分析与把句子恰当地翻译为逻辑符号是有联系的；认为那些在传统上被看作指示事物的词，只有在句子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认为可以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哲学问题上，等等。罗素一生关注着当代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并及时做出自己的反应。他的哲学思想也因此而不断变化。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03年之前的“新黑格尔主义”时期，主要是受到布拉德雷等人的思想影响，信奉黑格尔和康德的学说，1914年之前，他潜心研究数理逻辑，认为由于有逻辑分析的方法，使我们可以相互合作地开展辩论，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漫无目的地争论。所有这些，弗雷格是开拓者。罗素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语言分析，解决哲学问题，对分析哲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这一阶段是对英国唯心主义的反叛，认为知识起源于经验和逻辑；第二个阶段是1904年—1920年的新实在论和受到维特根斯坦思想影响，提出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外部世界确实存在。这一阶段则是分析哲学的系统构建。逻辑原子主义时期，这是他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他在这段时期内写下的著作为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他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1910～1913年）和于1905年发表的重要论文《论指示》集中提出了分析哲学一些重要的基本观点；第三个阶段是1921年之后的“中立一元论”时期，他着重研究经验科学的认识论基础问题。罗素坚持理念世界（共相世界）和现实世界（存在世界）的存在，同时也坚持两者的差异：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的建立者更喜爱前者。存在的世界则转瞬即逝，模糊不清，没有明确的界限。他的思想从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实在论转向了以中立材料为本体的一元论，这时期的思想具有明显的行为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休谟经验主义的特征，并未引起较大反响。

罗素的著作甚丰，哲学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195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素的主要哲学著作有：《数学的原理》（1903年）、《莱布尼茨哲学导论》（1908年）、《数学原理》（3卷，与怀特海合著，1910～1913年）、《哲学论文集》（1910年）、《哲学问题》（1912年）、《关于我们外部世界的知识》、《数理逻辑导论》（1918年）、《关于逻辑原子主义的讲演》（1918年）、《心的分析》（1921年）、《物的分析》（1927年）、《对意义和真理的探讨》（1940年）、《西方哲学史》（1946年）、《人类知识》（1948年），等等。

（1）外在关系说

1899年，由于主讲教师休假，年轻的罗素偶然地接替了讲授莱布尼茨哲学的任务。他对莱布尼茨哲学研究的成果后来发表在《莱布尼茨哲学导论》和《西方哲学史》等著作里。据罗素的研究，莱布尼茨的哲学以逻辑为中心，但由于他有新旧两种逻辑思想，在他的哲学中也有不相协调的两种倾向。一方面，莱布尼茨仍然恪守传统逻辑，以矛盾律和充足理由律为基本的思想规律。传统逻辑是主谓逻辑，与之相配合的哲学是关于实体和属性关系的形而上学。罗素说，认为一切命题都可还原为主谓形式的命题，这是“莱布尼茨哲学几乎完全遵守的基本前提”。^[15]按照这一前提，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还原为实体的属性。莱布尼茨相信只有单子才是实体，单子是封闭的实体，包含着一切事物的属性（他称之为“知觉”）。另一方面，莱布尼茨又是符号逻辑的创始人，设想构建一个由最简单符号为单元的符号系统。联结单元的关系不属于单元，而是逻辑研究的独立对象。把这种逻辑关系应用于单子论，他把单子说成众多的独立实体，每一个单子没有与其他单子相联系的“窗户”；也就是说，不包含着与其他单子的关系。但是，没有“窗户”的单子如何联系成宇宙本体呢？莱布尼茨理应想到存在着与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相对应的、存在于单子之间的外在关系。但他囿于传统主谓逻辑的模式，把关系看作内在于实体的属性，因此无法逻辑地说明单子之间的关系，只能诉诸上帝创造“先定和谐”的神学来建立这种关系。罗素认为这位是莱布尼茨的败笔，使新旧两种逻辑无法调和而导致的结果。

罗素从莱布尼茨哲学看到的一个教训是：传统逻辑的哲学基础是“内在关系”说，即认为关系是内在于、附属于事物的性质；而新兴的逻辑则需要“外在关系”说，即把关系看作是外在于事物的独立存在，像纽带一样在事物之间起联结作用。罗素所反对的“内在关系”说，不但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观点，而且在当时英国哲学界有强大的支持者，他们以新黑格尔主义者布拉德雷为代表，布拉德雷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因“绝对本体”而联系为整体，没有外在于“绝对本体”的任何关联。

罗素坚持认为，关系是外在于实体的独立存在，关系和实体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把关系当作实体的属性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偏见，导致主谓逻辑对人类思想的长期统治。罗素提倡“外在关系”说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是为了替关系逻辑奠定哲学基础。他所说的关系，主要表现于命题的词项之间以及命题与命题之间，主要指逻辑关系。“外在关系”说属于当时反对心理主义、提倡逻辑本体论的倾向。

（2）摹状词理论和斯特劳森对摹状词理论的批评

罗素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把逻辑分析应用于日常语言。数理逻辑与传统逻辑不同，它的符号与日常语言的词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如何把日常语言的表述形式归结为命题函项式，这是对语言意义进行逻辑分析的主要目标。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步骤。

奥地利哲学家迈农（Alexius Meinong）提出这样一个悖论：当人们说“金山不存在”时，他们使用的“金山”这一词已经肯定了与之相应的东西的存在，至少是“金山”的观念的存在。罗素于1905年发表了《论指谓》的论文，针对迈农悖论提出解决方案。

按罗素的理论，一切名称都是摹状词。通名是非限定摹状词，在英语中它们是以不定冠词a开始的描述性词组，比如“一个苏格拉底的学生”，非限定摹状词是用于众多对象。专名是限定摹状词，在英语中是以定冠词the开始的描述性词组，比如“那个写《形而上学》的人”，限定摹状词适用于一个特定对象。罗素主要讨论了限定摹状词的情况。

限定摹状词在句子中充当主词，但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指称一个存在着的对象，因而使人们对句子的真伪很难做出准确的判别，迈农悖论即其中一例。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这样一个句子：“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试问这句话是否正确。如果这句话不正确，那么根据排中律，其否定必为真。但是，说“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子”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当今的法国国王。这样便出现一个问题：排中律是否失效了呢？这样的句子是否有真值呢？

罗素否定排中律已经失效，肯定这样的句子有真值。他认为其中的关键是对“当今的法国国王”这一摹状词的意义做出正确的分析。按照他的分析，每个限定摹状词都蕴涵着一个存在命题。“当今的法国国王”的蕴义是“存在且仅存在着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把这一存在命题代入原句，我们便得到这样一个完整命题：“存在且仅存在着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并且他是秃子。”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为日常语言的逻辑分析提供了一个样板。这一理论成功地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命题的逻辑结构不同于它的语法结构，它蕴含的意义也不同于表达出的意思。语法结构和表面上的意思往往会造成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命题的真正意义是由逻辑结构决定的，需要经过逻辑分析才能揭示其结构和意义，这是避免日常语言的表达所引起的矛盾和混乱的有效途径。

摹状词理论显示了逻辑分析在哲学中的重要作用，它强调了自然语言结构与逻辑命题结构的差异性，取消了肯定虚构事物的本体论，指出了专有名词是实体的灵魂，突出了罗素关于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基本论点。我们从这里也可窥见罗素的逻辑分析手法和风格。不仅如此，摹状词理论作为一种逻辑理论，已经被现代逻辑所采纳。同时，由于它从逻辑的角度分析了命题中的语词与现实中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排除那些例如“上帝”这样的虚假概念，促使概念更加明确，意义更加清晰，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哲学分析的楷模”。

罗素希望通过使用逻辑分析方法建立一种能够克服日常语言缺陷、包含了正确的逻辑句法的理想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以现代数理逻辑为基础，能够对哲学命题做出准确的表述和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这种哲学理想正是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奋斗的目标，它直接促成了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理想语言学派”。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强调命题意义的精确、推理过程的严密和最终结论的坚实可靠，直接影响了后来分析哲学家，并在当代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兴起之后，斯特劳森在1950年发表的《论指称》一文中向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提出挑战。他从两方面加以批判。首先，罗素混淆了句子和句子的使用。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一般的句法规则，不符合句法规则的句子无意义；句子只有在使用时，才有确定的所指，才有真假的问题。罗素把有无意义的句法问题混同于判别真假的语义问题，他说“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是有意义的错误命题，这样就把使用的真假问题同意义的有无问题放在同一层次上。这种错误以“要么真，要么假，要么无意义”的三分法为前提，而没有把句子（有意义/无意义）和句子的使用（真/假）这两个不同层次区别开来。其次，罗素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蕴涵”。逻辑蕴涵是由前提推导出结论，比如“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子”推导出“现在的法国国王存在”。但是，日常意义上的蕴涵是预设前提作为使用条件，比如“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子”预设“现在的法国国王存在”。如果预设为假，则句子没有使用条件，句子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没有真假问题。我们只能说“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子”这句话有意义（因为符合句法），但既不真也不假（因为没有被使用）。

罗素对斯特劳森的批评也提出了反批评。他们两人的分歧反映了逻辑分析和日常语言分析这两种分析模式的对立，各有各的道理。我们既不要把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作为全部分析哲学共同效仿的样板，也不要把斯特劳森的意见作为最后的定论。

（3）逻辑原子主义

罗素于1914年提出了“世界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的思想。感觉材料如同马赫的感觉要素，但感觉材料（sense-data）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感觉（sensation）。感觉材料是个人感官所能经验到的最小、最基本单位，如一小块色斑。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就是世界的逻辑结构。

1918年，罗素正式提出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原子”指感觉材料，对逻辑原子的陈述是原子命题。原子命题分两部分：一是“逻辑专名”，指“这”、“那”等指示代词，它代表感觉材料；二是感应材料的性质或关系，它们是一些不可再被分析的简单性质和关系。原子命题是“这是红的”，“这先于那”这样一些命题。原子命题是语言的最基本单位，不陈述日常事物，所以不能包含专名或普通名词。凡是包括专名和普通名词的日常命题都是分子命题，它们由两个以上的原子命题通过逻辑连词的联接而组成。

日常命题如何由原子命题组成？在这一问题上，罗素遇到一些困难。其中一个棘手的困难是如何分析意向句。意向句指有“我想”（或“知道”、“相信”、“认为”、“怀疑”等心理词为动词）为主句，以心理活动的内容为从句的复合句。比如，“托勒密相信太阳围绕地球转”是一意向句。按照罗素的分析，这个复合句是分子命题，由两个原子命题P（托勒密相信）和Q（太阳围绕地球转）组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蕴涵。这个句子可被分析为逻辑式P→Q。根据逻辑运算法则，蕴涵的前件为真，后件为假，则整个命题为假。但这一分析的结果显然不符合被分析的句子原来的意义。因为不管托勒密的信念如何，他具有这样的信念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因为“太阳围绕地球转”为假而为假。罗素承认，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动物园里突然出现的不知名的怪物。”^[16]

后期的罗素放弃了逻辑原子主义，他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发表《心的分析》的演讲，后来又出版《物的分析》一书。这标志着他的思想由逻辑分析转入心理分析，用心理构造代替逻辑构造。此时的罗素认为感觉经验的基本单位不限于感觉材料，而且还包括感觉的产物——“影像”；无论心理或物理现象，都是感觉和影像的构造，两者的区别在于构造方式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材料的差别。他企图通过这样的分析消除心物对立，达到“经验一元论”。他还发展了以心理分析为特征的意义理论，认为词是影像物，影像是词的意义。不过，罗素的后期思想缺乏独创性，不为人所重视。罗素主要致力于寻求一种理想的表述方式——逻辑语言。这种逻辑语言与世界结构一一对应。

尽管罗素的思想发生过多次变化，但他在晚年承认，他的早期著作最有价值，能够代表和体现他哲学思想精华的还是逻辑原子主义思想。他本人希望人们把他的哲学称作逻辑原子主义。由于逻辑原子主义对分析哲学的产生带来了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地位的主要也是这些著作。

4.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是当代最著名的奥裔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既是维也纳学派的精神领袖，也是日常语言学派的思想先驱。他的格言式的凝练作品，启发了无数的哲学研究者。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是逻辑语言分析，后期哲学是日常语言分析。他一生中提出的两种哲学对分析哲学在上世纪初的形成和在上世纪中叶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许多西方哲学家认为，他既是实现当代哲学中“语言的转向”的第一人，也是完成这种“转向”的终结者。罗素称维特根斯坦是自穆尔以来他遇到的最具使命感和聪明才智的人。科尔纳普说：“他对待理论问题的观点和态度，与其说像个科学家，不如说更像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或一个宗教的先知或预言家。”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富于传奇色彩。他在1889年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工业家的家庭，父亲是奥地利的钢铁巨头，母亲是一位极富音乐天赋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他14岁前在家中接受教育，随后在柏林学习机械制造，父亲为了把他培养成工程师，1908年让他去英国曼彻斯特学习航空工程，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他想到数学基础的问题，读了罗素《数学的原理》一书，激起了学习逻辑和哲学的兴趣。他于1911年到剑桥，以罗素为师，学习哲学和数理逻辑，罗素非常欣赏他的这位学生的才能，把他视为最理想的接班人，预言哲学下一步的重大发展将由维特根斯坦完成。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自愿参加奥地利军队，做过机枪手、军官，任炮兵中尉。他随身带一些笔记本，记载零零碎碎的哲学思考。战争后期被俘虏。在俘虏营里，他总结长期酝酿的思想，完成了《逻辑哲学论》。他把书稿寄给罗素，罗素此时因为反战被关在监狱中，也完成了一部书（《数理逻辑导论》）的写作。两位朋友在战后重逢，但终由意见不合而分手。在罗素的推荐下，《逻辑哲学论》于1919年出版，次年出版英译本，立即在哲学界引起轰动。但维特根斯坦以为他已经解决了一切哲学问题，退隐山林去当小学老师，在奥地利南部乡村小学任教，还在维也纳附近的修道院做过短时间的园丁。他的早期著作还有《1914～1916年笔记》。1929年春，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次年任三一学院研究员，1939年接替穆尔任哲学教授，同年被授予英国国籍。二次大战期间，曾在一家医院实验室任实验员。1946年起继续在剑桥授课，次年提前辞去教授职务。1948年起开始隐居和漂流生活，其间曾去美国短期访问，1951年病逝于英国牛津。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属于反传统型的哲学家。他自称自己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主流，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生活方式上都处处表现出它与现代社会的格格不入。他没有系统读过哲学史，对以往的大多数哲学家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他却从圣・奥古斯丁、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帕斯卡尔等人那里得到了主要的思想来源。维特根斯坦性格有些怪异，生性多疑，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人对他思想的理解和阐释。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0世纪的头20年是他的前期阶段，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弗雷格和罗素，强调以逻辑构造世界，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命题的意义。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1921）。3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部分地受到穆尔、莱姆塞以及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毛特纳等人的影响，注重正确使用日常语言，强调语言的不同用法和语言的约定性质。代表作为《哲学研究》（1953）。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两种哲学都对分析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想被维也纳学派所接受，经过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工作而最终形成了强大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哲学研究》中表达的主要思想在日常语言学派那里产生了强烈共鸣，并使整个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图像论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他在《逻辑哲学论》中所阐述的关于命题与世界关系的“图象论”。哲学就是逻辑。

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任何事物都必须存在于原子事实的空间之中，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与罗素不同，他所谓原子事实不是指简单的对象本身，而只是对象的存在方式或者说逻辑结构。它在逻辑中成为一种图像，后者描述着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图像与它所描述的对象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不仅是原子事实的存在方式，而且构成了逻辑图像的本质。图像本身是无意义的，但它们可以描述原子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也可以反映原子事实的真与假。由于图像是在逻辑空间中描述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因而图像就是现实的模型，图像中的组成要素代表了现实中的对象，而图像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必与现实中的对象或事实的组成部分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结构。图像就是一些按照一定比例排列起来去描述现实事实的逻辑形式，所以，每一种图像都是逻辑图像，逻辑形式是逻辑图像的本质特征。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种逻辑形式表达了事实的逻辑结构，即简单对象在事实中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结构或关系就是“思想”，而在逻辑中表达的思想就是命题。因此，命题是事实的逻辑图像，而思想则在命题中得到表达。命题反映的是事实的逻辑结构，它以词的连接方式反映了事实中事物之间的连接方式。命题作为一种逻辑图像与事实的关系是投影与被投影的关系，也就是说，词在命题中的连接方式对应着对象在事实中的连接方式。正是由于具有相互对应的组成结构以及相似的组成部分，命题才能作为逻辑图像投影着事实。语言是一种图式，一个真的命题好比一个关于世界的真实图像。真命题的总和就是全部自然科学，哲学要么在自然科学之上或者之下，而不是同它们并列。哲学不是科学。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主旨，在于把命题看作是关于事实的逻辑图像，通过分析命题来最终揭示世界的逻辑结构。因此，对命题作用和意义的阐述在《逻辑哲学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维特根斯坦图像论的主要部分。

（2）日常语言学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则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语言游戏说代替了语言图式说，日常语言代替了逻辑语言。语言即是游戏。正是由于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分析哲学进入真正“零敲碎打”式的语词研究时期。比如，什么是心？心是心脏。心是思维。心是情感。心是神经。一进入哲学，就会出错，不要想，而要看。哲学的任务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哲学不再提出问题，也不再回答问题，真正的哲学应该是对哲学的消解。

（3）前后期两种哲学的关系

维特根斯坦自1929年春重返剑桥之后，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语言的性质和作用等都提出了与前期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思想通常被称作“后期哲学”。其与前期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抛弃了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逻辑结构的理想，从对命题意义的静态的逻辑分析转向了对语言用法的动态分析。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直接出于对他前期哲学的批判。他本人就曾建议，在阅读他的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时最好对照《逻辑哲学论》，以期清楚地看出其与前期哲学的明显差别。这些差别主要表现为：①否认存在一切命题共有的逻辑形式，抛弃了原子命题的独立性和关于真值函项的论题；②对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从日常语言的实际使用出发，指出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源在于错误地使用了日常语言；③彻底抛弃了命题的图像论、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同构关系和关于命题及其他所描述的事实之间关系的整个看法；④否定了逻辑形式的存在，强调日常语言表达式的语法结构和使用规则；⑤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哲学观，提出哲学的任务应当是对日常语言的语法规则的研究，仔细考察句子和语词在不同情形中的不同用法，并根据它们的使用来确定它们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后期对他前期思想的批判，更是对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以往哲学共有的一些根本性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看法，即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作为世界本质结构最基本成分的简单对象的看法，指出了对象存在的相对性，由此也否定了世界本质的存在，用“家族相似性”概念取代了“本质”概念。第二，放弃了对语言意义的追求，强调对语言用法的观察，并最终否定了作为语言所指对象的“意义”的存在，而把意义概念本身也归结为对它的不同使用。第三，彻底抛弃了传统哲学对哲学性质的认识，即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提出哲学的任务是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哲学就是对日常语言语法规则的研究；最后又进一步提出，哲学其实正是我们错误地使用语言而产生的结果，因而，哲学研究的任务就如同治疗疾病一样，这是一种理智上的疾病，而一旦这个疾病得到了治愈，哲学也就消失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思想对当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

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之间的这些重要差别有时常被认为是二者完全对立或截然不同的。其实两者之间仍有“家族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者关心的主题都是对思想的语言表达，而不是传统哲学所讨论的思想本身；两者都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活动；两者对哲学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相似，都把哲学问题的出现看作是思想混乱和理智疾病的产物，因而，解决它们的方法不是根据问题的要求来回答，而是通过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最终消解它们，由此表明它们的出现是不合理的，或是违反了语言正确用法的结果；此外，在关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关于“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东西的看法上、在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都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因此，有理由把他的前后期看作一个整体。

5.维也纳学派

维也纳学派所代表的思想是逻辑实证主义（又名“逻辑经验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是分析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逻辑实证主义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因为他们只承认逻辑陈述和经验陈述有意义。分析哲学运动中，可以粗略地把逻辑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等同起来，它形成于本世纪20年代中叶的奥地利，其核心是石里克（1882～1936年），维也纳学派的缔造者和推动着。卡尔那普（1891～1970年）是维也纳学派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奎因称他“是从1930年起直到现在哲学界的主导人物”。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是由石里克所创立、以卡尔那普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以赖欣巴哈为代表的德国经验哲学学会（又称“柏林学派”）、以卢卡西维茨和塔尔斯基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以及英国艾耶尔、莱姆赛和北欧的约根森、冯・赖特等人也是其重要代表。广义地说，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是一种以逻辑分析为特征、以经验主义传统为基础、在欧洲大陆以及北美各国（特别是在英语国家）广泛流传的哲学思潮。

维也纳小组集中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和哲学家。1922年，石里克（Moritz Schlick）接替马赫担任维也纳大学的归纳科学哲学教授，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科学家，1924年，石里克创建了一个关于经验科学哲学问题的讨论小组，在科学界形成了一个哲学团体，专门讨论逻辑和认识论问题，这就是维也纳学派。学派的成员有：数学家韩恩（Hans Hahn）、社会学家纽拉特（Otto Neurath）、哲学家克拉夫特（Victor Kraft）、法学家考夫曼（Felix Kaufman），以及一些经过科学训练的青年哲学家卡尔那普（Rudolf Carnap）、魏斯曼（F.Waismann）和费格尔（H.Feigl）等人。后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Philipp Frank）等人参加。这就使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由韩恩、卡尔那普、纽拉特（当时石里克在美国讲学）联合发表了第一次小组的纲领性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成立。此文确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些外国学生也参加他们的定期聚会，比如英国的艾耶尔（A.J.Ayer）和中国的洪谦（1909～1992年）也是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先生是福建人，20年代末作为官费留学生到德国和奥地利学习物理学。他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题为《当代物理学中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1937年回国，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对西方哲学资料的翻译编辑和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颇有贡献。

顾名思义，逻辑实证主义有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实证主义，一是逻辑分析哲学。实证主义是19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孔德（A. Comte）提出的。孔德提出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最初阶段是神学阶段，一切因果关系被归结为神的意志，比如，雷鸣电闪被解释为神的愤怒或恫吓。其次是形而上学阶段，人们用抽象观念代替神的意志来解释因果关系，自然物内部的抽象力或属性被认为是运动和变化的原因所在。最后是科学阶段，科学对观察到的现象加以描述，而不进行主观想象和抽象解释，因此是实证的。孔德持历史进步观，认为这三个阶段是从低级到高级，从蒙昧到理性的前进过程。实证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只有实证科学才能认识过去被歪曲了的实在。当然，孔德的实证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但只有效仿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的成功方法，才能建立被他称作“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而人们迄今为止只能在混乱无序的社会领域摸索。

19世纪末奥地利的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Emst Mach）按照实证主义精神，提出了感觉主义的标准，以此区别科学与形而上学。在他看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感觉要素所组成的，任何概念如果不能被还原为感觉要素，或者说，如果它指示的东西不可被感觉所观察，那么它就是心灵的虚构。按此标准，不仅像“神”、“自由意志”、“灵魂”这样的概念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而且像“原子”、“物质”、“以太”等当时在物理学中常用的概念，也属于形而上学的残余，应从科学中清除出去。

维也纳学派继承了休谟和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其成员受马赫和法国的迪昂（Pierre Duhem）、彭加勒（Herri Poincaré）等人的直接影响。但是分析哲学的“哲学革命”目标对他们的鼓舞更大，他们接受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思想，强调以科学为模式、以逻辑为手段、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彻底改造哲学，使哲学完全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这种哲学理念最初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以区别于孔德的第一代实证主义和马赫的第二代实证主义。后来，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更愿称这种理论为“逻辑经验主义”，以强调其经验主义特征。

虽然分析哲学诸位创始人对维也纳学派都有所影响，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最大。《逻辑哲学论》一书曾被当作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书和“圣经”，这虽然言过其实，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维也纳学派曾定期学习讨论这本书。1928至1929年期间，石里克还邀请此时闲居在维也纳家中的维特根斯坦参加定期讨论。这些讨论内容被魏斯曼整理为《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一书出版。

维也纳学派的成绩显著，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地。逻辑经验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形成、鼎盛到衰落的过程。20年代是它的形成阶段，以维也纳学派的成立为标志；30年代是它的全盛时期，维也纳学派编辑出版了正式机关刊物《认识》和“统一科学丛书”，并与欧洲各国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召开了五次国际科学统一大会，实施《国际科学统一百科全书》的编辑计划；可惜好景不长，3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法西斯势力猖獗。法西斯主义的反犹政策威胁到逻辑主义阵营中很多犹太血统知识分子的安全；而且，法西斯主义从根本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提倡的科学民主精神格格不入。在严酷的政治压力下，石里克又意外地遭一患精神病的学生谋杀。维也纳学派在组织上瓦解了。一些成员，如卡尔那普、莱辛巴赫、弗兰克、费格尔、考夫曼和亨普尔，流亡到美国，使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复兴。

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维也纳学派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主流和核心，但不等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全部，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还应包括与维也纳学派同时的柏林学派、里沃夫—华沙学派以及布拉格学派等；逻辑实证主义也不等于逻辑经验主义，前者主要指二三十年代在欧洲流行的早期分析哲学的流派，后者的范围更广，逻辑经验主义贯穿分析哲学的全过程，除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外，还包括它在美国的发展。

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中，学派林立，人物众多，观点庞杂。代表人物中既有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也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即使在对相同或相近问题的研究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学派和人物的观点最终大都统一到“逻辑经验主义”的旗帜之下，因而形成了被看作能够反映这种哲学思潮本质特征的一些基本观点和主张。

（1）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拒斥形而上学

拒斥形而上学是近代实证主义的传统。作为新实证主义的逻辑经验主义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基础之上，首次把形而上学问题看作是语言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他们认为形而上学的错误并不是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而是形而上学问题本身就没有认识意义。

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工具是逻辑分析方法，具体来说，就是用数理逻辑手段严格区分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他们将有意义的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类。分析命题也就是逻辑命题，包括重言式和矛盾命题，它们的真假取决于它们的形式本身，与外在实在无关；综合命题则是经验命题，他们对实在有所陈述，其真假也必须由经验加以检验。而形而上学命题既不属于分析命题也不属于综合命题，因而是一些没有认识意义的伪命题。这种命题的出现是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语法的结果：或者是句子中包含了一个被误认为有意义但实际上并没有意义的词，例如“存在”、“物自体”等；或者是由有意义的词构成但却违反了逻辑句法的句子，例如“拿破仑是5”这种句子。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相信，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就可以从根本上清除一切形而上学。

他们还认为，形而上学不具有认识意义，但却具有表达情感的作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错误正是混淆了形而上学的这两种不同意义，用情感意义解释和充当认识意义。而产生这种混淆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形而上学命题具有一般命题的外表形式，似乎对实在有所断定，提供了关于实在和世界的知识。所以，只要严格区分了不同的命题形式，使一切命题都符合逻辑句法，我们就会很容易地从一切命题中清除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大都是没有意义的伪命题。形而上学要么是语言游戏，要么是情感宣泄。世界的本质是无。

（2）经验实证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者用于判定命题意义的标准是著名的“经验实证原则”，即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这包含了两个要点：一个句子的意义是由它的证实条件决定的；当且仅当一个句子在原则上可以被证实时，它才是有意义的。

经验实证原则是逻辑经验主义者（主要是维也纳学派）的一个基本理论支柱，被他们用作拒斥形而上学和建立可靠知识体系的有利武器。他们认为，形而上学命题之所以被判定为没有认识意义，正是由于它们得不到经验的证实。而只有经过经验证实的命题才可以被看作是有意义的，所以，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都必定是能够得到这种证实的命题，而建立在这种命题之上的知识大厦才是确定可靠的。

然而，由于这个原则过于强调证实的经验性，因而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后就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反对。为此，卡尔那普等人对它做了修整补充，试图通过弱化证实的可能性和强调逻辑推演的作用使这个原则日臻完善。但随着逻辑经验主义运动的结束，这个原则最终被放弃，哲学家们转向对归纳逻辑中概率论的研究。

（3）哲学的任务是逻辑分析

卡尔那普等人把传统哲学分为形而上学、伦理学、心理学、认识论和逻辑等部分。他们认为，由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命题没有认识意义，心理学又属于经验科学，因而它们都应被排除在哲学领域之外；而认识论则是心理学和逻辑学的混合体，排除其中的心理学，在哲学领域里就只剩下逻辑。所以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要对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哲学活动也就是逻辑分析活动。

强调逻辑分析是哲学的唯一任务的思想直接来源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但逻辑经验主义者更重视分析语言的逻辑句法。在他们那里，这种逻辑句法是指一种关于语言的形式理论，它主要研究语言中的逻辑规则、定义、句子由此组成的各个符号的种类和排列等，而不涉及这些符号或句子的意义。这种句法理论包含了形成规则和变形规则，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句子的恰当性做出判断，并要详细说明如何从恰当的句子中引出它们的逻辑结论。后来，卡尔那普等人又把语义学研究引入到这种逻辑句法理论，从而建立了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体系。这种研究直接推进了当代语言学和语义学的发展。

（4）物理主义和科学的统一

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是试图用科学的语言描述知识，把一切知识都建立在一种统一的、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但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科学语言作为基础，在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同发展时期有着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们大多主张以关于感觉材料的语言为基础，如“我眼前有一个红色的三角形”，这通常被称作现象主义语言。但由于感觉材料的主观性和不可交流性，因而这种语言很快就被许多哲学家所抛弃。30年代后，哲学家们提出用物理语言取代现象主义语言。

物理语言是指可以把某些可观察的特性归之于物质事物的语言，如“这个三角形是红色的”，这种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它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就是说，用这种语言描述的事件从原则上说是能够被使用这种语言的人所观察到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由许多有效的并可以为大家所理解的句子构成的，而一切专门科学的语言都可以在保持原意的条件下翻译成物理语言，一切专门的科学命题都可以转化为相应的物理命题。因此，物理语言就可以成为科学的普遍语言；他们还希望能在这种物理语言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这种观点被称做是物理主义。

实现科学的统一，可以说是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宿愿。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过去之所以未能实现，是因为缺乏数理逻辑这种有力的工具。现在借助于这种工具，通过对各种科学语言中的命题进行逻辑句法的分析，就可以把一切科学语言都还原为物理学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科学都还原为物理学，这样就可以达到科学的真正统一。

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努力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就基本上破灭了，但实现科学统一的理想却真实地反映了当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并仍然对后来的分析哲学家，如蒯因和塞拉斯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6.日常语言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分析哲学在两方面有明显发展：一是在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逻辑分析被日常语言分析所代替，一是分析哲学在美国与实用主义相结合，产生了以语用学为特征的意义理论。这两个变化主要是分析哲学内部争论所造成的，但又都与“二战”造成的现实问题有某种间接关联。

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流行与“二战”后的社会形势有某种关联。“二战”之后，人们意识到，早期分析哲学排斥伦理道德的普遍价值，以及追求纯粹、绝对的确定性标准倾向，与道德上的无原则性以及思想上的僵化独断不无关系。他们也意识到，日常生活蕴涵着真理，普通人的意见应成为是非标准，对日常语言的崇拜就是对日常生活、对常识和大多数人意志的尊重。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具有以社会传统和教育为准绳的保守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恢复西方文化传统和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努力，旨在反对20世纪初兴起的各种新思潮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对唯科学主义也有所抵制，对批判形而上学的兴趣有所减弱；相反，它的批判矛头指向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否定之否定。

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传播与“二战”也有某种联系。战争期间，一些逻辑实证主义者因逃避纳粹的迫害而移居美国，他们在一向崇拜科学的美国文化土壤上播下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种子。50年代，日常语义哲学的牛津学派的思想传播到美国，分析哲学与美国特有的实用主义哲学结合得更加紧密，两者的结合点是意义理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莫里斯（Charles W.Morris）把语言哲学称作符号学（semiotics），包括研究符号与符号关系的语句学、符号与对象关系的语义学和使用者与符号关系的语用学。分析哲学的意义理论在美国可以说发生了“语用学转向”。美国的分析哲学家不再热衷于分析语言逻辑结构，或探讨语言与实在的关系，而是联系语言使用者的行为、态度、意图和语言的具体功能、效用，对具体的语言用法（仅限于英语语法）加以分析和分类，提出一些新的意义理论。哲学就是逻辑吗？哲学与经验世界无关吗？分析哲学中始终存在着另外一种语言倾向。穆尔认为，哲学语言的歧义与混乱，不是因为我们用了日常语言，而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日常语言的用法。日常语言才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维特根斯坦于1928年重返剑桥，并于1936年接替穆尔成为哲学教授。经过长期思考，他放弃了《逻辑哲学论》中以逻辑规则为意义标准的思想，转而采用日常语义规则为意义的标准。后期维特根斯坦完全沉浸于日常语言的研究。由维特根斯坦开启出分析运动中新的语言分析角度：从现实生活来分析日常语言，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他后期的主要著作为《哲学研究》，他在写作、思考过程中写了大量的笔记，被辑录在《哲学评论》、《哲学语法》、《蓝皮书和褐皮书》、《关于数学基础的议论》、《关于心理哲学的议论》、《片段》等书中，临死前写了《论确定性》。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前言中说，这本书只有和《逻辑哲学论》相对照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这不仅是内容上的对照，而且也是风格上的对照。

（1）日常语言哲学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日常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中一个与逻辑实证主义等“理想语言”或“人工语言”哲学相对立的学派，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形成于英国。在思想来源上，日常语言哲学主要受到穆尔和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影响，是该学派的精神领袖。日常语言哲学通常分为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剑桥学派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代表人物是威斯顿（J.T.D.Wisdom）。威斯顿是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三一学院的同事，他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治疗性哲学”。他认为哲学的人物可比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的工作，主张用分析日常语言的方法解决传统哲学中的混乱，提倡哲学就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并用这种方法探讨了知觉、身心关系以及形而上学问题。这被看作是对日常语言哲学的首次表述。哲学是指引人们摆脱思想困惑、走出精神困境的方法，而不是解释世界或自我的形而上学体系。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一样，威斯顿并没有简单地把形而上学斥之为“无意义”的胡说，而是揭示“形而上学悖论”所蕴涵的关于日常语法的洞见，形而上学家不满意定型的日常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使用新的术语表达自己关于语言用法的洞见；但是，他所使用的形而上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格格不入，这样便产生悖论。消除这一悖论的方法是把形而上学命题转变成“语法命题”，把形而上学的新发现转变为关于语言用法的新规定。威斯顿把逻辑经验主义当作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他诘难说，证实原则既不是重言式的分析命题，也不是关于事实的综合命题，按照其自身标准就是无意义的。与传统形而上学一样，证实原则对词语用法做出新规定，但由此否定其他用法、以偏概全，用一种用法取代其他用法，其结果只能引起新的哲学困惑。随着维特根斯坦于1947年退休，日常语言哲学的活动中心转向了牛津，在40年代至50年代达到鼎盛，主要代表人物是赖尔、奥斯汀和斯特劳森等人。与剑桥学派相比，牛津学派更注重理论的建树，因而影响更大，是日常语言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到60年代之后，由于奥斯汀去世、赖尔退休和斯特劳森等人研究方向发生变化，这个学派逐渐衰落，许多人大都转向对哲学逻辑的研究。

与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不同，日常语言哲学学派没有固定的团体，也没有共同的学术活动或出版物。这派哲学家只是在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哲学研究的方法等方面都持与逻辑经验主义截然不同的观点。这种分析主要是：逻辑经验主义者认为，意义模糊的自然语言是引起哲学混乱和导致形而上学的主要根源，因而必须构造一种严密精确的理想语言；而日常语言哲学家则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概念混乱的根源是由于人们违背了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为了消除概念混乱，只需要恢复日常语言的正确用法，没有必要另外构造一种人工语言。逻辑经验主义者对形而上学基本上全盘否定，日常语言哲学家则比较缓和，承认形而上学的积极作用。逻辑经验主义者强调数理逻辑的重要性，他们主要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而日常语言哲学家则对古典学和语言学有更深的造诣，他们侧重对语词在具体使用场合的意义分析和对于语词与句子的分类研究。

日常语言学派往往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二、三个词的日常用法。这就是他们宣称的点滴式或零敲碎打式的研究方法。日常语言学派在分析方法、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上以及对意义和指称的研究等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其有关理论主张被看作是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对日常语言的研究即使不是哲学研究的全部，至少也是哲学研究的起点。

（2）赖尔论心的概念

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1976年），被认为是牛津学派的创始人，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其后一直在牛津任教，“二战”期间在军中服役，1945年退伍后任形而上学讲习教授，一直到1968年退休。1947年接替穆尔任分析哲学的主要杂志《心灵》主编。该杂志对日常语言哲学在英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他早年曾研究胡塞尔和迈农，后又接受过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从1932年发表《系统地引人误解的表达式》一文起转向日常语言哲学。他的《心的概念》（1949年）一书被视为日常语言学派的扛鼎之作。它的出版虽然早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但赖尔在《哲学研究》未出版之前，就已经读到维特根斯坦笔记的手稿，因此他的思想是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形成的。赖尔与维特根斯坦一样，相信哲学问题和争论出于范畴的混淆。《心的概念》一书以身心关系的哲学问题为例，探讨如何用语言分析方法消除这一问题。

（3）奥斯丁的语言行为理论

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1911～1960年）是著名的牛津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的主要代表。他早年主要学习古典学、语言学以及哲学，在哲学上又主要受到摩尔思想的影响。1935年在牛津毕业后留校任教。“二战”期间，在军事情报机关服役，任陆军中校。1952年起直到逝世，他一直担任牛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奥斯丁生前没有发表过著作。他的讲演稿和课堂笔记于死后被集辑出版，包括《哲学论文集》和《怎样用语言做事》（1961年）、《感觉与潜感觉对象》（1962年）。他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为日常语言哲学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并对当代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言语即行为”。奥斯丁有一句名言：“我们不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工具（指语言）的功能和用法，就能很好运用这个工具。”哲学成了语言学。

（4）塞尔的语言行为说

奥斯丁英年早逝。他的“语言行为”说由塞尔（John Searle）在美国发扬光大。塞尔注意到言语行为与命题的关系。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有一个命题成分和一个语旨力成分，其典型的形式是F（p），p是命题内容，F是语旨力，没有语旨力，命题本身甚至不能表述。只有与一定的语旨力结合，命题内容才能成为有所表述和断定的“命题行为”。其他种类的言语行为也是语旨力与命题内容或相当于命题的语言标记相结合而产生的。塞尔不同意奥斯丁按照动词类别来区别言语行为，因为动词具有的语旨力要与命题内容一起才能发生作用，而且，奥斯丁的分类缺乏统一标准，致使各类行为交错重叠。他提出，应根据言语行为的目的、适应外界的方向和表现的心理状态等12个标准进行分类。塞尔的分类法对英语语法的描述更细致、更具体，对“言语行为说”的传播起到很大作用。

（5）斯特劳森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彼得・斯特劳森（Peter Frederick Strawson，生于1919年）是继奥斯丁之后最著名的牛津学派分析哲学家，是日常语言哲学在50年代之后的主要代表。他与罗素在摹状词理论上的争论，被看作是日常语言哲学与理想语言哲学之间的直接交锋。而他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理论，则被看作是分析哲学复兴形而上学的前兆。

斯特劳森是一位典型的学院派哲学家。他早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后来一直在那里从事哲学教学研究，1968年继赖尔后担任牛津形而上学哲学教授，直到1979年退休，1977年被英国女王授予爵士称号。

斯特劳森的成名作《论指称》（On Referring，1950年）一文对罗素在《论指示》（On Denoting，1950年）一文中提出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挑战。主要著作有：《逻辑理论导论》（1952年）、《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年）、《感觉的界限》（1966年）、《自由和愤慨》（1974年）、《怀疑论和自然主义》（1985年）、《分析与形而上学》（1992年）等。

斯特劳森对于牛津学派的贡献是，他既克服了全盘否定形而上学的倾向，又纠正了分析哲学家常有的零星、琐碎的分析作风，他的思想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和建立形而上学理论的方向。

（6）格里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格里斯（H.P.Grice）在《意义》（1957年）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强烈反响的意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宗旨与牛津学派相同，说明意义来自社会交往，语言的功能不仅仅是传递信息。他区别了两种意义：自然意义（如烟意味着火，乌云意味着下雨）和非自然意义。后者是通过语言交往被表达和理解的意义。非自然意义又分为常规意义和说话者的意义，常规意义是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都能理解的意义，被固定在词典之中，也可以说是词典上的意义。说话者的意义是它企图传达给他人的意义，取决于说话人的意图。一句话因说话者的意图不同而不同，比如，讽喻、夸张不同于常规意义，只有联系说话者的意图才能被理解。

7.实用主义的分析哲学

“二战”之后，分析哲学与实用主义合流，在美国哲学界取得统治地位，如帕斯摩尔所说：“美国哲学家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转向实用主义，这是一个极普遍的现象。”^[17]有实用主义倾向的美国分析哲学家群星灿烂，新人辈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蒯因、古德曼（Nelson Goodman）、塞尔、塞拉斯（Wilflid Sellars）、普特南、戴维森和克里普克等人。

（1）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

威拉德・蒯因（Willard Orman Quine，1908～2000年）是当代著名的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逻辑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的衰落和分析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的转向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在英美哲学界引起一场持续多年的论战。他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其中以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本体论的承诺以及翻译的不确定性和整体论思想最为著名。蒯因早年受教于怀特海、刘易斯等名师门下，后受到罗素哲学和逻辑思想的深刻影响，还曾与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有过密切联系，特别是深受卡尔那普逻辑思想的影响。他1933年毕业于哈佛，除“二战”期间服兵役的时间以外，1948年起一直任哈佛大学教授，直到1979年退休。他一生的哲学兴趣都与逻辑有关：50年代以前，他侧重于逻辑学研究，在数理逻辑、集合论以及数学基础等领域有过突出贡献；50年代以后，他转向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以及本体论研究，发表了十余本著作和文集。蒯因的两篇论文《论存在什么？》和《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在晚期分析哲学中具有经典性的地位。其主要哲学著作有：《逻辑方法》（1950年）、《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年）、《词与物》（1960年）、《本体论的相对性》（1969年）、《逻辑哲学》（1970年）、《理论与事物》（1981年）等。

蒯因承袭的是早期分析哲学家，特别是罗素的逻辑主义思想，但不接受早期分析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他强调要从逻辑观点来看问题。逻辑观点的一个结果是对传统哲学的“心灵实体”、“自我意识”观念的否定。蒯因发展了罗素的类型理论的哲学内涵，他认为，“本体论承诺”只承认两种存在：一是物体，对应于个体变元，二是“类”那样的抽象实体，对应于量化变元，因为两者都是建立一个广泛的概念体系所必须的设定。除此之外的设定都是不必要的假设，如传统经验论所说的“观念”和当代语言哲学中的“意义”都是这样的假设，应该使用“奥康的剃刀”把它们除掉。蒯因批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两个理论基础：①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②实证理论和还原主义。

蒯因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20世纪30～40年代主要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40年代起开始批判后者的基本观点，50年代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逻辑实用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把美国的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用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补充逻辑经验主义。具体表现在：其一，在对科学客观内容的理解上，认为科学的概念体系实质上是依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其二，在对科学知识的看法上，认为人们对具有经验内容的科学命题的选择没有确定的标准，整个科学都是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和方便的概念体系或概念结构；其三，在对本体论的看法上，主张从语言角度研究本体论问题，提出“本体论承诺”的概念，认为本体论与科学体系同样以方便有用为标准，两者可以同时并存。

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美国发展的主要形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曾有刘易斯、布里奇曼、莫利斯和克日布斯基等人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观点，形成了“概念论的实用主义”、“操作主义”、“科学的经验主义”、“普通语义学”等流派。而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则是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实用主义的部分观点，从而使注重逻辑分析的逻辑经验主义得以在注重经验实践的实用主义家乡美国土地上扎根生长。与他持有相同或相似思想，并被同属于逻辑实用主义哲学家的还有古德曼、派普、内格尔、丘奇、林斯基等美国哲学家。

（2）克里普克的本质主义

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生于1941年）在16岁时发表的关于模态逻辑方面的论文就已为逻辑学界所瞩目，毕业于哈佛，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当今美国较年轻的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20世纪7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曾在哈佛受教于蒯因等人门下，毕业后先后在普林斯顿等美国多所大学任教。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偏重于逻辑学研究，60年代后开始转向哲学。主要论著有：《同一性和必然性》（1971年）、《命名和必然性》（1972年）、《真理论概要》（1975年）、《说话者的指称和语义学的指称》（1977年）、《维特根斯坦论规则和私人语言》（1982年）等。

克里普克除了对模态逻辑的哲学基础作过深入研究外，还在《命名和必然性》一书中提出了关于名称的历史因果理论，这一理论被英美哲学界评价为一个重大发展。英美哲学家关于名称意义的研究可追溯到密尔，他认为，名称分专名和通名，专名只有外延（指称），没有内涵（意义）；通名即有外延，又有内涵。弗雷格和罗素都认为，专名既有指称，又有含义。专名的含义由限定摹状词加以定义。维特根斯坦认为，名称有指称而无含义，命题有含义而无指称。克里普克恢复了密尔的观点，认为专名只有指称，并用历史因果性的解释代替限定摹状词的解释。克里普克在逻辑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关于可能世界的模态逻辑语义学，并以此反对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摹状词理论，提出了“历史—因果的命名理论”；他还反对康德以来对先天判断和必然判断不加区别的观点，认为存在先天的偶然判断和后验的必然判断。他的这种观点被称作“本质主义”。

与克里普克持有相同或相近观点的还有当代美国重要哲学家普特南（H.Putnam）、唐纳兰（K.S.Donnellan）、欣第卡（K.J. Hintikka）等人。其中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直接指称理论以及机能主义观点对克里普克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普特南的“本质属性”概念更是直接促使克里普克形成其本质主义。

（3）戴维森纲领

自蒯因以后，分析哲学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当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抛弃，直接导致了分析哲学开始走向衰落；而克里普克等哲学家对分析与综合、偶然与必然、先天与后天等一切类似概念的区分的全面抛弃，更是直接导致了当代分析哲学与这种哲学的传统之间的关键性决裂。这种决裂的明显特征在于，当代哲学不再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科学的批判学科，看作是一种先天的研究和对意义与自然本性之间的裁决。而这样一种哲学观正是自《逻辑哲学论》以来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

蒯因以后的分析哲学基本上沿着科学主义的思路向前推进。其信念是：哲学是科学的继续，它不关心理论的建构，而是为了增加人类关于实在的知识。由于日常语言只是展现前科学的概念图式，因而哲学理论也就不必对表达式的用法过多加以关注，它的目的既不是清除出自感觉限度上的细微冲突而产生的混淆，也不是描述概念图式的理性构造，而是贡献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

由蒯因引发的这种倾向在哲学之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乔姆斯基的理论预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神经生理心理学（特别是在视觉理论领域内的）成就。而且，后行为主义的认知科学也取代了分析的心灵哲学。

从逻辑上看，当分析哲学最初为自己规定了以逻辑分析为主要任务的目标之时，也就预示着它不可避免的消亡结局。因为逻辑分析的任务是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建立逻辑的基础，而这正是后来的科学哲学努力的方向。然而，随着蒯因对分析与综合区分的成功否定，这样的逻辑分析任务最重也就被合并到纯粹科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分析哲学的消亡就成为逻辑上的必然结果。

但分析哲学留给未来哲学的启示却是重大和深远的。首先，它为解决哲学以及人类思想领域中的观念难题和概念混淆提出了批判的基本要求。这种批判不是对真理的质疑，而是对人们用于表达思想的语言的质疑，是对哲学家们构造的各种语言理论的质疑。因此，它不是科学的某种延伸，而是一种对意义的裁决。当科学不知不觉地陷入构造神话和坠入概念混淆时，分析哲学就承担了这样的裁决。其次，分析哲学可以在给定的语境中展现我们语词的用法或语言的语法，描述我们概念图式的结构，划分和调整我们已有知识的逻辑分布。分析哲学的这种积极意义，将会随着人类认识的增加和知识体系的扩大而显现出无以替代的作用。

当然，来自内部的对分析哲学的严重挑战不仅有蒯因这样的哲学家，而且还有作为彻底反叛者出现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这里，首先主要介绍被视为代表当今分析哲学发展的戴维森和杜麦特的思想，特别是他们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上的争论。

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生于1917年）于1949年在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伯克利大学教授。他的著作都为论文集，包括《真理与意义》（1967年）、《论行为是事件》（1984年）、《对真理和解释的探索》（1984年）。他是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分析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主要代表。他对分析哲学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一种被称为“戴维森纲领”的意义理论；他还作为实在论的代表而与达米特的反实在论处于对立地位。戴维森的思想主要受到蒯因整体论和塔斯基真理论的影响，他的意义理论主要就是以二者、特别是塔斯基的真理论为基础。

1933年，塔斯基（Alfred Tarski）发表了《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概念》一文，给予“真理”一个语义学的定义：“X为真，当且仅当P。”比如，上述定义可置换为这样的例句：“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这个定义在分析哲学界影响甚大。塔斯基的定义把真理作为命题的属性，属于语言学语言（meta-language，也译作元语言），即表述语言性质的语言。这一定义表明了对象、命题和真理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命题为真的条件是对象确如命题所表述的那样。这满足了“与对象相符合”这一真理的基本要求。塔斯基认为，任何真理定义都不能违背“符合说”。他的定义从语言形式上证明了真理的意义在于对象语言与语言学语言之间的一致性，用形式语言表达了“符合说”的内容。^[18]

针对对塔斯基的种种责难和误解，戴维森于1973年发表《捍卫惯例T》一文。“惯例T”即塔斯基关于真理的定义。戴维森指出，“惯例T”表达出一种绝对真理论，即不再诉诸其他的解释模型来解释真理，而是把真理还原为句子的真理条件；它消除了传统真理理论的含糊性，特别是反对把真理等同为某些实质性的内容：“惯例T”明白地表达出真理的语义学特征，并在语言结构内部寻找这一特征，这又避免了指称理论的困难。所有这些，都是真理观上的革命。

（4）杜麦特的理解理论

分析哲学内部在“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是持肯定态度的实在论，以穆尔为代表的常识哲学、逻辑经验主义内的物理主义以及日常语言哲学内的自然主义，都属于这一阵营；另一种是持存疑态度的彻底实证论，形形色色的现象主义、心理主义和怀疑主义大抵都属于这一阵营。在实在的问题上的不同立场直接影响到真理观。实在论者坚持认识与外部实在相符合的传统真理观，反实在论则用一些内在的经验或思想标准，如“确认”、“融贯”、“简单”等等，作为真理的标准。当然，围绕着实在和真理问题的争论采取了语言分析的形式。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重开，反实在论以杜麦特为代表，实在论阵营中除了戴维森之外，还有普特南等人。

迈克尔・杜麦特（Michael Dummett，生于1925年）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国际著名的弗雷格专家，当代分析哲学中反实在论的主要代表。他1937年进入牛津读书，1979年接替艾耶尔任牛津大学的逻辑讲习教授。主要著作有：《真理与其它疑难》（1978年）、《对弗雷格哲学的解释》（1981年）、《分析哲学的起源》（1987年）、《语言之海》（1993年）。杜麦特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与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实在论相反的反实在论的意义理论，其核心是把意义理论当作理解理论。

杜麦特一反牛津学派的常识实在论立场，力图恢复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中心命题，其中之一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艾耶尔等人的反实在论。他们认为，关于外部实在的形而上学争论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而引起的，实在论者使用关于事物的语言，唯心论者使用关于感觉材料的语言，得出“外部事物是客观实在”和“外部事物是感觉的复合”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他们认为，只有在关于“给予”的形式的语言中，关于实在的描述才能得到证实，才有意义。因此，不论实在论和唯心论的断定都是无意义的，两者之间的争论可以消除。杜麦特通过对弗雷格的研究，阐发了语言学转向的哲学意义。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础是意义理论，哲学问题实质上是语义学问题。站在这一立场上，他提出了反实在论的论证。首先，他认为关于实在问题的争论是关于命题的真理条件的争论，存在着实在论的真理条件和实证论的真理条件的分歧。然后，他力图证明，实在论的真理条件是错误的，因而实在论是错误的。

5.普特南的实在论

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生于1926年）毕业于加州大学，1956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他的著作颇多，代表作为《理性、真理和历史》。

普特南原来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他提出过关于指称的因果理论。这一理论用外物和名称之间的关系解释名称的意义。普特南争辩说，名称之所以不是无意义的声音，就是因为它们与外物有某种因果关系，正是外物使意义附着于名称。他还反驳了怀疑论者取消外物的论证。笛卡尔曾设想一个邪恶的精灵可能在欺骗我们，使我们感到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外部世界似乎存在于我们面前。普特南说，如果真的如此的话，那么我们只能是“容器里的大脑”，容器中有大脑所需要的营养液，大脑在其中接收到某种神奇的电流刺激而感觉到身体的存在和外物的存在。普特南接着推导出这一设想的逻辑结论。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容器里的大脑”，我们就不会想到自己是“容器里的大脑”；我们能够做如此设想的事实，恰恰证明了我们不可能是“容器里的大脑”。

在真理问题上，普特南在符合论与实证论之间持调和立场。他认为，真理有两个特征，一是理想化的证明，一是合理的公认性。一方面，他同意实证论的看法，认为真理的条件是证明，但证明不是当下的或短期的证据，在一时一地被证明的命题还算不上真理，只有当各种证据汇集在一起时，才能抽取出真理的命题。真理所要求的证明是理想化的证明。另一方面，他也同意符合论者所说的真理的条件应包括公认的标准，但他同时修正说，这一公认标准不只是大家公认的事物，也取决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历史的、可变的，但同时也是概念性的、合理的。公认的合理性来自我们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概念系统。从上面各种观点可以看出，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用理性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点，修正了他所谓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唯物主义、客观主义和绝对主义的立场，表现出明显的调和折中倾向。

（6）罗蒂的后分析哲学

分析哲学在方法、风格和内容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学院气息。分析哲学家使用专门的技术术语，进行细致入微的语词意义辨析，围绕着他们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在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内乐而不疲地争论不休，而局外人却往往不知所云。比如，我们在上面介绍的那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通俗化的说明，是很难被人理解的。分析哲学的讨论越深入，哲学的范围也就越狭窄，哲学的对象也越来越专业化。哲学家过去在公众心目中是智者贤人，现在却像是律师，分析哲学的“专业化哲学”倾向引起了以罗蒂为代表的新一代哲学家的不满。他们从分析哲学的困境看出哲学的没落命运，提出了超越分析哲学、返回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的新概念。

罗蒂自称是“新实用主义者”，由于他的分析哲学背景和对分析哲学的反叛，他的学说也被称作“后分析哲学”。他的思想与欧洲大陆的后现代主义遥相呼应，在欧美哲学界引起震动。

理查德・罗蒂（Richard Mckay Rorty），美国当代著名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94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56年在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先任教于耶鲁大学，1961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82年，为了与他的反对专业化哲学的理论保持一致，他辞去了终身的哲学教席，到弗吉尼亚大学任社会人文科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加里福尼亚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客座教授。1979年被选为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其主要著作有：《哲学与自然之镜》（1979年）、《实用主义的后果》（1982年）、《哈马斯与利奥塔论后现代》（1984年）、《后哲学文化》（论文集，1990年）等。

罗蒂不同于其他的后现代主义者，即不仅仅对现代哲学进行结构、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与解构中进行重建。这种重建就表现为罗蒂以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为基本点，提出了“后哲学文化”。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包含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批判大写的“哲学”，主张小写的、反本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

为了重建“后哲学文化”，罗蒂首先对当前的哲学进行质疑。他指出，今日的哲学与文化其他部门的关系如同启蒙运动前期的神学同文化其他部门的关系，充当了各学科的法官，而哲学之所以获得了至尊的地位，是因为启蒙运动破除了神学的至尊，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后神学文化的时代，哲学正好适时地填补了神学留下的空白。罗蒂说，这种哲学追求大写的“真理”、“善”、“理性”，是一种大写的“哲学”，但是，既然曾经至尊的神学失去了至上地位，进入了后神学文化，那么，至尊的哲学也应该进入后哲学文化。

那么，何谓“后哲学文化”呢？罗蒂指出，在后哲学文化中，“没有人，或者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什么时候与真理相接触”，任何人都不会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深刻”，任何一种文化或其中的某个特定部分都不可能成为其他文化的经典，“元叙述”不存在了，大写的“哲学”、“人”、“真理”等也不复存在了。^[19]因此，罗蒂说：现在，哲学仅仅是后哲学文化中的一员，哲学和哲学家是小写的哲学和哲学家，在这里，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没有任何特别的科学标准可以遵循，也因此没有人声称他们拥有说明一切的奥秘，没有科学家和学者以为他们的著作具有“哲学意义”和“普遍的人类意义”。罗蒂又说，这里也仍然有英雄，有哲学家，但“英雄”这一称号“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他们不是知道一个什么（大写的）奥秘，也没有达到什么（大写的）真理，他们只是“善于成为人的人”；而哲学家“是兴趣广泛的知识分子，乐于对任何一个事物提供一个观点，希望这个事物能与所有其他事物关联”。^[20]

所以，新实用主义者罗蒂以宣扬后哲学文化的方式否定传统哲学。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先知们否定了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使神学文化变成了后神学文化，即哲学文化。现在呢？人们已经不再相信那种主张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大写哲学了，在大写哲学消失以后，接替哲学文化的就是后哲学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不讲本质、不讲基础、不讲主客二分、不讲结构。后哲学文化是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多元文化。

总之，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本体论的。

②反对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人们相信为真的东西。

“何谓真理”既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因为对“何谓真理”的不同回答是和人们所持的本体论观点直接相关的。所以，罗蒂从其“后哲学文化”出发，对真理问题也作了一番论述。

罗蒂首先指出，“在（大写的）哲学中，有一个传统的关于（大写的）真理本性的意见分歧，一场如柏拉图所说的在神与人之间的战斗。”^[21]罗蒂认为，在大写的哲学中，一种是柏拉图这样的大写的哲学家对真理的看法，他们越出了时空的界限，追求超验的东西；另一种是伽利略表明时空中的东西受优美的数学规律支配以来，像霍布斯和马克思这样的大写的哲学家对真理的看法，即认为时空构成了唯一的实在，真理即是与这个实在的符合。但是，如前所述，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反本体论的，因此，罗蒂力图超越以往哲学在真理观上的分歧，超越先验与经验的对立，反对大写哲学的真理观。

罗蒂认为，真之为真不在于是否与实在相符合，人们无须费心费力地去追问一个陈述是与哪部分实在相符合、是什么使得它为真以及它是否要具备“应当”等道德属性，也无须费力地去追问一个陈述如果缺乏“应当”等道德属性，是否就是“纯粹的意见”。在后哲学文化时代，没有一级真理与二级真理之分，没有意见与真理之别，真理只是指所有真的陈述共有的一种性质，如“培根没有写莎士比亚”、“2加2等于4”、“艾比很好”、“《画的寓言》是佛美尔的最好成绩作品”等共同具有的性质。换个角度讲，真理没有本质，它只是用来表示人们对事物的态度，如对事物的赞同，而不表示对事物的某种说明。因此，真理是我们最容易加以相信的东西。除此之外，希望真理有一个本质，希望理性认识、知识、思想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本质，这都是徒劳的。

罗蒂还认为，由于没有了人们必须与其一致的先验实在，没有了普遍的标准，没有了符合真理，后现代状况下的人们就少了许多烦恼和恼怒。人们只需像实用主义那样看待标准，即把标准“看作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用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

③主张后哲学文化时代的科学、文学和政治也不可能顶替哲学成为文化至尊。

如前所述，哲学成为文化至尊是填补了至尊的神学被推翻后留下的空白所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即为了防止在大写的哲学被推翻之后，别的领域有可能接替哲学的位置，成为新的文化至尊，罗蒂对科学、文学和政治这三个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文化至尊的领域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三个领域都不可能成为新的文化至尊。

第一，关于科学。罗蒂指出，一般认为，科学必然是合理的，具有“合理性”，而此时的“合理性”往往被看作“有条理”，或“拥有事先制定的成功的标准”。罗蒂说，按照这种理解，诗人和画家就谈不上“合理性”，因为他们更多地是凭着灵感和激情而写诗作画的，他们的标准是在创作中、在变动中不断形成的；相反，科学家是事先有一个标准和目标的，他不仅事先知道出现什么情况、何种结果便宣告他的假设失败或证明他的假设成功，他还握有科学理论这一标准，具有某种预见并控制世界的能力。所以，只有自然科学是这种意义上的“合理”的典范。

罗蒂又指出，如果仅仅在这种意义上理解“合理性”，那么，人文科学就没有资格成为合理的活动。而要想使人文科学也成为合理的或理性的活动，“合理性”就应该有另一种含义，即指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东西而不是“有条理的”东西。^[22]所谓清醒的、合情理的，实际上是包含了一系列的道德特性，即宽容与尊重。这就是说，在同他人讨论任何问题时，都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尊重别人的观点，要依靠说服而不是压制，以求得同他人的沟通与共识。依照罗蒂的这种理解，“合理性”与其是指“有条理”、“事先制定的标准”，不如说是“有教养”、“有道德性”；同样，依照罗蒂的这种理解，事实与评价、理性与非理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等之间的区分和差别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人文科学也成为了合理性活动。

所以，在罗蒂看来，真、合理决不是源于观念与实在符合、一致，也决不是对某种普遍的共性或本性的认识，真、合理具有“合情理”、“有教养”、“容忍”等道德德性，与“信念”交织在一起，是我们“信以为真”。相反，“不真”或“不合理”，也不是因其与实在、客体不符，而是说他人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根据上述分析，罗蒂认为，科学家并没有比别人具有更多的客观性、理性，自然科学同人文科学一样，都是寻求一种“合情理”、“有教养”的合理性和真理，都不可能成为新的文化至尊。

第二，关于文学。罗蒂从两方面考察文学，即从解构主义理论和文学（批评）本身两方面考察文学。

罗蒂认为，解构主义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指“一场超越文学批评的运动”，即以摧毁、动摇之势贯穿于政治、历史、法律、文学、哲学等各学科中，狭义的是指“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学派的解构主义运动”。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从解构主义与文学的关系及解构主义的壮大来看，解构主义和文学批评相互影响、共同发展：一方面文学批评主动依赖、利用解构主义，另一方面解构主义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且解构主义当初是汇合了保罗・德曼的文学理论而得以形成蔚然之势的。所以，在罗蒂看来，以解构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包含了解构主义的文学批评就不可能会具有文化至尊的特性，也不可能成为后哲学文化中其他文化的基础乃至后哲学文化的基础，不可能成为大写的哲学意义上的文学。

罗蒂又指出，从文学自身看，文学也不可能成为新的至尊。罗蒂说，我们可以有三种方法重新编织我们的信念和愿望之网，这三种方法就是知觉、推理和隐喻。知觉就是因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新因素从而对它产生了新观念，改变了旧观念；推理是指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能从我们从前的信念推导出我们从前没有的信念，于是，我们不得不改变从前的信念或探究新信念。无论是知觉还是推理，它们所改变的只是句子的真值，而不是句子的内容，所以，他们并没有拓展逻辑空间，它们依然是封闭的。但是，隐喻则不然。隐喻强调语言、逻辑空间和可能性的领域是永远开放的，反对和威胁着传统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可以说，隐喻乃是来自逻辑空间外面的声音，而不是填补这个空间的某一部分的经验活动，也不是对这个空间结构的一种逻辑哲学的澄清”。^[23]而文学的语言主要是隐喻。所以，罗蒂认为，文学理论自身同样已经表明，“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以前崇拜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设一个祭坛”，文学同科学一样，也不可能成为后哲学文化的基础。

第三，关于政治。一般人认为，政治是一个权力领域，它似乎能够成为后哲学文化的基础。但是，罗蒂通过分析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对此也作了否定的回答。

罗蒂说，大家一般认为，政治需要一个理论基础，自由民主需要哲学辩护。然而，罗蒂从其实用主义的观点出发，却认为自由民主需要一种哲学说明，而不需要任何哲学基础，政治与哲学不相干。在罗蒂看来，政治是处理社会事务的实际应用领域，它离不开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知识，但不需要一个非历史的、永恒的支柱；而哲学则是对是否有人性以及人性是什么的问题的讨论，这同政治显然没有必然联系。罗蒂举例说，在哲学中可以抽象地谈论人性以及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在政治中就不可这样，因为抽象地谈论人应该如何是假定有一个人类必须认同的超级共同体即人类本身，而政治社会都是具体的，人都是相对于一个具体的团体且必须是他认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的团体而谈责任、义务的。所以，罗蒂说，在政治生活中，政治同哲学相比总是处于首要地位而使哲学与之相适应，当哲学与政治发生冲突时，哲学要让位于政治。当然，罗蒂并非完全否认哲学，他说，可以让哲学与政治分离开来，让政治概念避开关于人性和同一性等问题，而把有关人性及人生的意义等问题“留给私人生活”。这里，罗蒂已经清楚表明，政治是公共生活领域，，哲学进入政治领域后，就得依从政治。所以，罗蒂最后认为，既然哲学不可能作为政治的基础，而政治自身又包容多种不同甚至相对立的观点，那么，政治领域内就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其他文化的基础，政治也不能作为其他文化的基础。

综上所述，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实际是要否认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哲学，要把哲学限定在私人领域，使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变成了一个属于私人领域的局部性问题，各部门、各领域、各种文化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一种彼此之间没有中心与边缘、主要与次要之分的外在关系。而我们认可某一观念或文化，其标准是该观念或文化比较符合我们的信念、想法，而不是因为它与某种实在相符合。不难看出，罗蒂否认传统形而上学、二元对立，其实仍然是推行其实用主义，只不过比其他实用主义者更高明、更先进，即他不仅能坚持实用主义传统，而且还把实用主义同现代哲学的前沿问题相结合，同时代相结合。

新实用主义是古典实用主义沉落之后的复兴，其代表人物有罗蒂和利奥塔。

新实用主义保持了古典实用主义注重实际功效的传统，直面生活过程，阐发生活实践的非二元性或具体性。罗蒂对新实用主义的原则作了如下概括：（a）实用主义只是运用于真理、知识、语言和道德这样一些观念的反本质主义，并放弃内在与外在、本质与现象、心与物的二元论区分。（b）实用主义否定主客二元对立，但不否认真理的存在，只不过这儿的真理与人的价值评价和道德信仰是统一的。因此，实用主义反对价值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分，即知同于行，认识等同于运用。（c）在理论研究中，理解和解释是一种趋向自由的对话，它不受来自客体本质和主体理性的制约。对话是对无限生成着的意义的追求，作为一种无止境的可能性，人们在对话中放弃了对终极价值和终极目标的追求。

新实用主义具有反实在论、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的特征，它将“实在”搁置一旁而纯粹在语言层面上探讨有用与无用的问题；它从根本上否认语言“表象”和“再现”实在的意义，只热衷于语言使用中意义的扩张和转移。罗蒂反对传统的“镜喻哲学”，即去除差异而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主张摒弃那种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寻求自然等级秩序的模式，怀疑一切合法性根基，摧毁一切中心和终极价值观。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知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与功能，而仅成为一种话语游戏，只是操作化、非中心化、商品化、非道德化，那种以单一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以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述”已被瓦解，因而必须改变原有原则。（a）要用“小型叙述”取代“宏伟叙述”，用多元视角看世界，承认人和知识的局限性。（b）要用差异性取代统一性，放弃理性的真理观。要让少数人说出自己的歧义，通过承认差异来相互接近。（c）要用“非我性”原则取代主体性原则和普遍人性论，消除主体中心和人类中心。据此，利奥塔用其后现代策略推倒了理性主义的绝对真理和思想秩序，确立了多元视角，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无法确定的世界和幻想破灭后的意识状态。

新实用主义继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主张把人类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以政治问题代替传统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以政治民主的多样性来代替以往的哲学问题。前实用主义传统认为人正在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一个对物理和道德实在的正确表象；而实用主义则认为人类只是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因而也是越来越多的幸福；在新实用主义看来，思想的开阔、自由，政治的民主宽容、心胸开放，乃是合理地成为人类幸福的必要途径。

新实用主义者还将所有的问题都归为一个“实用”的信念问题，他们将感官和新知看作是使用和支配对象的一种工具，自然科学则被看作是我们应付环境求生存与幸福的工具，连语言都被视作是一种以符号和声音交换的方式来最终实现人们占有某一种客观事物的工具。

尽管新实用主义从实际生活的需要出发来研究问题，但由于其本身多元主义的限制，其结果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任何问题有多元的解决方法，必然产生多元的结果，结果的多元则难以得出统一的评价。

四、分析哲学概论

1.哲学革命

英国哲学家艾耶尔等人称分析哲学运动为一场哲学革命，他们把西方哲学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是本体论时期，讨论世界的本源，真正的实在等问题。比如柏拉图认为世界是理念的产物。

第二是认识论时期，反思人类心灵的认识能力和方法，比如认为思维是存在的基础。

第三是分析哲学时期，即语言哲学时期，认为哲学是语言分析。

分析运动首先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分析哲学一直反对本源式或本质式的形而上学讨论方法，而致力于寻求真正的知识。其次，是对传统认识论的反叛。分析哲学认为，对认识的反思不再停留在对感觉、理性等思维心理的分析上，而要去研究知识的表述方式——语言或命题。知识不再是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

现代哲学的大转折是以以下思想为特色的：任何认识都是一种语言表达式，一种陈述。哲学就是显示和决定陈述、表达的意义的行为。知识首先是语言。哲学不是建立命题，而是使命题更清晰。哲学就是对语言错误的治疗。哲学唯一正当的任务就是逻辑分析。逻辑分析的目的在于显示命题的逻辑与意义。这是西方哲学的第三次革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用语言分析代替本体论的研究，用知识表达式的分析代替知识论的研究。哲学不再是世界观或真理的体系，不再探究自然和思维的奥秘。

（1）取消形而上学

这场“转向语言学”的哲学革命，始终伴随着对形而上学的发难。休谟说：“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么我们可以问，其中包含着关于数和量两方面的任何抽象推断吗？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的任何经验的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

分析哲学家所认为，在本体论或形而上学那里，一个词是由其他词来定义，而这些词又用另外的一些词来定义，只在语词里兜圈子。形而上学的命题并没有赋予某些记号以真正的意义。形而上学在传达知识上毫无意义，它们无所谓真假。它们就像微笑、抒情诗、音乐之类的东西一样表达了某种永恒的情绪和意志。唯物主义表达了外向型性格类型，唯心主义表达了内向型性格类型。一元论者是理想主义者，二元论者大多是现实主义者或避世主义者。形而上学四面楚歌，它已经不再具有传达真理的威严。

（2）知识是什么

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反映客观事物存在的属性和规律。分析哲学认为：知识概念只有二种，一种是逻辑的或数学的形式概念。它涉及正确的推论方法。另一种是经验概念，或者叫观察语言。所有的语词都指向实际事物。知识首先表现为语言形式：命题或陈述。不能被逻辑或经验证明的命题就是错误的命题，或没有知识意义的假命题。形而上学命题与真实世界毫无关联，它处于知识体系之外。

（3）什么是分析

分析就是找出事物的区别和差异。综合则正好相反，要找出事物的共同点。任何事物都是简单元素的复合。分析哲学的分析就是语言分析。语言分析包括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前者分析词汇和概念的意义，后者分析语句要素的逻辑结构，就是语言的逻辑分析。语义分析异常复杂，尤其是日常语言，它随使用场合和方法的变化而变化。

2.语言的一般知识

我们是如此熟练地运用着语言，以致忘记了对语言本身作一些必要的思考。不理解我们正在使用着的语言，就不能更好地运用语言，也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思维和文明。语言是思维的起点，也是文明的起点。

（1）指号、符号、语言

当我们看到某些事物时，这些事物能使我们联想到别的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就有一种“指示”作用。任何有所指的事物都是指号。指号可以分成两大类：自然指号和人工指号。人工指号也成为符号，它的意义，依赖于人为的约定。比如交通信号、厂徽、路标等等。语言是文字符号，它是符号系统中最完备的一部分。语言是人类迄今为止制作出来的最重要的工具。

我们曾经一直用语言来谈世界，而现在，我们去要用语言来谈谈语言本身，不仅是知识语言，也包括日常语言。

（2）能指与所指

能指是语言符号本身，是一串声音或一些线条。这些语言符号（能指）所指示的东西是所指。能指与所指有时具有一种天然的关联。在汉语中，很多语词的写法或读法来源于现实事物的某些特征。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的大部分则是我们随意约定的。比如“我们叫它玫瑰花。”“好，玫瑰花。”命名就像我们在货物上贴上标签。有些语词的所指很难确定。它们往往指向一些抽象的观念。

（3）语言与言语

言语就是说着的语言，是正在被使用的语言，而不是躺在书本里的文字。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往往只注重科学语言或论文中的语言，却忘记了那是语言大家庭中的一小部分。理解书面语，往往只能靠文字本身。现场的“说”往往表达了比文字符号本身更丰富，更具体的意义。因为，现实生活也参与进来。

（4）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

日常语言就是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也叫自然语言。由于它的模糊性，它被认为不适用于表达科学知识。自然语言缺乏严格的定义，因而使用灵活，易生歧义。日常语言的结构往往比较松散，也易生歧义。日常语言只能运用于现实交际的场合，它的意义离不开现实生活作为语境。数学语言是知识语言的典范。我们只从语言本身就能看出它们是绝对正确的。数学语言与逻辑语言至少显示了一种完美的语言结构。分析哲学的一种任务就是用逻辑语言来分析或改造日常语言。

（5）元语言与对象语言

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讨论语言本身。讨论世界的语言是对象语言，讨论语言的语言是元语言。元语言应该站在对象语言之外。有些语句是自我指涉的。这些语句不仅指示其它语句，也指示着自身。它们往往造成悖论。比如：此黑框里的句子是假的，我所有的话都是说谎，所有的命题都是不真的。这种对象研究与自返研究的区分模式，适合很多领域。

元哲学：研究哲学自身的哲学。

元方法：研究方法的方法。

元理论：研究理论的理论。

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

3.语言与实在

语言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自身以外的世界。如果说语言与外部世界毫无关联，语言又有什么意义呢？比如某个词，你对它的书写形式或发音形式毫无反应，那么它仅仅是一种书写或发音，而不能称之为语言。

分析哲学的语言理想就是语言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同一。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就是简单地从语言世界推出实在世界，而陷入无意义的语言虚构。

（1）语言是世界的图像

语言与事实世界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同图像对应着事物一样。语言可以描绘可能世界或理想世界。语言的描摹是大致的，对于不同的人，会引起不同的联想。语言的功用或意义就在于它指示某种事实。语言不是世界本身，它只是一种记号，就像图画不是世界本身，而只是对世界的描绘一样。

（2）抽象实体与本体论

现实世界中最直接的存在，是个体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用“专名”来指称它们。还可以承认属于事物的属性的存在，我们用抽象名词去表现。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规律，我们用一个命题去陈述。另外还有一种普通名词，它们指示着一个类别。也可以叫它们是类名，如：树、马、人、笔等。事物的属性、规律以及它的类都是不可感觉的，只有去思考，可以称它们为“抽象存在”。我们可以承诺：事物的属性、关系、规律、类是客观地存在着，但不能忽视这种种客观存在的差别。

语言既可以描述现存世界，也可以描述虚存世界。诸如：“独角兽”、“飞马”、“黑太阳”、“乌托邦”等。它们是我们想象的产物，也可以说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一个完整的本体论（存在论），应该讨论清楚“存在”的复杂用法。

（3）“金山”存在吗

“只有个体事物才存在。”“只有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存在”？我们往往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存在”这个词：

如果我们对“存在”一词作一个最宽泛的预定：个体事物、共相属性、观念实体，甚至想象世界都是不同的“存在”类型的话，那么“存在”就不能作为谓语（谓词）来描绘主语（主词）的属性。因为，任何主词的所指都有存在属性。任何名词都指示着一种存在。说“金山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应说：“金山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如果我们自行其是而不想澄清“存在”的这些用法，我们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论中去。在谈论哲学问题之前，还是先来谈谈语言问题。

（4）本体论的承诺

命名的方式一旦确定，词就与事物有了固定的联系。语言的使用就像游戏一样，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制定出规则。各种规则之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有使用上的方便与否。离开可靠的、精确的语言规则，我们就无法做语言游戏，从而丧失互相交流的可能。一个人谈论某事物是否存在时，就已有一种关于“本体论”的承诺或认定。比如，唯物主义哲学家约定物质存在，物质是本体；唯心主义哲学家约定精神存在，精神是本体。本体论问题归根到底是语言用法的约定问题。它首先应该约定清楚什么是“本体”，什么是“存在”。

（5）实在论与反实在论

反实在论者只承认人们可观察到、感觉到、经验到的事物是客观的“实在”。反实在论者认为：“只有物质才是实在。”实在论者认为：“物质和精神都是实在。”穆尔说，我们如何证明外物世界存在呢？我举起自己的两只手，右手做一个动作，这是一只手；左手做一个动作，这也是一只手。我的手存在。新实在论者同时承认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存在。罗素说，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也是存在的。转动的车轮是实在，静止的、超时空的轮性或抽象的轮子也是实在。抽象实体不仅是名词或观念，而且是客观存在。“存在是什么？”本体论问题远未结束，它以新的语言哲学的方式存在于现代哲学之中。

4.语言与逻辑

语言不是单个、孤立的语词。当我们只说“花”、“水”等字眼时，听者无法获得任何确切的意义。只有句子才是最基本的语言单位。如“花枯了”、“水向东流”之类的陈述。当我们把词与词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排列起来，就能构成句子。

所谓语言的逻辑就是指一个句子中语词之间的结构，或者指一个复杂句中分句之间的结构，或者指语句之间的推理关系。结构或逻辑上理解语言的一个重要角度，卡尔纳普称之为语形学（语句的形式）。除此以外还有语义（语言的意义）和语用（语言的使用）的角度。

数学语言和逻辑公式是一种纯形式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化的语言，完全以它的严密结构而达到精确性。逻辑语言体现了一种理想的语言结构。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这种理想的结构形式去批评日常语言而重建哲学语言。

（1）语言结构与逻辑结构

线形展开的句子之中，词与词的组合关系或次序就是句子的语法结构。最常用的语法分析是主谓语分析。逻辑结构是语句各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或思想关系。毋宁称它为语义结构。语法结构是句子的表面结构，而逻辑结构是句子的深层的语义结构。通过逻辑分析，才能知道句子究竟要讲什么？自然语言的表面结构犹如海水的浮动表层。

（2）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

任何一个复杂命题都是由几个基本的简单命题所组成。命题逻辑研究各命题之间的关联。如果不懂逻辑，我们无法研究哲学。把支命题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一复合命题的词项就是命题联结词。例如：“如果、就、不是、就是”等等。在命题逻辑中，简单命题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而在谓词逻辑中，则要继续分析简单命题，分析构成命题的词汇。例如：甲是人，凡人皆死，甲要死。

谓词逻辑分析主词与谓词的关系，示例如下：

所有的哲学家（P）都是精神不健康（S），维特根斯坦（X）属于哲学家（P），那么，维特根斯坦（X）也是精神不健康（S）。

也就是：

所有的P都是S，X是P，所以X是S。

用形式语言表示是：

（X）（P（X）→S）。

决定命题之间或语词之间关系的词，是逻辑联结词，或称之为关系词。它们是逻辑的灵魂。

（3）概念与命题

概念是语词的内涵（观念）而不是指称。专名只指称事物，没有概念。抽象名词就是概念词，它指示一种性质或观念。并不是所有的语句都是命题。命题必须是对事实有所陈述的语句，命题必须有真假。比如：“祝一路顺风！”，这不是命题。命题不是语句本身而是语句的内在思想。它们表达了对命题的某种态度，这样的语句无所谓真假。

（4）函项与变项

从句子中抽掉主语之后，剩下的是谓语表达式。谓语表达式是一个有“空位”的关系式或结构式，这个结构式被称之为函项。

例：A（1）血是红的　　　　　B（1）太阳比地球大

　　（2）______是红的　　　　（2）____比_____大

　　（3）_____是____　　　　　（3）_____比_____

“函项”的概念来源于数学上的函数表达式。

语句函项中的“空位”被填上具体的词以后，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凡可填在空位中的词称为变项。

A______是红的

a.血是红的　　　b.他的眼是红的　c.天边是红的

B______比______大

a.司令比军长大b.地球比月亮大c.我的命比你的命大

区分语句函项与变项，目的在于分析出语句的内在结构。

血是红的。

分析：有血这样的事物，具有性质：红。

分析：某种事物具有性质：红。

分析：某种事物具有某种事物。即______是______。

（5）可能世界与模态语句

当我们说“明天会下雨”时，只是指出一种可能性。明天至少有两种可能：下雨和不下雨。将来世界、虚拟世界和想象世界都可以称为可能世界。表达对可能世界的不同态度的语句就是模态语句。

表达对某时间的认知态度的语句被称为认知模态语句。“知道”、“相信”、“期望”就是模态词。“张三知道天要下雨”，“张三相信天要下雨”，“张三期望天要下雨”，表达事件发生的时间状态的语句被称为时间模态语句。例如：“有时”、“经常”、“曾经”等是模态词。“有时发火”、“经常发火”、“曾经发火”、“将要发火”。

表达对某事件的执行态度的语句被称为道义模态语句。“应该救落水儿童”、“允许救落水儿童”、“禁止救落水儿童”。

模态逻辑就是研究模态词的内涵关系。模态词

5.命题

对事实进行判断或描述的语句才是命题。命题可以分为真命题、假命题和伪命题；可以分成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也可以分成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

“我们的船驶向港口”是一个命题，它涉及到事实。“但愿我们的船一路顺风”不是一个命题，只是表达一种愿望。只有命题才是知识意义上的语言形式，对知识的分析就成了对命题的分析。

（1）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

我们面临两种对象或两种世界：现实世界和语言世界，前者是独立于人之外的事实（事物、事件），后者则是人为的约定。分析命题只涉及语词与语词的关系，例如：A＝A。A≠A。兄弟是男性同胞。热是不凉。

综合命题则涉及现实世界。例如：物体皆有重量。

逻辑真理是关于语言符号的正确推理。事实真理是对事实的描述或归纳。

语言世界　　　　　　　　　　现实世界

分析命题和逻辑真理　　　　　综合命题和事实真理

分析命题不是提供新的知识，却具有普遍必然性。综合命题的真假，则需要经验的证实。

（2）原子命题与分子命题

复杂是简单的组合。“原子”是最简单的独立成份。原子不再是别的元素的组合，而只能作为简单的元素组合成别物。物质的最小成分是原子。世界的基本成分是许许多多简单的个体事物。个体事物的性质和关系就是原子事实。原子事实是世界上最基本、最简单的事实。还有一种“普遍事实”。例如：所有的老人都要死去。原子命题代表原子事实，它只包括一个名称和一个表示属性或关系的词。分子命题是原子命题的组合。在分析命题是，必须分析到原子命题才算是分析彻底。

（3）归纳命题

有两种推理：结论的内容没有超出前提的推理是演绎推理。三段论论就是典型的演绎推理。

例如：（大前提）凡人都要死亡，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亡。

　　　　结论的内容超出前提的推理是归纳推理。

例如：　有只猫在第一间房子的屋顶上，

　　　　有只猫在第二间房子的屋顶上，

　　　　结论：有只猫在第三间房子的屋顶上。

归纳推理实际上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推理。归纳命题没有必然性。对有限数量的事物的观察永远不能上升到对所有事物的普遍结论。归纳命题只是大致正确。

（4）逻辑类型与悖论

这个方框里的句子是假的。这个句子是自我指称的，根据这个句子的结论，又会得出方框里的句子是真的相反结论。最经典的悖论是“说谎者悖论”。例如：“你们相信我，我所说的话都是谎话。”“你这句话是真？是假？”这些悖论的根源是混淆了不同的语言层次或逻辑类型。上面的悖论都有一个特征：谈论对象包括自身。被谈论的语言是对象语言，谈论语言的语言是元语言。它们属于不同的语言层次。如：

个体分子、个体分子的类、个体分子的类的类是不同的逻辑类型，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应该站在对象以外谈论对象。诸如“所有的命题”、“所有的话”、“所有的人”之类都可能成为“不合法的全体”，它们不宜成为被谈论的对象。

（5）摹状词与存在

词的种类很多，语言哲学以研究名称词为主：

列表

摹状词是只有指称意谓的名词表达式或名词词组，而专名是对对象的直接命名。专名都指向一个确实的存在（除了文学的虚构以外），而摹状词往往是对联想事物的命名，不能保证对象的确实存在。如果把没有指称的摹状词或非存在语词作为命题主词的话，就会产生无意义的命题。在逻辑语言中，摹状词被分解成有明确指称得各个成分及逻辑组合：

金山——有一个东西，即是金的，又是山。

当今的法国国王——有一个人，在当今的法国，是国王。

专名是对事实的命名，再用“存在”来说明专名，则是多余的。“存在”只能给摹状词下断言。

6.语言的意义

语言总是指向某些外物，指向某些事实，或指向某个观念等等。语言的这种“所指”就是语言的意义。我们理解了某种语言，也就是弄懂了这种语言究竟是指什么。

按蒯因的说法，语义理论应该分为涵义理论和指称理论。前者涉及语言的内涵、观念，后者涉及语言的外延、指称对象、命名功能等。

在日常语言中，语言的意义还与非语言的社会生活背景有关。语言本身不能完全规定自身的意义。

在前面的理论中，分析哲学着重探讨知识语言应该具备的语言结构，并以此来修正日常语言。而在语义研究中，则必须要面对日常语言的具体使用。

（1）涵义与指称

专名的指称就是这个名称所指的对象本身。“英国的首都”和“英国最大的城市”具有同样的指称（外延），但是涵义（内涵）不一样。涵义是名词所有的观念、内涵。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我们了解了专名和类名的对象以后，对象的某些性质会和专名或类名联系起来，仿佛它们有了涵义。这应该成为名词的“隐喻用法”。名词在语句中的意义取决于它们被使用的方法。有时它们被用来指称对象，有时则用它们隐喻某种性质。

（2）语义与观念

一个语词的意义就在于语词在听者或读者的脑海里引起的联想或观念。当我们读到一些陌生词汇或外族语时，它们不能引起我们的任何联想，它们只是一些单纯的线条和声音。一切观念都来源于印象和知觉，或者说来源于直接的和间接的经验。词义即观念的理论依据于读者或听者的角度。它提醒我们，语义是语言与使用者的关系。语义不是孤立的、绝对的。

（3）语义与语言的使用

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上、下文）中，才能找到语词的意义。单个的名称只能指称对象，而不能描述事实，命题才可以描述事实。语言不是孤立静止的符号。现实的语言是交际中的语言，是使用着的语言。语义不仅实现于上下文中，而且实现于现场的交际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用途，达到不同的目的。语言镶嵌在整个生活之中，我们通过生活来理解语言。

（4）语义与真值

命题的真值就是命题的真或假。有些“命题”无所谓真假，也就没有真值。无真值得语句，对事实没有陈述，它只是陈述对事实的某种态度，因而没有知识价值。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伪装的知识命题，它们与事实无关，毋宁说它们相当于抒情诗。

（5）语义与验证

命题的真假就是命题被经验证实或证伪。下面的验证就较为复杂：（假说）地球是平的。（初始条件）一条船笔直地驶出港口。（实际验证）这条船是逐渐消失的，而不是立刻全部消失。（验证结论）地球不是平的，假说不成立。有些命题只能通过一系列的间接测验和演算来证实，而不能直接证实。如：“太阳的内部温度是四千万度。”我们坚持一种较宽泛的验证态度：如果从逻辑上看，某个命题有被验证的可能，那么这个命题就具有真值，就是有知识意义的命题。尽管还没有技术上的可能性。如：“火星上有生物。”要知道，一个命题是否是知识命题，就要分析命题中的名称词是否都是经验语言、都是有经验意义。

（6）词义的约定

词义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丰富变化，均离不开我们对它的最初约定。词的定义有两种，内涵定义和外延定义。外延定义是指出或列举语词的指称对象中的实例。内涵定义是约定词的内涵，主要有同义词定义和种加属差定义。“种加属差”定义是指出该词所属的类及特有的性质。种是类、属差是特性。比如：猫是会抓老鼠的动物。人是会使用语言的动物。哲学家是有智慧的人。理念是抽象实体。

7.日常语言

日常语言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的语言。这种语言与丰富、细致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它一旦脱离生活背景，就变得含混、歧义。在分析哲学中，有两种对待日常语言的态度：一是逐渐改变哲学语言完全依赖日常语言的倾向，而寻求哲学语言的逻辑化、精确化。二是弄懂日常语言的用法，而不是排除日常语言的使用。前者能提供精确语言的理想和方法，后者企图使我们更有效地运用日常语言。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种既不空洞又尽可能严密的哲学语言。

我们既不希望哲学理论成为符号演算，也不希望哲学理论成为莫衷一是的文学化的语言。

分析哲学这种研究日常语言的倾向，其目的不仅服务于哲学，更多是起源于一种单纯的语言兴趣。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如何使用语言，已不再是认识论的课题，而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学课题。

（1）言语是一种行为

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报道事实或传达知识的。现实语言的用法几乎是无限多样的。言语是说的语言，是交际中的语言，是活生生的现实语言。它既不是书面语，更不是理论语言。有两种基本的说话方式：记述式话语是报道某个行为或事实，履行式话语则是用语言去执行某种行为。记述式话语有真和假的特征，履行式话语无所谓真假。对后者，说话就是做事。词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我们应当懂得工具的性能和用途。哲学是用日常语言进行的，弄清楚日常词汇的用法至关重要。语言是一种危险的工具，在使用它之前，我们必须预先把自己装备起来，以防坠入语言的陷阱。

（2）言语行为的分类

履行式话语是一种“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奥斯汀把以言行事的行为分为五类。第一是判定式。第二是执行式，是决定执行某种行为。第三是承诺式，是承诺某种行为。第四是阐释式，是阐明观点、澄清用法。第五是表情式，是表达各种态度的语言行为。

（3）意向性与言语行为

不是语言创造心灵，而是心灵创造语言。心灵哲学应该是语言哲学的基础。言语的意义与言说着的内心意图紧密关联。同样的一句话在不同的场合或以不同的意图说出来，意义会不同。我们的意识必定指向某物。我感觉，某种东西被感觉了；我爱时，某种东西被爱了；我恨时，某种东西被恨了……意识的指向是理解语言的基础，或者说意识的意图就是语言的意图。“语言表达我的心志。”说话者的意图还可以转移言语的字面意义。诸如象征、比喻、讽刺等言语用法。

（4）语言游戏

什么是游戏？让我们下盘棋或掷骰子，然后就知道什么是“游戏”了。做游戏是对“游戏”最好的理解，“词”的意义不在语词中而在具体的活动或操作过程中。通过语词只能对词的意义给予大致的说明。词义最终实现于我们对语词对象的占有之中。维特根斯坦经过一个球场，那里正在进行足球比赛。他看着这场比赛，一个思想突然出现了：我们用言词做游戏。想知道什么是语言，就让我们系统地做做语言游戏。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游戏来了解语言。语言游戏是通过操作语词来进行的。不同的词有不同的用法，如同不同的棋子有不同的走法和功能。游戏必须有规则。语言游戏的规则规定了词的涵义、用法，规定了语词的结构方式。交流依赖于语言规则的设定。语言规则不可能规定所有细节，就像象棋不必规定第一步必须走什么。我们一旦进入游戏，就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犯规是要受到惩罚的。语言游戏多种多样：下达命令及服从命令，描述物体的外观，报道一件事，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询问、诅咒、问候、祈祷……还有：A不同的民族语言，B方言，C土语，D行话，E语言用于不同的功能。了解游戏规则才能进行游戏，才能理解游戏。不同的游戏具有不同的规则，规则改变了，游戏也就随之改变。

（5）家族相似

在一个家族中，由于亲缘关系，各个成员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相似之处：如骨骼、相貌、走路的姿态等。我们称这种相似是“家族相似”。“家族相似”意味着一系列成员之间有着某些细节上的相似，而不是所谓的“本质的一致”。想一想，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有什么相似？篮球、排球、足球有什么相似？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什么相似？我们之所以把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统称为语言，是因为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是它们具有什么共同的本质属性。抽象出各种事物共性的哲学企图是虚妄的。世界上的事物是丰富而独立地存在着的，它们之间至多只是“家庭相似”。所谓事物的“本质”是虚构的神话。它们只有相似性。

（6）语境

系统或整体才是意义的基本单位。一个分子，一个部分只有在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孤立的语词在句子中才有意义，单独的语句在篇章中才有意义。词句之间的关联被称为上下文语境。言语的意义依赖于交际者的意图。交际主体的意识状态是交际语境的一部分。语言的意义也依赖于交际者所处的场合。每个个别的语言表达式都嵌在广阔的语言和超语言（场合与文化背景）的环境之中。蒯因认为：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人工构造物，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力场。

8.真理

分析哲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角度：真理不再是心灵与世界的关系，而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真理被解释成“正确的命题”或“真命题”。

问题并非到此为止，我们还可以问什么才是“真命题”呢？命题真假的问题永远是语言与事实的关系问题。所以真理问题不仅是语言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事实方面的问题。由事实，便涉及到外物以及人类的各种活动。

分析哲学在语言的范围内尽职尽力，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分析哲学不是哲学的全部。

（1）真理符合事实

命题是现实的图像。人们用语言描述世界上的事态，类似于画家用线条、色彩、图案来描绘世界上的事物。语词与具体事物或状态相对应；基本命题与基本事实相对应；复杂命题与复杂事实相对应。描述事实的语句可以成为记录语句或观察语句，它们直接陈述经验。还有一类命题，它们不涉及经验事实，只表述概念（语词）或命题（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如果A大于B，又如B大于C，那么A大于C。普遍命题是对特殊经验的归纳。对于它的真理性问题，尚有争议。

（2）真理是逻辑的一致

真理究竟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还是语言与感觉经验的关系？感觉是片面的、主观的，感觉才是事物本身。语言与事实的符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像姓名与个人的对应么？是像图像与事物的对应么？是像钥匙和它的钥匙孔那样的“吻合”么？真理是必然的、自明的、绝对的。我们只有逻辑真理。对感觉和现象的说明，只能是有限的、大致的。

（3）真理与效用

一个观念的意义，在于应用这个观念所得出的实际效果或实验结果。所谓理论与实在“相符”，只能意味着我们被理论引导到实在的周围，并与之发生实际的接触，而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实在事物。理论是一种工具，工具无所谓真假，其价值只在于它的效用。真的就像“好的”一样，“真理”就是“完美”。逻辑主义者习惯于用苍白的轮廓来代替实在世界的丰富性。

（4）真理的语义学概念

我们需要一个内容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真理概念定义。在我们谈论某个命题的真与假时，实际上涉及到两个语言层次。被谈论的命题是对象语言，而谈论该命题所使用的命题则是元语言。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著名的“真理”定义：X是真的，当且仅当P。“X”是对象命题，“P”是对象命题所涉及的事实。这个定义明确地区分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我们不可能用这样的语言去交谈，但是它提醒我们：日常语言存在着缺陷。

五　分析哲学印象

分析哲学有时显得过于复杂而精细，就像用一架巨大的具有精巧逻辑构造的起重机，去举起一个用手更易于移动的石子。单以“有用性”去衡量科学研究的价值是不恰当的。我们要考虑到这种研究给予研究者的“智慧”的满足。哲学不再建立命题，而是使命题清晰。分析哲学家们用一种近乎外科手术时的态度来对待语言和哲学。形而上学被分析哲学送上了断头台。分析哲学家永远为搞不明白自己究竟研究什么而苦恼。“我一辈子研究哲学，最不懂的就是哲学。”我们应该寻求技术方法与玄思幻想的结合，应该对逻辑和生活同等重视。分析哲学的首要信条是要探求一种理想的理论语言。分析哲学家们相信，研究日常语言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哲学的宗旨在于精神的安宁。研究问题是为了消除问题。

参考文献：

刘放桐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

张汝伦编著：《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张雄、王晶雄主编：《新编现代西方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注释】

[1]G.Moore，Principia Ethica，Cambridge，1981，p.vii.

[2]G・Warnock，English Philosophy since 1900，Oxford，1958，p.35

[3]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牛津1953年英德对照版，第7页。

[4]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第7页。

[5]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第59～60页。

[6]弗雷格：《算术的基础》，第60页。

[7]达米特：《弗雷格哲学解释》，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英文版，第370页。

[8]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页，第3・3条。按惯例，以下凡引此书，均在引文后直接标明为T，并注明条目号，如此处为：T，3・3。

[9]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页。按惯例，以下凡引此书，均在引文后直接标明为PI。并注明部分和节号，如此处为：PI，I，§43。

[10]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版，第95页。

[11]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219页。

[12]同上，第92页。

[13]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第99页。

[14]Russell，“The Chinese Morals”，in The Modern Thinker and Author's Review，No.4，1932，pp.105-111.

[15]Russell，A Critical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Leibniz，Cambridge，1900，P.3.

[16]Russell，Logic and Knowledge，George Allen，1956，p.226.

[17]帕斯摩尔：《哲学百年・新近哲学家》，洪汉鼎、陈波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741页。

[18]“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944，pp.341-357.

[19][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20][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21][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22][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23][美]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